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王蒙先生曾说：“可以不读书，不可以不读《读书》。”这句话一度流传甚广，表达了读书界对于《读书》这个杂志的挚爱之情。作为一个万众瞩目的公共平台，它的思想倾向及文风、作者群的改变也将无一例外地成为公众话题。

思想上的勇气是敢于面对当下

新京报：我很喜欢《读书》这本杂志，觉得您执掌的《读书》引发的讨论也好，专题也好，所涉及的范围比前两个时代都扩大了，这是既定的计划吗？

黄平：计划谈不上。我参与《读书》的编辑工作，有一点很明确，就想拓展它的领域。这一方面是时代要求，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关心时代、当下，不关心我们的左邻右舍，缺乏世界眼光，那么我们这个清高其实是假的，真正思想上的勇气是敢于面对当下的挑战，至于你的回应是不是那么正确，能否被别人接受，那是另外的问题。

新京报：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使读者看到一些没有想到的新问题、新知识、新观点，但可能带来了另外一种效应，比如过于分散，没有重点了。

黄平：第一，《读书》是一个综合性的杂志，学科领域很宽，经常发表讨论建筑、考古、人文地理、国际关系等领域的文章，它不是专业性的；第二，它又是思想、文化类的。在这两个定位下，是否应该一定有一个不分散的东西，这是一个问题。比如，你可以集中到文史哲，甚至文史哲里面只讨论史，那就不是《读书》了。

新京报：一些批评认为，《读书》没有抓住当下社会最核心的问题……

黄平：怎么批评都行，不过有些批评者可能是没有认真读《读书》，只要客观地看看，我觉得应该很清楚，它对当代、当下甚至部分超前问题的警觉、讨论和尖锐性是有的。

时代的原因造成了文化的现实

新京报：在你和汪晖接手《读书》之前，几乎所有中生代学者都在《读书》上发表文章，很多人通过《读书》成名。但是现在数量却大大减少了，个中原因何在？

黄平：这首先可能是时代的原因。现在成名的是歌星、演艺明星、体育明星，而不是思想者。不仅在《读书》成名的思想者少了，在任何地方成名的思想者都少了。当年李泽厚一篇文章《孔子再评价》在全国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今天他一篇文章的影响至少无法和电视明星相比。现在这个时代的聚焦点不在思想上，甚至不在文化上。这也是大众文化普及了，媒体形式多了造成的文化现实。

新京报：但是，现在比较有影响的年轻一代学者几乎没有在《读书》上亮相，这是不是有些尴尬？

多元化、包容性是时代的需要

新京报：有一些读者认为《读书》的包容性没有那么强了，你怎么看？

黄平：如果一些朋友把《读书》定位或者预期为某一方阵营刊物，那么《读书》可能会让他们失望。我们希望它是百家的，而不是一家的。在这种情况下，听一些、发表一些不是这个阵营里面的人的文章，对于完善自己的思想是有好处的，真正的思想一定是在与不同意你的人的论辩中形成和完善的。我们觉得，许多共识被打破以后，变迁的一个结果就是利益多元化、思想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杂志要作为时代的反映，应该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多元化、包容性是时代的需要。另外，这些年来，我们有意为之的就是开辟一些新领域，找到一些新作者。对我们来说，《读书》应该有多种声音。

 （节选自《新京报》，有删改）

不少人认为，一个地区产业结构是否合理，主要看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是否超过50%；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越高，产业结构就越合理。一些地方经济发展在不同程度上出现“脱实向虚”现象，与此认识有一定关系。能否将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作为衡量产业结构是否合理的标志，需要深入分析。

从理论上看，此观点的源头是“配第一克拉克定理”。1672年，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在《政治算术》中对从业者的收入进行比较后发现：从业之利，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于是预言，随着经济发展，产业重心将逐渐从有形产品生产转向无形服务生产；当工业部门收益超过农业部门时，劳动力必然从农业转向工业；当商业部门收益超过工业部门时，劳动力会从工业再转向商业。1940年，另一位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中，根据配第的预言，对40多个国家（地区）不同时期三次产业的劳动投入和产出作了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与配第的预言完全吻合。于是，学术界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合二为一，统称为“配第一克拉克定理”。之后，^一些西方学者撰文推介，该定理在国际上得到广泛传播。

从特定历史阶段看，配第的预言并没有错，但“配第一克拉克定理”并非“定理”，而是“定律”。在科学上，定理是用演绎逻辑推导出的命题，定律则是根据特定时空条件下大量经验事实归纳出的结论。定理可以不受时空条件约束；定律则受时空条件约束，在一定范围内才能成立。无疑，“配第一克拉克定理”来自经验事实，属于定律。既然是定律，就要受时空条件约束。那么，约束该定律的时空条件是什么？配第和克拉克对此未作说明，但研读二人的著作可以发现，该定律在时间上要受经济发展阶约束，在空间上要受分工范围约束。

受经济发展阶段约束，是指该定律只在特定发展阶段成立。农耕社会没有出现工与服务业，“配第一克拉克定理”显然不成立；在后工业化时期，该定律也不一定立，因为前面说过，该定律是对经验事实的归纳，而无论是配第还是克拉克，由于受他们生活年代的局限，都未能对后工业化时期的经验事实进行研究。受分工范围约束，是指该定律的适用范围取决于分工范围。具体讲，在工业化初期到中期，如果分工范围局限于某个地区，则“配第一克拉克定理”适用于该地区；如果分工范围扩大，当一个国家形成地区间分工时，该定律就适用于这个国家而不再适用于某个地区。例如，假定一个国家甲乙丙三地的比较优势分别是农业、工业、第三产业，如果该国已形成地区间分工，甲乙丙三地则不必拘泥于“配第一克拉克定理”，可各自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这样一来，从某个地区看，产业结构演进不符合该定律；但从整个国家看，产业结构；演进则与该定律保持一致。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内各地区产业定位不是立足于自身比较优势，而是按照“配第一克拉克定理”都去发展第三产业，结果会怎样？一是各地产业会高度趋同，二是经济发展会脱实向虚，三是整体结构会严重失衡。

综上所述，“配第一克拉克定理”只是工业化初期到中期的阶段性规律，并非永恒规律；而且其适用范围由分工范围决定，也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推动产业发展，应立足自身比较优势，切不可盲目发展第三产业，陷入产业结构升级的误区。

（选自王东京《避开产业结构升级的误区》，有删改）

边城的守望者—沈从文

在湖南、四川、贵州三省接壤处的湘西境内，有一座小城叫凤凰，四周皆山，草木繁盛，百鸟和鸣，相传是因早年曾有凤凰栖于此而得名。

沈从文就出生于这个偏僻、美丽、民风淳朴的地方。沈从文原名沈岳焕，从小聪明过人，记忆力特强，6岁开始入私塾读书。但私塾里呆板的生活引不起他半点儿兴趣，他常常逃学，去看染坊师傅踩着碾石，把布匹压得平整如镜；看豆腐作坊里衣着艳丽的苗族妇人一面用铜勺舀豆浆，一面轻轻地唱着歌引逗背包里的孩子；看面馆里头包青帕的大师傅骑在一条木杠上压面皮，再用又大又宽的刀子飞快地切剥……

 幼时的沈从文不愿循着社会和长辈安排的道路走，而是在自然的世界里率性发展着，这影响着他一生对社会、人生、世界的认识，所以他在自传里说他读着私塾里小书的同时读着一本大书。

1917年，沈从文15岁，刚刚小学毕业，被送到当地预备兵技术班，离开家乡，跟随当地部队在沅水流域漂流了5年。在这常人难以设想的痛苦生活中，他认识了中国一小角的人事与风土民情，为后来的创作打下了丰富的生活基础。

1922年，“五四”运动余波未息，他受到报刊的影响，毅然放下枪，离开湘西，只身来到陌生的北京。在北京，他想进大学读书。到北大，接待人说他是“小学文化”，连报名费也退了回来。报考燕京大学，又被认为学历太浅，不够资格。最后，他决心用手中的一支笔打出自己的天下，从而开始了艰苦的创作历程。

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文学家，沈从文细细致致地过滤生活，把粗糙拣走，把丑陋剔除，留下诗意，留下美好，给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保存一份永久的希望。

1988年，沈从文病逝于北京，归葬于凤凰。山城之侧，沱江之畔，丹崖之下，一方矗立的皱石做了他的墓碑。让我们记住碑上的话吧：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他的塑像坐落山巅，多像一幅简洁的画啊，他静静地站着，刻满沧桑的额下，一双明澈的眼睛始终望着远方—那是人类的远景，嘴角一抹恬淡的微笑提醒着你：会好的，一定会好起来的。他就这样守望着，守望着边城，守望着人类的未来……

（摘编自阿湄《边城的守望者》）

（刘敏《阿湄＜边城的守望者＞之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