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视听新媒体：从媒体格局的边缘进入了媒体格局的中心。

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2015年12月发布的《2015年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自2018年以来  。从用户规模增长率来看，2009-2013年， ，达到一定程度后，近两年的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仍然稳中有升。

表1：

（2）

（1）尽管在今天，传统广电的新传媒部门，还在纠结传播模式、组织架构、业务流程，管理机制等问题，不过经过不断试水调整，传统电视线视听新媒体转型的概念、路径和目标逐渐清晰。

（2）借助新媒体，平台优势，在互联网时代，提高传统传媒与用户的交互性，实现传播能力的最大化延伸已是普遍共识。

（3）2013年始，传统电视节目更大胆地拥抱新媒体，利用多种新媒体的手段，吸纳受众、如浙江卫视的在《中国好声音》第二季，联手腾讯视频，上线15分钟，点击量突破了百万，90分钟突破千万，17小时点击量破亿。腾讯视频制作大量网络周边视频，播放量达到8亿，同时制作网络版《中国网络好声音》节目，打一系列的衍生节目、互动游戏、互动营销方式引领综艺节目的新潮流。

（4）2014年《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开始播出，创下了纪录片节目的新媒体总播放量达8亿的新纪录。分析来看，是由第一季的好口碑、新媒体及社交媒体提前数月的火爆预热，再加上腾讯视频、优酷、搜狐视频、凤凰视频等网站的联手热播，共同造就。

（5）用互联网的思维办电视节目，并不只是让节目连上网络就行了，也不只是做个app，就算步入了互联网4G时代了，这需要节目制作方从内容制作为中心，转变为以用户为中心，从电视播出管理转变为打造一个与观众和网友的互动平台，从单纯的内容制作机构，升级为内容分发平台，需要与屏幕前的观众联系起来，随时随地的以最便捷的方式互动。

（6）例如有一种被称作为S20的互动模式，正将电视与电视这两个看似毫不关联的平台进行有效的连接，让双屏用户在追剧的同时能随手购买感兴趣的产品。

（7）2014年4月，美食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2》，通过微博、微信宣传，聚拢人气，打造高收视，同时联手淘宝网，实现美食同步销售。据统计，节目开播的一小时内，200万人在手机天猫上，边看边买，整个周末累计540万人访问天猫食品《舌尖2》的合作页面，节目中提到的雷山鱼酱，上线仅仅半天，1000份全部卖完，四川腊肉也累计卖出10000份。

（8）节目创作思路的改变带来新的生活方式：最初电视只能用来看，受众单项接收信息，无法将收到的过程瞬间感受进行反馈，信息技术的发展让微信、微博、短信，弹幕、摇摇、红包等多种互动方式，逐渐成为电视节目的标配，建立受众时反馈环状通道，让电视节目有的聊，有的玩，二“电视加电商”的创新性结合让电视节目预售中消费行为发生关联，不仅增强了节目的互动性，提高了商业价值，还为传统广电经营方式转变进一步开拓了思路，看电视时还可以买，不断的推陈出新的台网互动，命中了“网生代”受众的喜好与需要，成为电视制作不可逆的趋势。

（9）今天的公众借助自媒体和社交媒体成为新闻生产的一部分。这种新的生产方式打破了封闭的报道模式，“新闻报道加社交媒体”，构成动态的新闻产品，这使得公众对于某些问题的理解变成了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

（10）新闻联播在2013年大幅度减少会议报道、领导活动报道的数量。新增的现场同期声的运用，环境氛围的展示，花絮细节的纳入、微博平台的互动使得时政报道生动起来，以至于网友们主动下载并转发相关视频，从而拓展了时政报道的传播空间，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力。

（11）这些是值得称赞的进步。时政报告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真正从新闻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传播效果出发，关注领导人在政治活动中的态度和言行，关注时政活动对于民生民意的影响，这或许是央视新闻在今后的时政报道的创新时需要解决的问题。

材料一

（注）本数据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NSRC）设计实施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调查在全国范围内抽取28个区县的112所城乡学校、438个班级、19487名初中学生作为调查样本，调查对象包括学生、家长、教师及学校领导。

（摘自《光明日报》2016年8月18日）

材料二

父母都在外地的留守儿童最多，占51.7%；其次是父亲外出的，占40.2%；母亲外出的最少，占8.1%，但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在各个方面的问题最突出。他们生活习惯更差，网络不良行为更多，意外伤害更多，对留守生活的负面体验也更高；学校表现更糟糕，遭受欺负的比例更高；在自我接纳和人际交往方面，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表现矛盾，他们觉得自己更有用，同时也觉得别人比自己运气好；他们觉得自己更受人欢迎，但不愿意和别人谈话聊天；他们认为自己的好朋友更多，但无助感最强。

美国心理学家约翰·鲍威尔对亲子依恋的研究结论是：心理健康最基本的要求在于婴儿应该有与母亲（或稳定的代理母亲）之间的连续不断的温暖、亲密的关系。他深信，早期依恋特征对个体后期发展有重要影响，而且早期依恋的发展是不可逆的，一旦错过关键期，儿童依恋难以重新建立，个体会出现情感不稳定的状况，面对挑战时也容易出现易怒情绪。

虽然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面临学习生活中的重重困难，对现在生活的满意度最低，但他们没有放弃对自己和生活的信心，仍旧表现得积极向上，他们中有94.4%的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比父亲外出的高2个百分点；有87.8%的对未来怀有希望，比父母外出的高6.3个百分点。

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打工父母跟孩子见面和联系次数存在“临界点”，即每年见面4次，每月联系4次，达不到这个次数，孩子的心理状态比不见面、不联系的情况还差。

“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撩拨效应’，如果完全没有联系，孩子不会再指望从父母那里得到支持和帮助，遇到问题会去寻求其他人。反之，如果联系紧密，孩子会指望得到父母支持。此外，当每年见面次数超过9次，每天都有联系时，孩子的心理状态基本能够达到正常孩子的水平。”北京师范大学李亦菲教授说。

（《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群体存在问题及对策的调研报告》及《工人日报》2016年7月）

材料三

对于我国农村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关爱保护有了国家层面的制度，2月1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了基层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关爱、保护留守儿童的职责，首次提出了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建立农村留守儿童信息台账的制度，一人一档案，实行动态管理，并且规定了台账的主要信息：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通过定期走访、全面排查后掌握的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情况、监护情况、就学情况；乡镇政府组织的重点核查；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在工作中发现农村留守儿童脱离监护单独居住或失踪、监护人丧失监护能力或不履行监护责任、疑似遭受家庭暴力或虐待、疑似遭受意外伤害或不法侵害等情况的，应当在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告。

（《中国青年报》2016年2月16日，有改动）

材料四

僵化的户籍制人为地画地为牢，把人们固定在户籍地，这才是留守儿童大量存在的制度性原因。很多人不去要求政府改革户籍制度，而要求政府投入更多的人力与财力去关注留守儿童，希望更多公益机构去关怀、帮助留守儿童，这不是舍本逐末吗？如果改变了产生留守儿童的制度，也不需要政府投入这么多资源了，纳税人也可以节省一大笔钱；如果户籍制不变，恐怕再多的政府投入，再多的公益人士也无法解决问题。

（黄凯平《留守儿童的伪问题与真问题》，有改动）

材料一：

传统村落是活的文化遗产，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批传统村落逐步消失。住建部的数据显示，经过抢救性保护，过去5年间，我国基本实现了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第一阶段的目标，全国有63%的村落传统公共建筑得到保护修缮，70%以上的村落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村民收入一万元以上的村落由不足5%增至21%，社会保护意识和积极性空前高涨。

但以传统村落占比全国第一的云南为例，旅游开发的比例不足10%，开发尚可的古村落比例不到1%。下一步保护工作的难点是云南、贵州等西部地区的基础较差。这使得在保护、修缮中不仅要提升卫生、餐厨、通风等传统民居的性能，还要与扶贫工作结合，而这些工作的关键是地方政府要重视。

（摘编自《住建部：开发商不应该是传统村落保护的主体》）

材料二：

注我国对古村落的保护采用名录制，又名“名录保护”，将传统形态完整、遗存丰富、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村落，一个个甄选和认定下来，列入名录，加以保护。

材料三：

在传统村落开发规划和保护进程中，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村落保护的商业化气息过于浓郁，将传统村落当成“旅游提款机”，忽视了村落固有的文化生态，有导致生态文化灾难的隐患；过分注重村落外表的整齐、富丽堂皇和高大上，忽视了村庄“人”的感受，没了原住民，没了原始行业和行当，没了活力和生机。

贵州省及时出台《贵州省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条例》，给传统村落保护行为分门别类、设定框架、详细界定、规范约束，给社会大众提供登高望远的观念引领。比如针对村落保护中的过度商业倾向，《条例》强调“注重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延续性，防止传统村落空心化、过度商业化”“在传统村落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的，应当尊重村民意愿，并对村民所有的建筑物处理做出约定”，提醒人们，村落保护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赚取真金白银，商业化开发更是为了给保护工作提供物质保障。

（摘编自《守住传统村落的味和魂》）

材料四：

当前传统村落保护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资金问题，尽管各地政府部门都有一定的拨款，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另一个问题，则是村民的保护意识不强。甚至可以说，在一些贫困地区，衣食住行都存在问题，谈传统村落保护无疑是奢侈的。

因而，要让传统村落保护真正“活”起来，就需要对症下药。对于资金的问题，除了政府部门的资金支持之外，各地的科研机构、民间组织乃至有责任担当的企业，都可以参与进来。至于意识问题，则需要依靠文化普及，让村民、地方政府都能拥有保护传统村落的文化自觉性。

（摘编自《让传统村落保护真正“活”起来》）

   材料一：

空巢老人是指无子女或子女不在身旁的老年人。据2017年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预计到202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到2.55亿人左右，将总人口比重提升到17.8%左右；空巢老年人将增加到1.18亿人左右。客观地讲，在我国目前未富先老的情况下，要彻底解决空巢老人“不敢老”的问题仍存在困难，需尽量采取多种措施以减少老年人的担忧。

（摘编自王庆海《破解空巢老人养老难题》）

材料二：

空巢老人的问题，折射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交织着现代化过程中的矛盾。地区发展不均衡，劳动力候鸟式的迁徙就不可避免；社保制度的割裂，使各种保障难以无缝衔接；户籍制度的坚冰，让老年人随子女迁徙难度加大；政府投入不足和民间资本进入不畅，导致养老服务供给不够且水平较低……时代的列车一往无前，老年人却已步履蹒跚，而最为弱势的空巢老人，更是难以承受的时代之重。

从要求各级政府“用于养老服务的财政性资金重点向农村倾斜”，到提出“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问题正在破解。而此前不久，国务院决定合并“新农保”和“城居保”，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无疑将有助于解决老人们面临的问题。

（摘编自贾壮《“空巢”之痛时代之重》）

材料三：

农村空巢老人安全现状令人担忧。具体体现在：一方面由于年老体弱而面临着外在危险的威胁，由于年老体弱，老人在受到外力侵害时无力抵御和抗衡；另一方面由于年老体弱而多陷“内在疾患”。调查显示，农村空巢老人的患病率在80%以上，甚至有50%以上的老人患有两种以上的慢性疾病。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农村空巢老人安全问题主要发生在以下六个方面：自理能力下降，慢性疾病，消防隐患，用药不当，不法分子诈骗、入室盗窃、抢劫，住房老旧。

下图是对农村空巢老人猝死家中的原因的调查统计分析。

（摘编自张晓琼、侯亚丽《晚年何以安度：农村空巢老人安全保障问题研究》）

材料四：

一方面是老龄化社会的步步逼近，一方面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如何把“互联网+”和养老服务结合？南京市民政局目前正在进行这样一种有益尝试。

这种基于“互联网+”的“一键呼叫式”养老模式，其最大的特点和优势就是便利，而便利也往往是老年人群体所最为期待的。通过“互联网+”把以上这些老人在居家养老过程中可能用到的各种资源、服务整合到一起，老人身边只要有一个电话或手机就可以轻松享受这些资源和服务。

养老服务网络等于是通过“互联网+”这种新的技术手段，在市场和老人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而密切的联系，进而实现双方的共赢。

但我们也要看到，老年人群体要想充分享受到这种服务的便利，就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那么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需要对那些被纳入养老服务网络的企业、商家在服务质量、服务价格上给予必要的引导，以避免有企业和商家哄抬服务价格，导致老年人群体消费不起的情况；二则，对于那些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老年人群体，政府应该加大养老补贴和救济的力度，以类似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来帮助他们享受养老服务网络上的各种资源和各项服务。

（摘编自苑广阔《盼“互联网+”惠及更多空巢老人》）

材料一：

从1956年提出人工智能的概念，到现在已有61年的历史，并经历过至少两个“冬天”。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人工智能仍然走不出实验室。人工智能遭遇的技术瓶颈，一方面有着时代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人们对它的期待太高。

在脑科学尚未取得重大进展时，受益于互联网和计算机新一代技术创新，人工智能从更加实用的层面进入了发展快车道。互联网大数据、强大的运算能力和深度学习模式的突破，被认为是人工智能赖以突破的三大要素，它们造就了语音、人脸识别准确率的惊人提升，人机对话像人与人一样更加自然，乃至可以像“阿尔法狗”一样去找寻规律、自我决策。

（选自人民网）

材料二：

6月7日，由科大讯飞牵头的863国家高考答题机器人项目内的AI-MATHS高考机器人在成都参加了2017年高考数学的测试，在掐断题库、断网、无人干涉的情况下通过综合逻辑推理平台来进行解题。分别用时22分钟和10分钟答完2份高考数学试卷，分别获得了105分和100分的成绩（满分150分）。考试结果显示：机器人在不依赖大数据的前提下，逻辑分析能力远超人类，但在文意理解、多样性思维上要比人类逊色得多。

近年来，国际科技巨头纷纷“发力”人工智能领域，国外以微软、谷歌等为首的巨头们已经抢先一步，国内科大讯飞、百度、阿里、腾讯等公司也紧跟步伐。

“未来5至10年，人工智能将像水和电一样无所不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将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未来在全球的话语权。”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说。

（《人工智能改变世界》，选自《安徽日报》）

材料三：

材料四：

日本人工智能学会在2014年成立了“伦理委员会”，探讨人工智能与社会伦理观的联系。委员会认为，如果人工智能朝着与人类能力互补的目标发展，就不用担心人工智能变成“人造烦恼”，“我们不应该致力于发明具有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这样就能绕过人工智能“是机器还是人”这样的伦理难题。

汉斯·乌斯克莱特对本报记者强调说，人工智能的研究方向不是要取代人类，而是要与人类互补，增强人类的能力。人工智能不会取代人类，因为只有人类才具有创造力和目标，而机器只关注如何解决眼前遇到的问题。要让人工智能避免犯下道德层面的错误，关键在于人类自己。

（《用好人工智能，关键还在人类自身》，选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