材料一：

调查发现，82.55%的高校有报纸；84.29%的高校有广播；46.07%的高校有新闻；71.2%的高校有通讯社；45.9%的高校有电视台；39.62%的高校有新闻类杂志；87.26%的高校有微信公众号；72.25%的高校有微博。可见，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微信公众号发展迅速，跃居第一位。报纸、广播、微博等紧随其后。

对比中国高校传媒联盟2011年发布的《校园媒体发展白皮书》中的数据，传统校因媒体数量均有缩减。其中报纸下降8.95%，广播下降5.91%，电视台下降12.1%，新闲类杂志波动最小，下降0.33%。传统的校园媒体形态中，仅通讯社类校园媒体呈上升趋势，上升1.6%。

相比其他类型的校园媒体，校园电视台需要的技术、资金投入较多，专业性更强，普及率相对偏低。但值得注意的是，调查结果显示，64.57%的校园媒体有独立的视频生产能力，生产的视频类型最主要的三种为文艺娱乐类（74.32%）、新闻类（61.08%）、谈话类（42.16%）。

调查发现，融合型校园媒体大幅增加。在此次调查中，4.19%的校园媒体组织仅有一种媒体形态，其他校园媒体组织均具有一种以上的媒体类型。而在《2011年校园媒体发展白皮书》中，单一类型的校园媒体组织占总数的76.7%。

数据显示，39.92%的校园微信公众号在2013年以前成立，16.53%在2013年成立，2014年到达校园微信公众号成立的高峰期，比例为24.6%；2014年以后，校园微信公众号成立趋势减缓，2015年成立的校园微信公众号为13.91%，2016年仅为5.04%。

移动互联网的大潮汹涌而来，越来越多的传统校园媒体顺势转型，通过开通微信公众号等新的媒体形态寻求长远发展。在已经建立了微信公众号的校园媒体类型中，92.37%的通讯社建立了微信公众号，87.65%的纸媒建立了微信公众号，82.86%的电视台有微信公众号，广播（电台）有78.02%，网站有76.32%。

（摘编自《2016年中国高校校园媒体发展报告》）

材料二：

现在的大学生人手一部手机，几乎是手不离机。绝大部分大学生从新媒体平台中获取最新信息。

校园市场将是一个万亿级的市场，大学生是“下一代消费者”，是未来的消费主力，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布局下一代消费者、保持品牌的持续年轻态。从2013年开始，广告主数量持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量率。2016年，校园广告主数量达95万个，预估2017年会达到120万个，随着消费升级和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子女进入大学，未来进行校园营销的企业将会持续高速增长。

然而，传统媒体并不能高效地满足“企业进校园”的需求。高校新媒体的出现，部分解决了这一困扰，但投放效果需要进一步优化。目前，70%的高校新媒体主要通过软文广告来实现盈利，但当下的高校品牌营销中，软文投放并不能完美地解决企业营销诉求。

（摘编自《2016年中国高校新媒体蓝皮书》）

材料三：

当前一些校媒的“媒体融合”只能算作“多媒体合作”，并没能按各类媒体的传播特点和优势进行深度融合，没有丰富受众的信息获取体验，反而不少受众产生了信息雷同的阅读疲劳感。

（摘编自左军《全媒体时代校园媒体融合发展状况研究》）

材料四：

新媒体相较于传统媒体具有很多优势，如传播速度快、传播成本低、互动性强、用户参与感强等。

材料五：

原创缺失的深层原因

①我国科研原创缺失，在物理、化学，医学等学科，我国现在是且仍将是一个旁观者，尚未进入世界科技进步的先进行列；至今未拿下一块诺贝尔科学奖牌。这是多方面深层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②政府好近功。好人喜功是秦始皇以下历代皇朝的一大政治特色。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大辱，使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和政府正派官员，把目力和功夫绝对地置于当下现实问题的政治解决上。新中国建立后百废待兴的情状及同世界发展进程的巨大差距，激发着国家领导者一天等于20年的“大跃进”情怀和必在若干年内赶超欧美的雄心。即便到了上世纪80年代，“大跃进”遗风还依旧难散。强烈的“政绩”观念，又令一些届别和层级的政府．把功夫用在目下的“数字政绩”上。在依然是政府主导型的科研体制下，政府好近功对科技进步的历史局限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它不愿意或舍不得在基础研究这个不能立竿见影的事业上下大本钱；另—方面，它也势必要求科技界在短期内“快出成果，出大成果”。科学技术和学术事业，是长期累积方有创新和突破的事业，政府如果没有起码的支持强度和足够的支持时间，原创性、突破性的大成果又从何而来呢?

③国人官瘾重。学而优则仕，猎官摸金，这在俺中国真可谓“刻骨铭心”。陈独秀写道；“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销，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这种陈腐观念和现存“官本位”制度之疾的结合，使得科技人员竞相谋官，能有多少大创造和真学问呢?官有官道，学有学路。爱因斯坦说得好：“企图兼有智慧和权力，极少能获得成功。”

④梁启超皇皇巨著，是他远离官场潜心著述的结果。梁氏深察旧中国官场“做官实易损人格，易习懒惰与巧滑”，“很容易堕落”，“现在政界万万不可多与为缘”。劝诫子女们莫做官，只做学问。梁家走出了梁恩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位国家级院士，这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文化事件，发人深省。

⑤体制积弊多。从科学技术体制看，影响科研创新的主要弊端有三方面。在立项选题上，“长官意志”过重偏浓，自由自主选题立项得不到应有的价值重视和有规制依据的经费支持，使得跟踪、追风、低水准重复研究层出不穷。在□□□□上，有限的科技资源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上的配置极不合理，忽视基础研究的历史倾向长期得不到实质性改进。在□□□□上，我国科研“量化”管理大受青睐并大行其道后，鉴定、评价和奖励标准重数量轻质量之流弊，鼓励了短平快成果的成批生产，扼制了原创性、独创性成果的孕育和生发。

⑥社会缺宽容。科学往往是极少数人推翻所有人的观念才能前进。科学的创新过程，就是一个理性的否定、创造性的破坏和历史性的超越之过程。投有怀疑、批判、解构精神，没有超常、超凡、超我，超群、超前的卓识和胆略，就不会有原创性、独创性的科研成果。科学、学术事业的发展，需要政治的、社会的理性宽容。坚决排斥那种蛮不讲理的所谓“大批判”和政治性的裁决。爱因斯坦认为，追求真理和科学知识，应当被任何政府认为神圣不可侵犯；——，尊重追求真理和科学知识的人的自由，应该作为整个社会的最高利益。学术活动及其成果应当得到法律认可和保护。应努力创议“我不问意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坚持自己思想之权利”这样一个社会宽容环境。

潘光旦：寂寞鸿儒，强国优种

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开了一门课《中国历史研究法》，学期末，潘光旦向老师交了一篇读书报告，梁启超看后，写了这样一段批语：“善为精密观察，持此法以治百学，蔑（没有）不济（成功）矣。”

这篇报告就是22岁的潘光旦写的《冯小青考》，今天这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经典著作。冯小青是明代才女，但却红颜薄命，她的死因后人众说纷纭。潘光旦借助西方性科学的原理，对冯的死因作了分析，得出了冯小青是死于她病态的“自恋”。这在对“性”讳莫如深的中国社会里，可谓惊世骇俗。《冯小青考》是潘光旦借助近现代科学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剖析的一次实践，也是近现代国人对这个古老民族人性深处最初的科学探索和思考。

或许是为这个民族前途的忧虑，也或许是个人遭遇的感慨，潘光旦在美国选择了生物学、遗传学，并专攻了从生物进化论和遗传学推演出来的优生学，他同时广泛涉猎心理学、文学、哲学等领域。

在潘光旦看来，优生学是研究人类品性的遗传与文化选择的利弊的，以求达到比较优良的人类繁殖方法，可以谋人类之进步。

1926年潘光旦回到上海开始了教书，他在国内创设了优生学课程，主编了《优生月刊》。教书之外，他关注着社会，为中国找寻出路。他认为中国民族在根本上有大危险，中国不缺人，缺的是心理健全、身体健康、资质聪颖的社会分子。一个民族要想富强就要优生，不是数量多少的问题，而是质量高低的问题。他认为，生育孩子不仅是一个家族的使命，更是社会的安危所系。

深厚的文化根底，使他的思想超越了一般的社会学范畴，而且洋溢着重人道的社会理想。他撰写了大量的著作，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典范之作。他通过家族的兴衰，揭示遗传和环境对造成人的优良品性的重要。他通过对美国、西班牙、古罗马和中华民族的历史比较研究，探寻一个民族兴盛衰亡的缘由。更重要的是他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揭示了造成国人特性中所体现出的“私、愚、病、贫、乱”的民族病态的根源，指出要想民族振兴，民族卫生、民族健康和优生优育是最重要的出路。

潘光旦从优生学的理论出发，对中国国民性进行了深入透彻的解析——“中国民族有许多弱点，其中最叫人失望的是利己心的畸形发展和利他心的薄弱。”

他在学术上有一种很博大的气魄，他不愿意人们称中国为“老大之中国”，他说：“如果‘老’字指的是历史、文化、语言文字，那还可以，假若是指民族，我就不敢苟同了。”他的心中同样有着一个少年中国，只是这个少年中国发育还不很健全！

可以说潘光旦是在近百年中国里，最早在科学的基础上提出“优生优育”的学者。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的欺辱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忧患，有识之士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救国保种的道路。潘光旦先生逝世20周年时，费孝通曾说潘先生一生的学术，最基本的目的是“强国优种”，从德智体三个方面开展研究，希望能提高中国人的根本素质。

潘光旦主张教育应当培养出“士”的情志，平时牢守“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危难中体现“见危授命”、“士可杀不可辱”的志节。针对我们民族的弱点，潘先生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生育节制，生得优，而且都留得住；增益民族身心品性中刚劲的成分等。

潘光旦认为解决问题的基本途径不在政治、经济、社会的种种安排，而在教育。我们“毕竟是中国人，将来是要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事的。读洋书与去国外，只是为达此目的而进行的一个手段”。他主张大力提倡通才教育，革除把科学偶像化的教育，重新认识科学的真正性能：存疑而不武断，宽容而不排斥，通达而不蔽锢。此外，潘光旦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人文学科必须东山再起”的观点。

潘光旦是学行合一的一代鸿儒，他不仅读书和做学问，而且还要使自己的学问和行动能够直接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有益于社会。

（节选自《中国那些范儿》，有删改）

①卢沟桥烽火燃起，作为教务长的他来到校园，日本兵还没到，却看见同胞在翻箱倒柜搬拿东西，一片狼藉，如同自毁巢穴，他悲从中来，放声痛哭。（引自潘光旦《图南日记》）。

②拿学术沽名钓誉的出风头的那些学者不寂寞，我说真实的学者是寂寞的，因为知音者稀。你看潘先生生前，有多少人能够了解他呢？他生前寂寞极了。（邓锐龄访谈录）

儒道互补---国学之根基

韩秉方

儒家学说主阳刚，强调入世干政；道家学说主阴柔，强调出世无为，以柔克刚。这两者一阴一阳，一柔一刚，似乎是对立的，其实是互补的，“一阴一阳之谓道”！而且，据记载，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曾西行入周向道家祖师老子请教问礼。两家还都共同尊奉众经之源《易经》为经典。

儒、道两家主张虽多有不同，各有偏重，但在力主“和”与“和潜”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儒家讲“和合”、“保合”，“中和”，“太和”、孔子讲“合而不同”。道家也讲“致中和，守静笃”“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则生万物等等，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虽多尊奉儒家为“正统”，但在经过大动乱和改朝换代、新王朝奠立以后，其开国之君大都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采纳道家“无为而治”的办法，遵从“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道家治国理政之教导。如经过战争动乱后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在相长的一段时间里，就一直遵循“黄老之道”，行“南面之术”，与民休息，很快就达到了社会安定、经济恢复的目的，因而出现了“文景之治”。此后，在隋末战乱后建立起来的唐朝，又遵法李氏祖先老子之道，有了著名的“贞观之治”，开创了盛唐伟业。

儒学、道学不仅是治国平天下之道，更是历代的士人哲学思想和人生智慧之源泉。众所周知，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人生轨迹大都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即：士子们若能“学而优则仕”谋得一官半职，则入仕干政，以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实现其“致君尧舜上”的理想，为天下人谋福祉。一旦仕途失意，或进身无门，则往往到道家那里找安慰，回归自然，即走上所谓的“独善其身”之路。前者典型是痴心于“致君尧舜上”的”诗圣”杜甫，而后者当属“诗成笑傲凌沧洲”的“诗仙”李白。回顾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沧桑历史，到处都可寻觅到这两种类型的影子。

而且，儒家学说和道家思想都是开放性的，不是封闭的思想体系，它们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汉代，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起初，确曾因我国囿于“夷夏之辨”一度显得孑立。但经过一番与儒、道的碰撞、辩驳、演变、磨合，外来的佛教渐渐中国化，到了隋唐，就逐渐实现了儒、道与佛的融和，三教合一，共同形成了中国恢宏独特的传统文化。这也是世界各国思想历史上未有先例的一大“典型”。之所以能达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儒家学说和道家思想这两个中华原创文化，具有博大的包容性，是坚强的“胃”，能把域外文化，如佛教，消化吸为中国化的佛教。所以，史学大师陈寅恪早就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是“道家的真精种，新儒家的旧途径”。故此，我们认为“国学”的根基是儒道互补，缺一不可，而那种把“国学”只看做孔孟创立的儒家学说一家独踞的认识，是有重大偏颇的。缺了老子创立的道家思想的补充，儒家难撑国学这台戏，儒、道两家，还要加上佛教三足鼎立才能站稳立牢。

 (节选自《读书)，有删改)

①2017年5月10日，首个“中国品牌日”的到来引起广泛关注。国家层面设立“中国品牌日”，宣示着一个“质造”和“智造”时代的来临，这不只是仪式，更是一种使命。从外部环境看，我们正站在一个生死攸关的路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低成本取胜已难以为继，以质取胜是必由之路。

②这是一个尴尬的现实——全球5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其中自有品牌在世界100强品牌当中却只有一个。尽管近年来，阿里巴巴、华为等一大批中国品牌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经济新模式、新动能的生动注脚，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依然存在巨大差距，国际知名品牌少，品牌影响力弱，品牌话语权小，品牌总体形象欠佳。

（摘编自《担起建设品牌强国使命》）

①一个小小的马桶盖，备受热议，与其说触及了“中国智造”痛点，毋宁说触碰了中国品牌的“弱点”。那些卖断货的日本马桶盖，实际上不少产自中国，销往日本，又被中国游客买过来。

②媒体曾披露了一个案例，杭州一名居民在日本大阪购得一个马桶盖，发现产地竟为杭州下沙，感叹“兜了一大圈，买到的居然还是自家门前生产的东西”。

③很多时候，国货不是质量不行，而是知名度不够；不是价格高昂，而是没有形成与品质相匹配的品牌效应。稍微上点年纪的中国人都会记得，中国品牌有过一段群星灿烂的历史。从熊猫彩电、燕舞录音机、雪花冰箱，到双星球鞋、海鸥照相机，再到英雄钢笔、乐凯胶卷、龙虎牌清凉油，国产品牌装点着那个年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国品牌曾经有过的辉煌，足以说明民族工业有基础也有实力，中国制造有市场也有潜力。

④也要看到，在今天的世界市场上，叫得响、立得住的中国品牌还不够多，从“连圆珠笔头上的笔芯钢珠，我们都生产不了”，到中国游客在海外被称为“会走路的钱包”……一幕幕场景逼迫人们思考：如何才能打造更多树得起的中国品牌？其实，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给出答案：“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此次《行动计划》从实施层面加以推进。没有品质，就形成不了品牌；不增品种，就难以满足消费者所需。

（摘编自王石川《中国品牌当能纵横四海》）

①中国的消费市场升级，可能会孕育出一批高品质的本土品牌甚至是伟大品牌。只是大部分人可能都没想到，这个故事会发展得这么快。一项大型调查显示，从果汁、化妆品到牙刷，被国际大牌拿走的市场份额，正慢慢被本土品牌拿回来。中国城市快速消费品市场去年増长3%，但本土企业销售额增幅超过8%，相比之下，外国品牌只增加1.5%.

②有观察家分析，中国企业在新一轮市场竞争中的最大优势是“察言观色”：及时捕捉个性化消费时代变动不居的需求，准确把握国际流行后适当加入中国元素逆向设计，面对喜好的变化可以更快掉头。而一些跨国公司发展乏力，正是由于决策与市场的分离造成了信息传递的“竖井”。同时，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削弱了国际大牌在大型百货店、超市、免税店的渠道优势，为国产品牌的崛起提供了另一个支点。更懂消费者的产品设计、更轻便的营销模式，让国产品牌在市场升级的过程中获得了弯道超车的机会。

③事实上，随着中国消费市场逐渐进入品质时代，打造一批优秀甚至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并非遥不可及的事情。不久前，老牌化妆品牌百雀羚成为有美妆研发“诺贝尔”平台之称的国际化妆品化学家联合会（IFSCC）首家中国金牌会员，几乎同时，它的一次互联网传播，也惊艳了年轻人和营销界。

（摘编自何鼎鼎《读懂品牌消长背后的观念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