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源头之一，它刻画了丰富的女性形象，也营造了独特的女性形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外貌形体上，《楚辞》中的女性形象趋向于柔美、纤弱，体现女子优美的体态和秀丽的容貌。如《大招》“朱唇皓齿，嫭以姱只。比德好闲，习以都只。”大段语言文字铺陈出形象华丽、美丽动人的女子形象，非仅如此，云中君沐浴用的是兰汤，穿在身上的是如花般华美的衣服；山鬼身上披的是薜荔，腰上系的是女萝……香花香草的气息配上女子的绚烂奇艳，“香草美人”的形象顿时跃然纸上。

在性格方面，《楚辞》中的女性往往忧郁、多愁善感。如《湘君》中的湘夫人赴湘君之约，来到河边仍未见湘君的影子，“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一派萧悲的景象，衬托出伊人的愁苦。再如 《山鬼》:“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她的惆怅哀怨之情是用萧瑟的风雨之景衬托出来的。在作者笔下，惆怅哀伤、欲语还羞的姿态更能彰显女性之柔美。

在个性气质上，《楚辞》中的女性形象呈现出浪漫性的特征，原型大多取材自幻化的神女，往往虚无缥缈。一方面，她们是高高在上的神女，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另一方面，作者赋予她们更多的人性，在作者笔下这些神女也会为情所困，会因想念神君而叹息。即使是身为天帝女儿的湘夫人，也并非人们所预想的那般难以亲近，相反她十分温和可人。昔日众人眼中高高在上、完美无缺的神女，在屈原的《山鬼》里变成了亲和温婉、情感丰富，性格中还有些瑕疵的普通人。神与人截然不同的特点，却奇妙地融合在《楚辞》的女性形象中。

《楚辞》中这些女性形象的独特风貌，有其形成的原因。首先，《楚辞》成书于战国时期，这个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原始的生殖力崇拜的强烈色彩已经逐渐退化，对于女性的形象描给开始出于审美需求，实用性的审美观转向为纯审美。其次，《楚辞》产生于南方楚地。优越的自然条件有助于楚人丰衣足食，而南方阴湿的气候，又使得他们个性文弱，气质纤细，情感温和，多愁善感。再加上楚地重淫祀，盛行巫风，这种祭祀活动往往充满着神秘感。在此背景下的楚人自然而然把女性形象跟神秘的女巫联系在一起。最后，《楚辞》的作者是屈原，他对于女性有着自己完美的认知和寄托，如《离骚》中“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塑造了一个香草美人的形象，也是屈原借此形象自喻。又加之作者自身政治上的不得志，美人的形象也反映在作者笔下的人物上，对美人的思慕，又何尝不是作者“致君尧舜上”的梦想或人生理想的真实写照？此中的苦闷和困顿，更丰富了《楚辞》的艺术性和审美特征。

（改编自匡晶《〈楚辞〉中的女性形象》）

在儒家哲学中，“中”的最基本含义是“标准”、“限度”的意思。由于“中庸”强调坚持某个标准和限度，因而在社会激剧变动时期就有可能成为维护某种旧事物，调和矛盾，反对变革的观点和方法，这是“中庸”思想局限性的一面。但是，“中庸”思想中也包含着任何事物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会向其对立面转化的思想。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这句话，最具体地体现了“中庸之道”。仅就强调“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一点来说，其目的确实是要调和“文”与“质”。但是，这种调和并不是对矛盾的简单地否定或抹杀，而是在意识到对立面超过一定限度就会向相反方向转化的前提下，在实践行为中保持矛盾的某种平衡，从而取得最好实践效果的办法。因此，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提出和坚持把握一定的“标准”或“限度”即用中或用和，作为实践行为的准则，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客观需要。

但“用和”，并不是无原则的调和。相反，他们是把坚持一定的原则作为贯彻“和”的前提。不讲原则的为和而和是不可行的，不用礼的原则加以节制的和也是不可行的。为此，儒家严格区分“和”与“同”这两个概念。“和”是指不同性质的事物或意见之间的互相补充与配合，而“同”则是指相同性质的事物或意见的彼此附和与合流。不同性质事物的相互配合，就能产生新的事物，而相同性质的事物放在一起，则不可能生出新事物。所以，孔子曾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其次，“和”或“中”也包含有不要陷于某一偏面，而应兼备两面或多面的意思。三国时的刘劭以“兼德”来解释“中庸”。他说：“兼德而至，谓之中庸。”（《人物志·九征》）他认为，仁、礼、信、义、智五种品德，是各有所偏的，只有兼备此五德的人，才是最完美的，而“中庸”就是指的能兼备五德的品德。同时，他还认为，“中庸”之德有防止人在行为方面的过分拘谨或放肆，以及指明人的短处而弥补其不足等重要的作用。

“用中”或“用和”是反对无原则的为中而中与为和而和的，但是如果对坚持“用中”和“用和”的原则作僵死的理解，而不懂得根据不同情况加以变通，那么其结果同样是陷于为中而中与为和而和的偏面。“用中”不仅需要有坚持原则的一面，而且也要有灵活变通的一面。

（摘编自楼宇烈《用中和时中》）

让数学回归中国

1951 年，以振兴中国数学为己任的吴文俊放弃法国优裕的研究条件，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和张素诚、孙以丰成立拓扑组。此时拓扑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在欧美，在法国吴文俊可以随时和老师、朋友交流，随时了解世界拓扑学的最新动态，回国后的吴文俊站在拓扑学前沿，没有人能给予吴文俊帮助和指导，只能独自摸索。在拓扑学研究中，拓扑不变量是基本的研究对象，但从一般的拓扑不变研究入手很难，于是很多人都退而求其次，研究易算的同伦不变量，但吴文俊没有跟随潮流，而是集中精力专攻非同伦性安抚运算拓扑不变量。经过反复探索，他引入示嵌类，开展复合形嵌入、浸入与同胚的研究，被国际数学界称为“吴示嵌类”，吴文俊获得我国第一届自然科学奖，成为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学部委员。后来，许多新大学生加入拓扑组，在吴文俊的指导下，新一代学者李培信、岳景中、江嘉禾、熊金成等成长起来。

二战之后，一个重要的数学分支——代数几何得到了发展，但它的研究在国内几乎是空白。50年代中期，法国数学家韦伊建立了严整的代数几何学体系，随后，法国数学家格罗登迪克又以此为基础，建立概型理论，创立了一整套现代代数几何学抽象理论体系，代数几何的研究走上抽象化的道路。但吴文俊没有沿着他们的道路走，他阅读大量相关著作，开设代数几何课，从20世纪初的古典代数几何入手，特别是荷兰数学家范德瓦尔的《代数几何引论》，很快掌握了代数几何的基础，取得了重要的成果：用奇异代数簇定义陈省身示性类。这为日后的数学机械化的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自进入数学殿堂直到1975年，吴文俊接受的都是西式数学教育。此前，中国古代数学不入吴文俊的眼，此后，中国古代数学成了吴文俊心血汇聚之点。开始看不懂全是古文的原始资料，他凭着一股子钻劲，废寝忘食地啃资料。慢慢地，看出了门道：西方数学是公理化数学，重因果关系；中国数学主要解决问题。吴文俊提出：“近代数学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主要是靠中国数学，而非希腊数学；决定数学发展进程主要是靠中国数学，而非希腊数学。”1976年，吴文俊开始数学机械化的研究。数学机械化就是把数学和计算机结合，吴文俊认为计算机科学在很早就出现在中国古代数学之中，他提出了根据传统数学思想推出的几何定理证明的有效算法，1984年，出版了专著《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基本原理》，吴文俊的学生周成青在美国定理机器学术会议上，提交了论文《吴方法证明几何定理》，在现场用电脑演示，在十几分钟里证明了几百条几何定理，与会的100多位国际数学届精英一致赞叹。后来，中国科学院成立数学机械化研究中心，吴文俊任中心主任，他带领研究人员使数学机械化的研究取得蓬勃发展。

吴文俊的学生——数学机械化与自动推理平台首席科学家高小山这样评价：“吴先生的研究有他自己的特点，就是创新性，另外就是他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做拓扑研究时，拓扑学刚刚艰难迟缓地发展，他抓住核心问题，为拓扑学作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以后从事的机器定理证明也是这样。”1994年，吴文俊获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颁发的杰出科学家奖，会上，著名数学家、吴文俊的恩师陈省身这样评价：“近20年来，吴文俊从事机器证明的研究，把计算机应用到纯粹数学。他利用代数几何，对方程式求解的问题做了系统的研究。吴文俊的工作总是独出蹊径，富有创造性。历史上许多大数学家，对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都有贡献，吴文俊保持了这个传统。”

2000年，吴文俊荣获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06年，吴文俊在获得邵逸夫数学奖时说：“对我个人而言，每次获奖都是高兴的事。但对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而言，稍作出成绩就被大家捧成英雄，这不是好事，这说明我们的科研还在一个相对落后的阶段。”在吴文俊看来，评价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不能只看某一个人的成绩，要看群体的高度。一个大国的科研领域，特别是数学领域，最好是没有英雄，大家都处于同一个高水平，共同形成一个高峰。

(摘编自柯琳娟《吴文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