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浙沪两地的选考模式中，三门选考科目考生有两次考试机会，再加上外语，共计四门，最大程度地降低了传统高考“一考定终生”的风险。最初，高考改革的最重要目标就是改变“一考定终生”的传统，让真正有才华、有特色的学生都能进入理想的大学。现在看来，新高考在这些方面做出的努力已经获得了大家的广泛认可。

尽管浙沪两地的新高考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新高考实施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让人质疑的便是被各方看好的“走班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师资水平、管理能力等多方面的局限无法得到有效的落实。

“走班制”是指学科教室和教师固定，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水平和兴趣愿望选择适合自身发展层次的班级上课。不同层次的班级，其教学内容和程度要求不同，作业和考试的难度也不同。这一教学方式既能因材施教，又能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在国外许多知名私立中学被广泛采用。

但在具体的学校工作中，“走班制”却遇到了很多困难。从目前许多学校的实际情况看，根本没有足够的师资来开设所有的组合课程。上海的6选3模式有20种排列组合，而浙江的7选3模式更是达到了35种组合，但大部分学校能提供的课程组合模式仅有7到8种，条件差些的学校甚至更少。

与“走班制”相配套的选考制度在落实过程中同样与预期出现了偏差。

选考制度在设计时的主要出发点是希望学生的兴趣、学科特长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你擅长什么，你对什么感兴趣你就选考哪门科目。听起来很完美，但要知道，在中国许多家长的眼里，“喜欢不能当饭吃”。据调查，物理这门学科在浙沪新高考中就被许多同学“无情抛弃”了。由于很多学生觉得物理学科很难，在与其他考生竞争时会处于劣势而影响高考成绩，最终选择放弃物理。“作为自然学科的基础，物理教育的缺失将直接影响到基础教育和大学教育，不利于考生个人的成长和国家的人才培养。”洪文强调。

新高考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分担单次高考的压力，切实减轻学生负担。中大教育考试教研中心负责人陈学崇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学校的具体教学和学生的表现看，高考的压力的确是被分担了，但是学生的负担却反而加重了。

他表示，减负也好、选考也好，新高考的方向就是要让学生有更多自主选择的权利，真正掌握自己的未来。但高中生要真正独立思考、规划自己的人生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节选自《科技日报》，有删减)

材料二:

“新高考”之下，学生的高考成绩由“两依据一参考”构成:“两依据”指统考和学业水平考试;“一参考”即综合素质评价。

今年浙江考生迎来全新的“3+3"高考模式:必考科目语数外3科统考，外语一年可考两次，自选3科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计入总成绩，学业水平考试可一年两考。

(节选自《新华社·网易教育》)

分享经济的诞生，源于社会资源的过剩。

从工业革命时代开始，所谓的“发展”即生产效率提高、投资不断加大，从而带来产量的增加。这样的“发展”基于一个基本假设，那就是，社会物资是短缺的。时至今日，工厂里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东西。直到某一天，我们发现生产出的东西已经远远大于我们的需要，我们把已经存在的东西重新分配。

此时，物品的“拥有权”和“使用权”可以分离，拥有一件物品的人和使用这件物品的人可以不是同一个人。这样物资就可以得到更加合理的分配，从而成为一种商业模式：拥有多余物资的人们，可以把物资的使用权让渡给不拥有物资的人，作为回报，后者给予前者一定的报酬，而提供这个服务的平台，也可以从报酬中抽取一定比例的佣金。

分享经济由此产生。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成熟和迅速普及，分享经济的创业者们，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细分领域的平台，供物资的所有者发布和分享，帮助有需要的人找到物资。不经意间，我们衣食住行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分享经济的身影。分享经济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消费方式，在许多领域，也都出现了不同的模式。

那么，分享经济究竟改变了什么呢？

首先，它改变了供给端。分享经济让产品的供给方从机构变成了个人。比如，原来人们出去旅行，只能住酒店集团提供的酒店，而分享经济让个人房主也可以提供相当于酒店的服务。原来人们只能坐出租车公司提供的车子，现在则还能坐个人开的私家车。分享经济极大地提升了产品的丰富度和个性化水平。人们旅行的时候可以住各种风格的房子，人们出行的时候可以坐各种不同的车型，遇见各种性格的司机。如今人们个性化的诉求越来越高，分享经济正好可以满足这一点。

其次，它让个人崛起。分享经济降低了个人“微创业”的门槛，让人们可以更简单地实现“微创业”——利用业余时间，做个小房主，做个专车司机，都是简单方便的“微创业”。用户对个性化的需求，让作为供给端的个人，能够有空间发展自己的个性。比如，加入网络商店平台的手工艺者，可以把自己的个性作品售卖给匹配的人。伴随着“微创业”的门槛降低和个性化被鼓励，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人们的内在动力被激发，而每个人能力的激发将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更大推动力。

最后，它让社会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分配。分享经济让资源被更加合理地分配给需要的人。这对于我们所生存的自然环境，是极大的保护。据统计，每多一辆被充分利用的Uber车辆，就可以从路上去掉8辆车子。这就意味着更少的拥堵、更少的雾霾和更少的能源消耗。

（摘编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重新定义分享》）

金庸小说从文化角度构建了中国的民族国家形象，建立了一个磅礴宏伟的“文化中国”，从而赢得了不同政治立场、不同价值观念的大多数读者的喜爱。这是金庸小说的决定性魅力。

金庸小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是在两个向度上同时进行的。一个是从大处着眼，展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综合性、融会性;再一个是从小处入手，展示中华文化的奇妙性、精巧性和艺术性。从大的方面来说，金庸小说涉及儒家、墨家、道家、佛家等中文化思想层面，组成了一部“三教九流”众声喧哗的文化文响乐。同时，他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描写了中国东西南北不同地域各具特色、神采各异的文化风貌，并且写出了不同朝代、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起伏演变，从而构成了一幅动态的、立体的中国文化长篇画卷。

在金庸的前期作品中，儒家思想和墨家思想明显占据显要的甚至主导的地位:《书剑恩仇录》和《碧血剑》都对主人公为民请命、为民锄奸的正义行为持赞赏笔调，《射雕英雄传》更是把郭靖所代表的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儒墨精神褒扬到了极致。在金庸的中期作品中，道家思想、游仙思想开始令人注目:《神雕侠侣》可以看作从前期进入中期的一座分水岭，这部作品既有郭请掷地有声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之举，又有杨过蔑视宗法礼教、为个人爱情不惜与整个武林为敌之举以及做出独剑漂游四方之行。在金庸的后期作品中，佛家思想的气息愈来愈浓，在《连城诀)》和《侠客行》中，是非善恶已经开始变得扑朔迷离、标准难立，狄云和石破天究竟应该如知何做人，可以说自始至终也没有找到答案。

金庸的作品涉及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化分区，从《雪山飞狐》中的雪山极顶到《天龙八部》中的苍山河海，从《书剑恩仇录》中的新疆雪莲到《笑做江湖》中的福建山歌……经常在一些大部头的作品中带领读者进行全方位的中国文化旅游。金庸不仅描绘出了各地不同的景物、风俗，更写出了各地文化本质上的区别，使读者鲜明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板块构成”。例如郭靖成长于蒙古大漠，黄蓉成长于东南海岛，萧峰成长于中原武林，韦小宝成长于扬州妓院……这些人物身上的个性都与他们的“水土”密不可分。

金庸笔下的中国文化，在时间轴上也是富有变化的。同是儒家思想，在金庸笔下，宋朝时显得博大刚健，如郭靖与萧峰成为金庸小说中最高大的英雄;到了宋朝以后，则显得气象衰弱、难克重任;到了明末清初，儒家文化更显得酸腐可笑、百无一用，《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自负文武双全，结果一事无成。金庸在表现中国文化时，并非一味弘扬，而是带有鲜明的批判。

金庸小说中这些“大文化”的展现是建立在具体描摹的基础之上的。例如在《天龙八部》中，金庸就通过对一个不知名的灰衣老僧的描写，充分展现了他对“大文化”高超的驾驭能力。灰衣老僧轻而易举地制服了所有的超一流高手，他在给天下英雄论述佛法与武功的关系时说，练武功本是为了提高佛法境界，然而佛法境界达到很高时，却又不屑于练武功了。这种对“大文化”的了解，让金庸在写作时挥洒自知。

上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作品，出于“五四”新文学的美学惯性以及重写历史和歌颂新中国的需要，对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否定多而肯定少，竭力给读者造成一种“开天辟地”的新气象。这样的国民文学使读者心理长期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相比之下，金庸小说所建立的民族国家形象，则从容、厚重，更具长久的稳定性。

(摘编自孔庆东《金庸与国民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