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甘于平庸的精神和魅力

——冯其庸的文化和学术人生

姚晓丹

“昔日之我即今日之我也，昔日之牧童耕夫，今日之学界野马微尘，皆一也。”冯其庸曾经这样自况。这个豁达从容、不知“老之将至”的人，从不向命运低头，一生颠簸辗转，而这一次终于没能抵过时间的催促，飘然而去白云之外，留下说不尽的书生意气。

很难用学界的单一范畴去定义这位老书生。文学家，红学家，书法家，画家，戏曲学家，考古学家？冯老自称“其庸”，然而他的学术涉猎，已然大大超出常人的范围，实在“不庸”。他致力于文化和学术的一生，留给世人的也是永不甘于平庸的精神和魅力。

书破万卷 路行万里

叶君远是1979年冯其庸带的第一批3位研究生之一，师徒交往38年。他还曾写过《冯其庸传》，为先生整理年谱。“冯先生一生是为了学术而生的，他非常勤奋，在读书、教学的时候，他所在宿舍的灯总是全校最晚熄灭的。先生写文章有个习惯，总是在文末写上完稿时间，于是，我们在翻阅他的文集的时候，可以看到他每每深夜才搁笔。他一生的巨大成就和他过人的勤奋是分不开的。”

在学术研究上，冯其庸讲究实地考察和书本相互印证。书破万卷，路行万里。“冯先生在读《史记》的时候，对项羽乌江自刎的情节存疑，于是他几次去安徽定远、乌江实地考察，写出了《项羽不死于乌江考》。读《三藏法师传》的时候，先生对玄奘归国的路径存疑，于是他76岁再登高原，成功找到玄奘取经东归的入境处。他是这么做的，也是这么告诫学生的。”叶君远说。

至情至性 方正不阿

在对待学术方面，冯其庸至情至性，方正不阿。叶君远回忆：“他编辑《历代文选》的时候，有一些助手做注释工作。一位年轻的助手由于感情生活起了波澜，注释有些草率。冯先生审校之后马上把他叫到办公室批评教育，帮助他改正问题。对于领导干部，他也没有网开一面。曾经有一位领导想要报评副教授，冯先生作为系主任，他的签字至关重要，然而，冯先生就是不签。后来人事部门领导亲自和他谈话，劝他宽限，他无奈之下签了字，却马上补签一句‘我不同意’。”

对于学界后辈，他关怀备至，尤其是来自贫寒家庭的学子。

著名作家二月河，以前曾是红学爱好者，他早年寄给冯其庸一篇自己的红学论文。冯先生回信说：“你文笔好，试着写写历史小说。”二月河受到鼓励，写出了《康熙大帝》，并第一时间寄给冯其庸先生。“冯其庸先生连夜看了这部小说，读完后连声赞赏，并帮助二月河联系出版社出版小说。”叶君远说，“知名工笔画家谭凤嬛、雕塑家纪峰等，都出自冯先生门下，受冯先生教益。”

国学知音 后辈知音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设立国学院。冯其庸受聘成为首任院长，首先为国学院设计了最基本的规范。“国学院的课程体系来自冯先生的建议，在此之前，学校多次邀请专家研讨，一直莫衷一是。原因很简单，专家自己就没有受过国学教育，完全没有经验。现在看冯先生的课程设置，其实是他当年在无锡国专经历的活用，‘国学概论’‘文字学’‘文学史’‘中国文化史’‘版本目录学’‘中国哲学史’等课程很多都出现在国学院的课程之中。冯先生当初倡导三个办学特色，至今都在国学院施行，一是导师制，加强师生的联系；二是游学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培养扎实学风；三是办国学论坛，领略大师风采，博采众家之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说。

他提出了“大国学”的概念，国学院成立后，他和季羡林先生一同建言，倡议建立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事中国西部文化历史语言民俗艺术方面的研究，以应国家不时之需”。

冯其庸曾赠给友人一首诗，讲他和《红楼梦》的缘分：“红楼奥义隐千寻，妙笔搜求意更深。地下欲请曹梦阮，平生可许是知音。”但是他的学生认为，红楼知音显然不能概括他的学术成就。“他还是国学的知音人、后辈的知音人、学术的知音人。”叶君远说。

（选自《光明日报》（_________）年01月23日 05版），有删改）

（相关链接）

“冯其庸先生以文人意趣名世，通书画以涵养学术，兼文史而心性双修。其书法逸笔草草、气韵幽远；其画卷师法古人、洗尽铅华；其学术结集《瓜饭楼丛稿》三十五卷册，以红学、西域学独领风骚，亦因所涉浩瀚而令人钦叹；其平生书破万卷，路行万里，追随玄奘，十上天山。近年来冯其庸先生倡导国学，弘扬传统，身体力行，垂范后人。”

——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

A．冯其庸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阅读书籍时对玄奘归国路径心存怀疑，于是重走故地，终于找到玄奘取经东归的入境处，成功推翻了书本的说法。

B．冯其庸审校助手的注释稿件后，发现助手注释草率就立刻把助手批评教育一番。这从侧面反映了冯其庸对年轻人、对感情生活的态度。

C．冯其庸曾用一首诗来讲述他和《红楼梦》的缘分，但他的学生认为，他不是红学知音，而是国学知音、后辈知音、学术知音。

D．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设立之初，由于许多专家没有受过国学教育，完全没有经验，因此课程体系设置就根据冯其庸先生的意见来完成。

大城市比中小城镇更有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首先，大城市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更低。大城市的经济活动和公共服务成本会因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摊薄，聚集在大城市中的个人、企事业单位都将因相互之间的协调而从中受益。其次，相比中小城镇，大城市土地利用率更高。根据住建部数据，从整体来看，2017年我国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人均占地面积依次递减，分别为130平方米、125平方米、118平方米、113平方米、99平方米。再次，大城市控制污染的能力更强。在创造相同GDP的条件下，大城市污染物排放量远低于中小城镇。而且，由于规模经济效应，大城市降低单位污染的成本也远低于中小城镇。最后，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和超大城市能为外来人口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由于大城市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依托，它们远比中小城镇更能为农村转移人口提供就业机会。

（摘编自潘家林《大城市的聚集效应与规模效应》，《城市发展论坛》2019年1期）

图表1：北京、上海、首尔、东京四城市中心城区出行情况比较

图表2：全球部分都市人口总数及人口密度比较

（摘编自熊柴等《大城市病主因是人口分布失衡》，《财经》2017年2月）

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的发展本应服务于人的需要，但是许多城市却偏离了人本轨道，一味追求经济总量的增加，引发了严重的“城市病”。

城市化不是楼宇化，而是家园化。但是，一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却只重表面工程，认为修建高楼大厦就是城市化，违背了城市建设与人类发展的规律,使得许多城市出现了“千城一面”的情况。城市的功能化不是产业化。城市的功能包含生产方面的功能，即人们通常理解的产业规模化，但产业发展不是城市唯一的功能。城市是人、境、业的综合体，产城一体，人城和谐，才是城市发展的归宿。不应该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生产产品的机器，城市应是人类成果融合发展的一个有机体。

（摘编自李后强等《以人为中心：城市发展的永续动力》，中国社会科2019年3月19日）

“大城市病”并不是我国所特有的，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种普遍现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东京“城市病”最为严重的时期，人口和劳动力的过度集中导致了地价上涨、环境恶化、生活成本增加等问题。为此，东京政府通过制定东京圈基本规划、实施《工业控制法》等举措，让大批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和一些重化工业相继迁往郊区、中小城市甚至海外，而聚集更多以研究开发型工业、都市型工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工业。这一方面增加了地区生产总值，另一方面也大大降低了东京的人口总量。另外，为减轻办公和商业活动对市中心的压力，平衡城市土地利用强度，东京还分步骤分阶段实施副中心战略，让副中心和中心城区共同承担起东京的城市功能，逐步形成了多中心多圈层的城市格局。在建设副中心的同时，东京也很重视交通网络体系的建设，修建一条环市中心铁路和众多呈放射状、向近郊或邻近城市延伸的轻轨线，将各副中心串联起来，并在线路末端发展新的中小城市和工业中心。

（摘编自南丽江《应对“大城市病”国外有妙招》，《中华建筑报》2018年4月22日）

一封没有地址的来信

这里是中部山区的一座村庄，山是大山，村是穷村。

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对于蒋晓梅来说，喜悦和愁苦几乎同时挂在她那弯弯的眉梢上。

虽然对于蒋瘸子家的丫头考上大学早有预料，但这一天真的来了，那些七老八十的留守老人还是异常兴奋，他们把蒋瘸子家那又矮又黑的小屋挤得水泄不通，但立即，哀叹声也塞满了屋子。这高昂的学费，对于这个贫困户家庭来说无异于一笔巨款，人们至今还想不明白，为什么蒋瘸子一个人死撑硬顶愣是要女儿读书，还非得送进大学不可，在这个穷山村里，不要说一个丫头，就是男孩，也没几个读完初中的，人们都说蒋瘸子中了邪了……

送走了乡亲，蒋晓梅对父亲说:“爹，我们老师说，现在大学有绿色通道，先入学，学费可以通过助学贷款啥的慢慢解决……”

蒋瘸子猛吸一口土烟，点点头，没吭声。

“爹，我今天……可不可以问你，你到底为啥这样苦巴巴地供我念书？”蒋晓梅怯生生地小声问父亲，因为以前她只要一问这个，父亲就瞪眼，甚至还打过她。

这次蒋瘸子没有瞪眼，更没有打骂女儿，而是转身从床下拖出一个破旧的木箱子，然后从里面抠出一个塑料皮包裹的布袋子，解开布袋子，里面是一张发黄的纸条。蒋晓梅接过纸条，发现上面有几行字。

“丫头，你念给我听听。”蒋瘸子郑重地坐直腰板，像一个听话的小学生。

蒋晓梅仔细辨认着有些模糊的字迹，念道:“缺衣少食只是一时的贫穷，没有文化，将永远难以摆脱贫困，希望穿上这件衣服的小朋友一定要读书，好好读书直到上大学，如果今后孩子上学有困难，请和我们联系，我们将全力帮助你！绝不食言！联系地址:海光市文昌路建德巷九号，电话: 13857128……”蒋晓梅念完一头雾水，问“爹，这是哪儿来的？”

蒋瘸子说:“丫头，还记得十年前，咱们这里遭过雪灾吗？全国各地给咱捐钱捐物……那天，我去乡里领救灾衣物，看见那件小孩穿的红色羽绒服，就给你领回来了，这张纸条统是在那件羽绒服的口袋里找到的，我问村里会计写的啥，他当时念给我听，我……不知道为啥，当时就觉得这城里的好心人说得在理，就……”

蒋晓梅问:“你联系过人家？”

蒋瘸子摇头:“以前从来没有！"

蒋晓梅心头一颤:“爹，那……你留着这个啥意思？”

“我留着它，是在快支撑不住的时候，就偷偷拿出来看看，虽然你爹一个字不认识，但这上面说的话，我都记在心里……”停了停，蒋瘸子说，“但是，今天在镇上，我打了那个电话……”

“爹，你想问人家要钱？”

“不，我是想告诉好心人，我女儿没有像村里的其他女孩那样早早地就嫁人了，我女儿考上大学了！我要谢他……”

蒋晓梅问:“人家怎么说？”

蒋瘸子摇摇头:“电话打不通，说是空号……我想，可能是人家换号码了，但是不还有地址吗？你给人家写封信啊，告诉他，没有十年前的那张纸条，就没有你的今天……”

当胡美娟打开那封由原住地街道辗转而来的信，惊愕不已，她把那张复印的纸条给老伴儿看，老伴儿也惊愕地说:“老婆子，真没想到啊！人家不仅把咱写的纸条保留到现在，还真的兑现我们的期望，人家孩子考上大学了，肯定需要帮助啊！”可是老两口反复看信，里面除了说些感谢的话，没有半个字提到钱或者帮助，更为奇怪的是，寄信地址栏写着 “地址内详"，可是里面却没有留下地址，信的末尾落款是:一个即将上大学的山里女孩。

胡美娟说:“老头子，这是怎么回事啊？”

老伴儿说:“还不明白吗？人家十年后才跟咱联系，并且不提资助的事，不留地址，就是告诉咱，他们接受了我们的嘱托， 并且兑现了……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这是多么自尊倔强的女孩儿啊！”

“我刚才上网查了一下，当年发生雪灾的地区，至今还是国家精准扶贫的特困区，你想想，把一个女孩一步步送进重点大学，该付出多少艰辛！”胡美娟越说越激动，“老头子，我们立即动身，去找那个家，也兑现我们十年前的许诺。”

“对，就算她不告诉我们地址，也不说是哪所大学；就算找不到那个穿羽绒服的孩子，就算找不到保留这张纸条的家庭，我们也要去兑现承诺，因为，那里还有许多渴望帮助的孩子和家庭……”

不容否认，文化哲学已成为人类的一门“显学”。这与人类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在传统农业社会，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相对有限，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一个比较和谐的状态，哲学所思考的问题主要基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展开。但是随着人类征服自然的水平的提高，文化世界越来越取代自然世界成为人类生活的基本环境。人与文化的矛盾关系逐渐成为人类日常生活无法回避的课题。

文化哲学是关于人类文化现象的哲学思考，是对人类文化的总体性把握，它应回答的问题包括什么是文化、文化与自然的关系、文化与人的关系、文化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等等。学界一般认为，文化哲学兴起的标志是新康德主义。哲学所要面对的主要不是“已然”世界的问题，而是“未然”或者是“应然”世界的问题。“事实”的世界是科学要关注的对象，“价值”的世界才是哲学最需要关注的对象。例如在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看来，“哲学只有作为普遍有效的价值的科学才能继续存在”。在新康德主义思想家那里，核心价值诉求就在于从人类日新月异的文化世界中，确立人的价值的应有位置，切勿使人性消弭于喧嚣的文化世界中。德国哲学家西美尔明确指出：“只有人才是文化的真正对象。”因此，文化在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完善”。

人所以要反思文化，皆因为文化在其发展中，除了对人的肯定性价值外，还包含着对人的否定性因素。而文化的二重性说到底又是根源于人是灵与肉的二重性，及人类自我意识的内在矛盾。具体说来，人作为一种能动的存在，是通过自我意识的对象化来确证自身的，文化就是人类自我意识对象化的结果，通过文化，人确证了自己的本质存在。然而某种文化模式、文化规范一经形成，人类本质的各种丰富性潜能就有可能被规定于一种既定的文化形式中，从而形成了对人的丰富本质的否定。寻求永恒的超越意识，这是人的本性。因此，人类面对文化的否定性质，必然要诉诸一种抗争，而这种抗争首先应以对文化二重性的充分、全面的认识为前提。认识到了现实文化发展的这种双重本性，我们就能在实践中对于文化现实自觉投射一种反思与批判意识，在人类的成就与自信中清醒地看到存在的问题和危机，以使人类的文化实践减少盲目性，增加行为的自觉性。

人作为一种主体性存在，其文化创造不应是一种盲目的操作，一种现实文化实践要想成为自觉的文化而非随意的文化，就必须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加以反思；而一种哲学要想具有引领现实的力量而非虚幻的寄托，就必须进行文化的参与。

(摘选自邹广文《文化哲学及其构建》，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