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国5G试验分为两步实施：技术研发试验，起止时间为2015年至2018年；产品研发试验，起止时间为2018年至2020年。作为全球拥有最多4G用户的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在2017年已经启动5G外场试验，2018年将启动5G网络预商用试验，在2019年进行商用化规模试验，力争在2020年实现5G网络规模商用的目标。

 （摘编自“中国产业信息网”（《2017年中国5G行业市场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

材料二

经历1G、2G时代的一无所有、3G时代登上舞台、4G时代基本并跑，5G时代，中国已成全球5G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创新的重要参与者和支持者，到2025年，中国将成为第一大5G市场。如今，中国正在加快5G部署，一些龙头企业也在5G技术和应用上取得阶段性突破。

运营商方面，中国移动在5G技术方面已经申请超过1000项专利，成立了5G联创中心，在全球建立了12个开放实验室；中国电信主导了5G国际标准立项30余项，将5G的技本特性与云计算、物联网等相结合，实现与垂直行业的跨界融合；中国联通成立了5G创新中心，发布16项5G相关产业白皮书，成立并推进了多个产业联盟。

设备厂商方面，华为已成为全球最大电信设备供应商，已与全球42家运营商合作开启多张5G预商用网络；中兴目前已申请专利超过1500件，首创的Pre5G（通讯技术）产品已经在40多个国家60多张网络中实现部署部着；紫光展锐将在2019年推出5G芯片，实现5G芯片的商用，2020年会完成高端和终端全面产品布局。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12月7日）

材料三

据法国新闻社报道，在发展被称为5G的第五代无线网络的竞赛中，中国略微领先于美国。美国的无线网络运营商行业协会发布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在自动驾驶汽车、远程医疗和其他技术所需的这种超高速无线网络系统的部署方面，美国落在了后面。美国应该加快引进5G技术，否则可能比中国落后一到两年，未来不再有其他机会。如果中国占据通信领域主导地位，那么他们将不仅获得技术胜利，也将获得政治、经济、军事胜利。

《亚洲时报》报道，在西方担心中国控制全球5G技术和基站设备供应之际，中国内地的工程师和利益攸关方已经在为下一代电信网络做准备。中国内地的大学和技术机构已经建立伙伴关系，将人才和资源集中起来，瞄准5G之后的下一个大目标，以便研发突破界限的6G技术。在2030年之前，第六代无线系统技术将开始改变中国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用户的日常生活，即便届时世界某些地区可能还没有完全成熟的5G服务。

（摘编自《参考消息》）

材料四

将来20%左右的5G设施，用于人和人之间的通讯问题，80%用于物和物、物和人，也就是物联网，像未来的无人驾驶汽车。到今年下半年，真正能够商业使用的产品，像5G的手机、5G的iPad，都会陆续投放市场。除了消费领域，国家还将加快5G技术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各个领域的应用。

5G作为新一代的移动通信技术，将为万物互联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更好的通信保障，将带来从单一领域创新向跨领域协同创新转变，由面向个人服务向面向各行业服务转变。5G是实现万物互联的关键一环，会引发社会经济的深刻变革。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创新平台，将催生众多新兴产业。正因为应用前景广阔，所以我国政府大力推动5G商用和加快5G商用步伐，这将有利于支撑服务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同时促进强大国内市场。

最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则要面向整个世界的万事万物，面向所有行业，要建设产业互联网和智慧城市，要打造智能社会和智能世界。

（摘编自《中国日报》2019年1月11日）

迟子建访谈录

记者：评论界有人认为你的小说是“本色写作”，你是一个人如其文和文如其人的“本色作家“。你认同这样的评价吗？

迟子建：（笑）不太认同。小说其实是用文字搭建的想象的世界，而作家是会思考的人。他们的内心世界可以说既复杂又单纯，用文字反映出来的世界便既客观又离奇。这在某一程度上透露了作家的性情，却不可能完全浸透作家所有的情感。所以说，一个作家不可能完全做到“本色写作“，或者说，用“本色写作”来概括作家的写作风格不够准确。每个作家都有丰富的内心世界，而这不可能通过作品完全展现出来。

记者：还有评论家说，你的小说都是在向追寻人类的精神家园，是一个在追忆中怀想的“逆行的精灵”。你觉得这种评判恰当吗？

迟子建：这篇评论我看过。应该说，评论家写这样的评论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也是有根据的。也许，“逆行的精灵”这一评价在文学审美上是中肯的。可能每个人对历史的理解有所偏差。我的小说是写到历史，但并不是向后看。其实，我们所经历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不断地逝去，不断地成为当下的历史。昨天的事是历史，即使我的作品在关注当下，完成时也变成了关注历史。只不过我对远的历史比对近的历史更感兴趣，因为我认为距离产生美，有距离的历史可以让人看得更客观；而在写近的历史时，历史的客观性受到各种主观因素的影响。

记都：其实，你的很多中短篇都是在关注当下。

迟子建：是的。这个评论家说我在向后追寻，是国为大家对历史出发点的判断不一样，在理解上有偏差。当然，也可能是我作品的气息让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记者：你的小说多以故乡东北为故事背景，你也曾经说过，故乡是你最大的创作源泉，你的创作始终不会离开故乡的那片土地。在中国的当代作家中，你和莫言是把这个特点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两位。不知道在你以后的创作中，你是否会固守在故乡的土地上？是否会有其他的尝试？

迟子建：一个作家，如果能把自己熟悉的地方写深写透，写到八十岁能写完就很不错了。很多作家在评论家的影响之下，总想求大求全，多方突围，到头来可能反而没有一样能做得好。而评论家也常担心作家总是以某个固定的地方为写作背景，文思是否会枯竭。我觉得，完全不必有这种担心。这就像挖一口深井，当井水源源不断地冒出来之后，它就永远都不会枯竭。所以能够打深一口井，是一种福气。

我的作品并非只限于写故乡，但如果评论家把我的所有作品都归入与故土有关的写作，我也不否认。其实，评论家与作家是两个不同的行当，我比评论家更了解自己。我的写作会有渐变的过程，不同的作品会呈现不同的风貌，但不会刻意求变，更不会脱离我的故土去写作。就像我曾经说过的，我的写作不可能一成不变，不同时期的作品会有不同时期的特点，但从总体来说，我的写作永远都不会背离我所熟悉的那一片土地。

记者：无论是在你的小说中还是散文中，都可以看到你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的独特的感受，对大自然、对生活甚至对世间万物的心灵感受，那种敏锐非一般人能比。这是不是你可以一直保持高产写作的原因？

迟子建：有一定的关系吧。文学写作是一种安慰心灵的方式，也是一种对内心感受的推动。写作和感受是相辅相成的。这种感受是与生俱来的。我从小就对万事万物、大地四季的变化特别敏感。这种能力，应该是无法拷贝的。

记者：你的小说，总是由小人物的具体生活构成，即使是《伪满洲国》这样以一段历史为题材的长篇，也坚持“以日常生活去展现历史”。但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虽然你并未放弃过去的风格，却讲述了鄂温克民族上百年的兴衰史。它触及的是民族文化的题材，也可以说是宏大题材，你是有意向宏大题材靠拢吗？这是不是你今后写作的一个方向？

迟子建：其实，我个人认为，《伪满洲国》才是宏大题材，而《额尔古纳河右岸》写的是一个弱小民族。很多读者写信告诉我，在这之前他们压根没听说过这个民族。我之所以选择了这个题材，是因为我熟悉这个民族的一切。在我目睹的事实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某些文化和原始的东西正在丧失，一些有味道的东西被人以文明的名义扼杀掉了。因此，我特别想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写下来。在一百年的历史中，我感受到苍凉和悲凉。历史不是断裂的，一百年前的生活，依然还在延续下去，没有被割断。虽然它在现实中退缩，但历史和现实并没有严格地分割。评论家把它看作一个宏大题材，或许是一种误解。其实，一百年并不一定就宏大，而一天也可能是宏大的。正如我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所说，我讲述的是这支部落式微的过程，而这本书是一首挽歌。

（原文有删改）

材料一：

2008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将中国志愿服务活动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批被誉为“鸟巢一代”的奥运志愿者通过积极参与和真诚奉献，在奥运会的平台上展现、锻炼和成就了自己，奥运会服务经历给“鸟巢一代”志愿者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可以发现，奥运志愿服务的实践产生了一种共同的精神素养，志愿者分享的回忆背后所蕴含的价值取向与我国倡导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较高的契合。他们积极投身奥运这一全球性的体育文化盛典，充满了对国家的热爱和认同，展现出这代人的社会担当和国际视野。因此，奥运志愿服务集体记忆可以作为潜在的精神遗产和志愿遗产，集体记忆的建构将对北京2022冬奥会有所助益。

（摘编自王艳等《“鸟巢一代”奥运志愿服务集体记忆与奥运遗产》）

材料二：

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年～2025年）》强调提升青年志愿服务水平、促进青少年的社会融入和社会参与，中国体育志愿服务事业在冬奥背景下的健全与发展将为青少年社会参与提供实现路径。志愿服务是一种利他行为，是以不求物质回报为前提地为他人、社会团体或某项事业，乃至为整个社会提供援助。近年来学者们逐渐构建了以讨论志愿者行为动机为主的解释范式，比如人们可能因表达个人价值、增强自身意义、增长职业技能和强化人际关系等方面来进行志愿服务。志愿者的参与动机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志愿服务不能简单地局限在无私奉献的框架内，志愿服务对于志愿者的自我成长和公民参与社会建设也有重要意义。志愿服务的最终目的是在全体社会成员的心中内化志愿精神，形成一种面对社会、面向人生的个体态度和公民意识，在这种层面上，志愿服务所谓“推动人类发展和促进社会进步”的价值オ得以彰显。

（摘编自李佳宝等《论冬奥背景下体育志愿服务与青少年社会参与》）

材料三：

近两年，共享单车成为市民出行的新宠。然而，在共享单车发展正盛的同时，违规停车、私自上锁、丢弃及破坏单车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为了规范使用，共享单车公司也尝试采取一些措施，除了运营人员加强维护之外，公司官方平台也会以信用分奖惩的方式来鼓励使用者对违规行为进行举报，以此规范共享单车的使用。随着举报反馈机制的建立，在城市中涌现出一群单车猎人，他们是共享单车的使用者，在业余时间他们也会寻找并拍照举报那些破坏共享单车正常使用秩序的行为，并将违规使用的单车搬到公共区域停放以维护共享秩序，他们将此称为“打猎”。在自发参与共享单车秩序维护的过程中，单车猎人的这一行为也逐渐体现出在消费社会中使用者自下而上地参与社会治理的特点。作为消费者的单车猎人也逐渐体现出一定的公民意识，他们参与治理并形成网络时代促进共享单车健康发展的新力量。

（摘编自许金凤等《卷入的消费者---以摩族猎人为例》）

材料一：

上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辉煌岁月，也是文学期刊的灿烂时光，《当代》、《收获》、《十月》都曾是千千万万文学青少年的必备读物。“我们经历过文学的盛大节日，但现在我们也要面对文学边缘化的现状，这其实是个大趋势。”程永新说。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和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代表纯文学的文学期刊正在日益被边缘化。据不完全统计，半数以上的文学期刊运营上入不敷出，处于亏损状态，包括一些知名度较高的文学期刊也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不得不停刊。但我们不能对文学期刊的发展失去信心，认为文学期刊走向了没落，被时代所淘汰。文学期刊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组成部分，代表的是一个时代文学的最高水平，也曾经帮助很多文学青年圆了“作家梦”，我们要坚信文学期刊所遇到的困难只是暂时的，只要能够坦然面对现实，摆正心态，勇于创新，文学期刊的春天就一定会来临。

（熊上斐《文学期刊要做永立时代的“弄潮儿”》，中国文明网2016年10月28日）

材料二：

面对纯文学期刊发展的问题，不少人持悲观态度，比如《三联生活周刊》主笔王晓峰曾表示，新技术、新媒体为不看书提供了种种理由，阅读逐渐成为一种盲目的跟风。不过，《作家》主编宗仁发依然认为纯文学杂志对文学口味的高标准要求不可取代。

为了抓住年轻读者，纯文学杂志也没停止过想办法。去年《收获》用秋冬专号和第四、五期3本刊物推出“青年作家小说专辑”，刊载20位青年作家的新作。他们还在多媒体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做了一些短的电子书。程永新说：“中国很大，纯文学期刊还是有人会看，读者与我们的交流还是挺多的。我相信，纯文学作品不会消失，纯文学期刊只要内容好，通过其他媒介载体也不会消失。”

《当代》也推出了几位年轻北漂生活作家的作品。“我们面向大学也有赠刊，也在寻找目标读者。”孔令燕说，“纯文学期刊的发展问题，是社会发展必然的结果。但是无论经济如何发展，人们的精神还是需要缓解。所以优秀的纯文学期刊像文学的塔尖一样，我们必须当精品来做。”

有人说过去和现在的文学青年都还在，只是分散成为一个个群落。在搜索网站上，你依然能看到有粉丝执着地在问：如何给这些纯文学杂志投稿？也依然有粉丝热情的回答和支招。想做纯文学的人，和想看纯文学的人，其实一直都在互相找寻着对方。

（刘慧《今天，你还看纯文学期刊吗？》，《华商报》2015年2月3日）

材料三：

稿酬的提高对于我国文学期刊的发展能起到多大的推动作用、“千字千元”时代是否就会带来文学期刊的复兴？业内人士对此态度却并不是那么乐观。

首先，这样的收入标准较之作家付出的心血和其他艺术类行业，其实仍属于较低水平。著名作家毕飞宇透露，1991年他的中篇处女作《孤岛》稿酬约为1700元，相当于他当时3年的工资；而近年稿酬提高后，发表一个中篇大概能拿到万把块，却仅相当于现在一两个月的工资，缩水十分严重。《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表示，与网络作家、编剧和畅销书作家的收入相比，文学期刊支付给纯文学作家的稿费还是太低了，很多作者为了实现自我价值或改善生活而改行了。

其次，文学期刊提高稿酬大多是因有政府或相关主管部门的财政扶持。如《人民文学》此次涨稿酬是得益于主管部门的一笔专项经费，去年《上海文学》和《收获》提高稿酬标准也是基于上海市相关部门提供的“文学发展基金”专项资助。

有业内人士总结称：“在过去文学繁荣的时代，文学期刊的稿费也不高，但佳作频出，那是因为文学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很神圣，能够在文学期刊上发表自己的作品是一种荣耀。现在除了国家财政和政策扶持、杂志社多出精品力作之外，文学期刊的复兴还得依靠社会大环境的改善，只有喜欢纯文学阅读的人越来越多，文学期刊才可能重现辉煌。”

（崔巍《文学期刊稿酬进入“千字千元”时代》，《北京青年报》2017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