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安羊杂碎汤

李佩红

从这里搬到那里，人老了，食物不老。

羊杂碎汤仍然是老味道。老安羊杂碎汤在焉耆卖了几十年。

从前，焉耆没有羊杂碎汤，这种小吃是100多年前回族人从口里带来的。假如时间向后倒退100多年，你能看到荒凉的河西走廊，一群一群从陕西、山西、河州、湟水落荒而逃的回族人，他们心里面揣着对故土的思恋和忧伤，扶老携幼、神色仓皇、衣衫褴褛，凄凉而又孤独，走在被无数人踩踏出来的砾石路上。向着西方，顶着风沙，一直走，一直走，进新疆， 过迪化，翻二沟，抵和硕……似乎前方的路永远没有尽头。迫不得已背井离乡的人是连根拔 起的小草，他们得在饿死、累死，病死之前，找到一处安身立命之地。他们中的人谁也没有料定，此生会被焉耆这片古老而渺远的土地收留、供养。

从口里逃难来的回族人带来的不仅仅是物品和工具，还有智慧、文化、宗教、习惯和饮食，其中羊杂碎汤是他们的特色饮食之一。时过境迁，羊杂碎汤被焉耆回族人赋予了新的味道。说起来，羊杂碎汤的做法并不难，只不过是把羊的头、蹄、肚等杂碎收拾干净，放进水里炖熟，再调入葱、姜、蒜、红辣椒等佐料。

老安做羊杂碎汤比别人舍得下工夫。他每天早晨6点多起床，先熬骨头汤，再把生姜、草果、八角、香叶、大葱、辣子等互不相干的调料添进去，再放入杂碎慢火炖四五个小时， 等中午一两点时间到了，香味完全拱进杂碎里，一道美味的羊杂碎汤便可出锅了。时间短了， 杂碎硬，口感差；时间久了，杂碎太绵，没嚼劲。一锅味道足够的杂碎汤，和老安的心情、 调味的品质、杂碎的鲜嫩、水的好坏，甚至菜板的干净与否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食物之间 讲的也是个因缘，它们原本生长在彼此陌生而遥远的地方，在同一时间里经火与水的调和与 磨炼，最终相和相融相互完美，成就一锅美味。

“这支由勇敢的商业家和航海家组成的民族，在东方古国的人海里挣扎，以防沉没。他 们用唯一的一条船保证自己的种族在历史中向前航行，这条船就是伊斯兰教。”（散文家周涛语）当然，连接这条船的还有共同的饮食文化。只要有回族人居住的地方，肯定有羊杂汤、粉汤、油香、泡泡油糕，别小看这一点，它是一种文化符号，一把开启神秘大门的钥匙，一条连接回族族群的纽带。在中国没有哪一个民族如回族这般分散，星罗棋布。但是，无论时 间和空间相隔多远，他们都顽强地保持着吃相同食物的习惯，初见，只一碗羊杂碎汤，立刻 会确认彼此的身份，拉近彼此的距离，拉近彼此的心。

在新疆生活久了的汉族人，出门在外都喜欢选择回族餐厅就餐。回族人出名地爱整洁， 对一切事物信奉至清至真。老安认为，饮和食是件严肃的事情，严肃到与心有关。老安在做 羊杂碎汤时心很清真，清即清洁，真即货真价实，不欺不瞒。老安说，制作食物和唱歌、跳 舞一样，你用不用心，观众能感觉到，食物的优劣，舌尖也一触便知，欺骗别人，轮回到最 后，即欺骗了自己。至于卖一锅汤赚多少钱，似乎与他无关。老安很享受制汤的慢时光，他 感谢上苍给予的馈赠。老安想到他活到古稀年纪，身体仍然健康硬朗，心里倍感欣慰。老伴 慈温，儿孙满堂，生活安适，这不就是百年来向往的日子。老安想要时光慢下来，再慢下来。 他在重复而细碎的时光里，把一锅一锅羊杂碎汤细火慢炖，使香气收敛，绵绵散出，不至于 消失得太快。一个人的喜悦与幸福融进汤里，这就不再是单纯的羊杂汤了，而是老安一生的修炼，一世的禅悟。

味道好的话，哪个角角巷巷里都有人来吃呢；味道不好嘛，你把人抬上来人都不吃。你说对不对？老安的回族新疆话味道和他的羊杂碎汤一样纯正，他把说字说成佛，把卷子说成航子。老安头戴一顶回族白帽，脸膛红黑，像个农民。老安告诉我，他从前就是农民，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来到县城卖羊杂碎汤，一开始做得不行，慢慢地摸索着做，生意才越来越好。现在，他的羊杂碎汤一天至少卖出去一两锅，距离焉耆300多公里的乌鲁木齐、 昌吉的，还有库尔勒的许多人周末专门开车来吃他做的羊杂碎汤。自己吃了不够，还买了带回去。一个农民凭自己几十年努力，把普通的羊杂碎汤做成焉耆县的一道招牌，算得上是一 种荣光。

焉耆，有老安这样的回族人，犹如他做的羊杂碎汤，色香味俱全了。

谈到中国话剧艺术，人们首先会想到它的现代属性，其次会想到它的现实使命。它是顺应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转型，从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和开启民智的现实需求出发，借鉴西方戏剧经验而创造生成的舞台艺术，发挥着其它艺术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中国话剧未生成之前，中国戏曲顺应中国文化的诗学传统和抒情特点，以歌舞演故事，以写意性与程式化表演，以典型化、符号化脸谱和曲牌体、板腔体音乐模式，培养了中国观众的接受心理和欣赏习性。

20世纪初，近代社会的历史变局，决定了中国话剧的必然出现，它是民族意识走向理性自觉的文化选择，是中华文明涅槃重生的历史嬗变的产物，也是民族自强、文化振兴的使命承担。

1907年秋，王钟声公开声称要以演剧为手段，“唤起沉沉之睡狮”。他表示：“中国要富强，必须革命；革命要靠宣传，宣传的办法，一是办报，二是改良戏剧。”鉴于改良社会的急迫性，新剧的倡导者抛弃了门派众多、技艺复杂的戏曲，而选择了更具灵活性、实践性的话剧艺术作为创新的突破口。话剧不是供人欣赏的“玩意儿”，而是唤起民众、改造社会的有力武器。

早期话剧与戏曲的关系实属藕断丝连，朱双云《新剧史》所概括的“生类”“旦类”，显然脱胎于戏曲行当。然而，新兴的话剧不同于戏曲，话剧对以艺术的方式反映真实、思考人生、发挥现实作用的强调，显然不同于成熟的戏曲艺术对形式美的倚重，而是更加彰显了社会人生的参与感、在场性和现实功用。

话剧对传统戏曲精神的融通，充分表明话剧艺术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的可行性。《商鞅》《李白》《蔡文姬》等话剧的持续热演，《杜甫》《苏轼》《詹天佑》等话剧对历史人物的重新书写，都表明民族文化史和心灵史对于当代话剧创作的重要意义。历史上出现的优秀话剧，无一不是作者良好的民族文化素养的显现，无一不是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产物，无一不是中国式普遍伦理道德和社会正义的体现。

中国话剧的民族特色，不在于它多大程度地融入了传统戏曲的外在表现手法，尽管这是话剧民族化的有效途径之一；而更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契合了民族精神和美学神韵，即从骨子里流露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没有深厚而活跃的民族艺术精神，没有深厚而扎实的传统艺术底蕴，中国话剧将难以立足；没有宽广的文化胸襟和广采博收的气度，中国话剧将难以发展。因此，话剧人应当不断努力，发扬传统文化精神、吸纳民族艺术精华，借鉴外来艺术经验，勇于探索，开拓创新，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艺术精品。

（摘编自宋宝珍《中国话剧：110年的回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