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画像石、泥俑、古墓壁画刻画的形象多是一种粗线条粗轮廓的形象，然而汉代艺术就在这粗轮廓的整体形象的飞扬流动中，表现出力量、运动、气势之美。

在汉代艺术中，力量、运动、气势就是它的本质。在汉代艺术品里，动物形象狂奔乱跑，活泼跳跃，不像唐代那样尽管威武雄壮却静态伫立。人物形象虽然有时形态是静止的，却包含着内在的力量、运动、气势。人物不是以其精神、心灵、个性或内在状态而是以其事迹、行动来表现他存在价值的。一往无前不可阻挡的力量、运动和气势，构成了汉代艺术的美学风格。它与六朝之后安详凝练的静态姿势和内在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正因为是靠动作、情节而不是靠细微的精神面容、声音笑貌来表现对世界的征服，于是粗轮廓的写实、不需要细部的忠实描绘，便构成汉代艺术的“古拙”外貌。汉代艺术形象看起来是那样笨拙古老，但这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力量、运动、气势的美。“古拙”反而是构成这种气势美不可分割的因素。如果没有这种笨拙，也就很难展示出那外在动作姿态的力量、运动、气势感了。过分弯的腰，过分长的袖，过分显示的动作姿态“笨拙”得不合现实比例，却非常合乎展示力量、运动的夸张需要。“气势”与“古拙”在这里浑然一体。

如果拿汉代艺术品与后代艺术品相比较，汉代艺术尽管处在草创阶段，显得幼稚、粗糙、简单和拙笨，但是那种运动、速度的韵律感，那种生动活跃的力量、运动、气势，就愈显优越和高明。汉代艺术那种蓬勃旺盛的生命，那种整体性的力量和气势，是后代艺术所难以企及的。

汉代艺术不懂后代讲求的“以虚当实”、“计白当黑”之类的规律，画面总是塞得满满的，几乎不留空白。然而，它由给人们以后代空灵精致的艺术所不能替代的丰满朴实的意境。它更使人感到饱满和实在。与后代的巧、细、轻相比，它确实显得拙、粗、重。它以简化的轮廓为形象，使粗犷的气势不受束缚而更有非写实的浪漫风味。它因气势与古拙的结合，充满了整体性的力量、运动感而具有浪漫风貌。当时民间艺术与文人艺术尚未分化，汉代艺术呈现出来更多整体性的民族精神。如果说唐代艺术更多表现了中外艺术的交融，那么汉代艺术则突出地呈现着中华本土的传统：那由楚文化而来的天真狂放的浪漫主义，那在满目琳琅的人对世界的行动征服之中的古拙气势的美。

（取材于李泽厚《美的历程》）

街口子

刘丽华

一条街越长，街口子往往越多。一个街口子里面，就像是一个收纳柜，工厂、学校、医院、住宅、菜市场等统统收纳在内。

家门外的街口子有宽有窄。如果是赶路不是散步，大家都是抄近走。没有公交车的年代，看电影赶时间，我们总选择近路，疾走钻进一个街口子，左拐右拐，走出一道口子，就看到醒目的“人民电影院”五个字。上学我们也不走正街，都是进口子，走小道，小学如此，中学如此。上班了，依然一个口子进，一个口子出，在窄窄的小道上，你尽管想点什么，不必担心前方撞上谁，也不用考虑后面被追尾，来来回回很安全。假如那时也兴计步数，一天一万步，足有。

街道两旁大多是口子对口子，便于通风。一到夏夜，口子处都是纳凉的居民，有住附近的人家，早早泼洒一地井水，水迅速被滚烫的地面吸干，不用多少时辰，地面就转凉了。那时，一张竹床，可容纳老老少少一家子；一条板凳，也能落座三口人；还有坐折叠凳，小矮凳的，看哪里凉快，往哪里坐。大家话着家常，摇着蒲扇，互通耳闻目睹的新鲜事，一缕缕桂花香从老远的地方穿街过巷飘来……

食堂旁边的那口老井，井边总有洗不完的东西，每天休息时光，职工或家属提桶抱盆，搓衣洗被，一只吊桶上上下下在井口折腾，“扑通”一声，吊桶下井，拉绳一扬，吊桶在井水里翻个大跟斗，一桶水就满了，再左手一把，右手一把，交替着将一桶水拉上来。打水者一般是壮实的男士，问谁要水？我要，我要，一片回应，喊的喊，笑的笑，男女老少挤挤挨挨，有用搓衣板搓洗的，有在水泥桌上刷洗的，有双脚在盆里踩洗的，有拧被单拧得两人笑岔了气的……形态各异，七嘴八舌，热闹非凡。

街口子处，都是交通要道。口子处的门面走俏，口子那点空地也不会白白空着，那里是刻章、配钥匙、修钟表、补鞋、修伞等匠人谋生的“根据地”。还有小裁缝，也常年在那里支一块案板，放一部缝纫机做衣服，蒸汽熨斗一天到晚都在冒热气。那些来城里卖鸡蛋、包谷的农妇村姑，会事先进百货商店扯上几尺花布，来找这街边的小裁缝缝制。她们不讲究做工，取衣快就好，等卖完了山货余粮，新衣也可取了，随便一试穿，便高高兴兴回家。还有，寒冷的冬日，我们都惦念街口子处那个卖烤红薯的老人，买上一个烤红薯，手暖了，又填饱了肚子。

那时，满街小卖部也很多，孩子们都喜欢帮家里打酱油，因找的零钱就是自己的脚步钱，可买糖果吃，哪怕下雨天，也照打不误。那小小的人儿，撑一把成人的雨伞，穿上一双很夸张的雨靴走出街口子，踩在被雨水打湿的青石板上，脚下发出“吱吱”的声响，来到街对面靠口子的那家小卖部，其情其景，就像丰子恺先生的漫画作品《高柜台》，那不及柜台高的小人儿，店家根本看不到人影，只能听到“打酱油”的叫嚷声，然后从伞下伸出一只抓着酱油瓶的小手，另一只捏着两毛纸币的手尽量往柜台上伸。店家接过瓶子和纸币，问：“打多少钱”，“打一毛钱，剩下的买辣椒糖”。雨停了，小人儿抱着酱油瓶，舔着辣椒糖，心满意足横穿街去，回到原来的街口子，一群小伙伴在玩老鹰捉小鸡，听到一片邀请声，把酱油瓶往墙边一放，扎进小鸡堆，当家里等着酱油炒菜的母亲找来时，小家伙已经玩得昏天黑地了。

县城那条老街，改建成两层店铺的新街后，原来一个个露天的街口子，就变成一个个封顶的街口子，口子两边都设有摊位。不再日晒雨淋的街口子，更适合做小本生意的租用。黄金地段那个街口子有个棉货大妈，口子两旁的摊位都是她的，生意做得好。据说那口子她一签租就是十五年，可她后来把一边摊位让给了一位创业破产、丈夫中风的杨阿姨，每天当杨阿姨要兼顾家里时，大妈就替她打理生意。从此，杨阿姨家的日子越过越顺，大妈也有口热饭吃了，因一到饭点，杨阿姨就给她带饭来……一个街口子，成就了一段小城佳话。

站在一座城市的高楼，俯瞰脚下，你会看到，纵横交错的大街，串起整个城市，成千上万的居民，都容纳在大街小街的口子里。每每经过，我都仿佛看到街口子深处升起的烟火，听见街口子里传出的阵阵笑语欢腾。

（有删改）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文字的国度。早在西周时期，汉字就被列为宫廷初级教育的必修科目。秦始皇统一中国，将“书同文”作为最重要的国策之一。东汉时期，许慎更是在《说文解字·序》中提出了“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论断。汉代还将规范书写足够数量的汉字，作为选官取仕的重要标准。可以说，汉字在人们心目中的这种神圣地位，是它得以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汉字的强大生命力源自它与所记录的汉语的高度适切性。古代汉语以单音词为主，特别先秦两汉更是如此。汉字一字一个音节的特点，正与汉语词汇相适应，从而形成了字词之间清晰的对应关系。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自古以来方言分歧就极为复杂，如采用直接记录语音的拼音文字，必将导致不同方言区文字的分裂，并最终导致文化的分裂。而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正好弥补了拼音文字的弊端，可以在不同方言区之间起到统一的交际作用。

汉字的强大生命力源自它与中华文化的融通性。汉字的表意特点，使它与中华文化的众多元素相互融通。书画同源的事实，决定了早期汉字的写意特征，如甲骨文的“象”字，长着长鼻子和健壮身躯，充满灵动之美。汉字优美的写意性形体，形成了世界上独特的书法艺术，构成了汉字历史上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汉字的强大生命力源自它自身系统的不断调适和完善。一种文字能否长期充当全民的交际工具，关键在于这种文字能否有效满足语言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充满智慧的中国先民们，运用“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理念，将一元化的象形方法转化为二元化的形声机制。这种音义结合的构形方式，使汉字的长期生存成为可能。在书写方面，汉字由早期的整体象形性到小篆再到隶楷，一直朝着方便书写的方向调整，满足了社会发展的需求。特别是计算机问世以来，汉字又通过形码和音码等多重手段，粉碎了“计算机是汉字的掘墓人”的预言。

汉字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几千年来一直支撑着中华文化的发展。汉字不仅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财富，也是世界人民共同的财富。在几千年的发展中，汉字陆续远播于周边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等国家，并逐渐形成了覆盖东亚、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汉字文化圈”。在当代，随着中国实力的日渐提升和中华文化的快速传播，汉字正以其非凡的活力，健步走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摘编自王立军的《汉字——中华文化的独特符号》，有删改）

在杂剧产生以前，正统的诗文一直占据着文坛的统治地位，而宋元时期戏曲小说的逐渐勃兴，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状态。读元明杂剧，既要看到它与我国传统文学艺术的联系，更要注重它的特殊性。

说到联系，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古老的诗歌传统对元明杂剧的深刻影响，它首先是诗的戏剧，是“美文舞蹈的、诗韵兼全的”一种艺术形式。元明杂剧不仅汲取了诗词歌赋的韵律之美、意境之美，还熔铸了诗的灵魂和精神。只要认真读一读《西厢记》《汉宫秋》等杰作中优美的曲词，就不难领略到这一点。如明人何良俊评郑光祖的《倩女 离魂》之〔圣药王〕曲曰：“清丽流便，语人本色；然殊不浓郁，宜不谐于俗耳也。”

然而，元明杂剧毕竟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它的曲词必须与情境、矛盾冲突以及人物形象塑造有机结合起来，甚至必须与表演艺术水乳交融。《元曲选》的编订者臧晋叔谈到：“词本诗而亦取材于诗，大都妙在夺胎而止矣。曲本词而不尽取材焉，如六经语、子史语、二藏语、稗官野乘语，无所不供其采掇，而要归断章取义，雅俗兼收，串合无痕，乃悦人耳。”杂剧展现的是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故须兼收并蓄，雅俗共赏，便是所谓“情词稳称之难”。王国维激赏《窦娥冤》第二折的〔斗虾蟆〕等曲，说：“此一曲直是宾白，令人忘其为曲，元初所谓当行家，大率如此。”王国维是真正读懂读透了元曲，他不仅将其当作戏剧的文学剧本来读，且当成美文来读：“由是观之，则元剧实于新文体中自由使用新言语，在我国文学中，于《楚辞》《内典》外，得此而三。”

王氏在《宋元戏曲考》中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同一著作中，他又指出“元剧最佳之处……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足见王氏的“自然”与“意境”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元杂剧的“自然”与“有意境”又与诗词文赋不同，这就是它总体风格上的恣纵、奔放、朴野、犷悍，即本质上的自然之美，本色之趣。这个特点，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其艺术语言方面。明初无名氏的《贫富兴衰》第一折〔点绛唇〕以下三曲，起手不凡：“四玲云迷，雪花飘坠；长空内，柳絮纷飞，裁剪的鹅毛碎。”将雪景描写与人物内心活动溶成一片，用语精炼，比喻恰切，真可与《水浒传》中“风雪山神庙”的描写相媲美。

“自然”之誉当然包括剧作家深刻敏锐的思想感情，“意境”说也与戏剧情境、人物命运以及矛盾冲突相联系，语言文字自然是情感与思想自然的外化，而深层的东西当然是思想感情和内容。

(摘编自王星琦《元明杂剧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