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中的文化与历史

①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网络下载非常方便和普及的时代，因此有人担心实体书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也有人预言CD这种载体会彻底消失。事实上，人们最应该担心的恐怕是传统的地图。如今，30岁以下的年轻人出国度假时，已经不会再带着纸质地图用以认路了，他们只要 掏出iPhone轻轻点几下，就可以获得任何信息。习惯于只携带移动电话出行的年轻旅行者正在使传统的地图变得英雄无用武之地。

②我们现在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地图应该仅仅是对某一片特定区域的客观科学的记录，它必须严谨如卫星所拍摄到的照片一样。而过去，地图被认为是一种复杂的手工绘制作品，且有着各种不同的主观色彩，因为对于同一个地方而言，不同的地图表现出来的内容会千差万别。如今，人们加诸地图的主观性正在逐渐消失，人类随之失去的，也是地图蕴含着的重要的文化和历史信息。

③我们究竟失去了什么呢？这就是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教授杰里•布洛顿在新书《12幅地图中的世界历史》中讨论的问题。作者深入调查了上至古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托勒密的地图绘制研究，下到如今风靡的Google地图，并在书中分析了人类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地图绘制工程是如何影响特定的文化和政治环境的。布洛顿的书中包含了12幅人文价值厚重的地图，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世界地图。他认为，地图绘制的历史甚至比人类技术进步的历史更长。13世纪末以来，人类普遍接触过一个地理知识方面的说法，即耶稣的受难地耶路撒冷是地球所处的中心位置。当然，这是由神学指定的，并不是一个科学研究的定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经过很长时间才慢慢接受了经过科学研究才确认的地理学方面的各种知识。

④1973年，德国历史学家阿诺•彼得斯绘制了著名的彼得斯地图，他强烈地反对地理学家墨卡托将欧洲作为地图中心的传统的地图绘制方式。墨卡托地图    反映了各个大陆的形状，   扭曲了各个大陆的大小比例，  彼得斯地图中各个大陆的面积比例基本上接近于地球表面陆地的实际分布情况。对于习惯于墨卡托地图的人来说，彼得斯地图中的非洲显得又大又长，正如布洛顿在书中所解释的，彼得斯的地图强调了非洲，因此新地图被很多援助机构用来作为鼓励大家重视非洲的最好教材。当时，有很多其他地图绘制者并不接受彼得斯的这种绘制思路。

⑤布洛顿的书中还包含了一些阿拉伯世界和中国的地图，但这并不是一部地图绘制通史。这本书的重点还是在世界地图上，并通过世界地图阐述了历史上那些野心勃勃的宏伟的政治行为：包括古希腊天文学的发展、宗教信仰变革和皇权的变化等。布洛顿的书中提到了卡西尼家族四代人绘制详细的法国地图的故事。卡西尼家族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晚期，根据科学的原则，使用精确的基线和三角测量，精准地确定各个具体方位之间的距离。当时，全国范围内很多调查人员和信息搜集人员参与了这个巨大的工程，这是18世纪应用科学的一个里程碑事件，也促成了后来全国地形测量局这类专业机构的诞生。当然，这里还涉及到一些政治因素——这个计划一开始是由法国的君主政体提供支持的，但后来又被抛弃，最终是在革命政权时期完成。好在这个工程最终绘制成功了非常完整而准确的法国国家地图，这张地图在推动法兰西的现代意识上发挥了巨大作用。

⑥布洛顿书中的另一个主旨是，地图绘制更应该关乎文化和政治价值的反映，而不仅仅是地图本身的正确性和客观性。但卡西尔地图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恰恰于他们在绘制地图过程中的精确测量和不厌其烦的数据核对。对卡西尔地图的绘制者而言，政治目的完全处于次要位置。毕竟，在中世纪以后的世界，客观性是人类尤其重视的价值之一。

①城市管理者创办大型文化活动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考量，当然其中也有民生的考量。然而，大型文化活动在创办、设计，评估等一系列环节中如何强化民生意识，却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②考查如今众多的大型文化活动的创办动因，我们发现，过多重视精英需求，过量强调经济效益，轻视民生需求，忽视百姓意愿的现象不乏其例。这样的功利目的是大型文化活动的目标追求吗？必须承认，正如多元社会是由不同阶层的人群组成一样，我们的文化活动也应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但我们还应承认，现代耗费巨资的大型文化活动往往是由政府创办，而政府代表的是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理由只为少数人服务，将一个牵动全城甚至打造城市标志的大型文化活动办成少数人的自娱自乐。民生意识是大型文化活动创办之本，这一点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如上海国际艺术节，从第—届开始，“人民大众的节日”这一办节宗旨就牢牢扎根在每一个操办者的脑海中，将艺术节办成万民同乐、百姓共享的文化大餐，正是艺术节所有工作者的共同追求。

③现代大型文化活动不管是专业类的、综合类的，打的都是组合拳。上海国际艺术节不仅总体结构上有演出、展览、群文、论坛、交易会、节中节六人板块，每年平均有近百个项目，品种繁多，样式丰富，风格迥异；而且一个板块，如演出中，就有芭蕾、交响、戏曲、话剧等多个艺术品种。但不管有多少品种和多少项目，不管从总体设计到项目设计，自觉的民生意识都是设计的灵魂和源泉。

④首先在内容设计上要充分反映民众的接受能力和需求。大型文化活动的内容设计承载着许多功能需求，既要服从活动定位的制约，活动目标的导向；又要服从个性要求、文化追求的满足；还要服从市场繁荣、产业发展的支配。然而民众需求和接受能力却是内容设计的根本立足点。不要说本来就以吸引最大化民众参加为目标的上海旅游节以此为首要考虑，即使是艺术含金量较高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在聚焦电影艺术家和专业人士的问晌，也不敢稍存怠慢民众之心。

⑤其次在形式设计上要细心考虑民众的参与欲望和方便。一方面大型活动的举办有凝聚城市人气的动因；另一方面已逐步殷实起来的市民有参与文化活动、追求精神享受的需求。两者的聚合是大型文化活动之所以越办越多，越办越兴旺的根本原因。因而在大型文化活动的形式设计上，就必须细心考虑民众的参与方法和途径。

⑥再次在总体设计上要高起点考虑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这里首先要明确的是大型文化活动应该是公益性的，非营利性的，是政府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切实保障所有公民都能平等地享有这种高质量服务体系的需要。上海国际艺术节运作体制的四句话：“政府推动，社会支持，市场运作，群众参与”，就精辟地体现了这—理念。

⑦评估一个大型活动成功与否有很多指标：内容是否精彩，形式是否创新，票房是否火爆，等等。然而，在诸多评估指标中，最根本的应该是民众的反应。没有这—点，其他指标难以实现其应有的价值，活动本身也难以实现它创办的宗旨和目的。因此，大型文化活动在建立自己科学的评估体系中必须自觉强化民生意识，将民众的反应放在首位。

⑧大型文化活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种眼球经济。社会的关注度是任何一个活动的操办者所极其看重的，然而在具体考量中常常会偏重专业界的关注而轻视百姓的关注，将专业关注代替社会关注。我们并不否认，大型文化活动大多带有一定的专业性．需要专业界的认同。如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不能引起音乐人和音像公司的关注，很难想像它能够成功举办。但如果它只能吸引专业人士的眼球，而无法打动广大民众，也很难想像它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

⑨一个大型文化活动其内容的构成难免有雅俗之分，自古以来众口难调。从专家明星到平民百姓都一致叫好是—种理想境界，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却是一种常态，关键是我们以哪一张“嘴”的评价来作为活动评估的主要标准。大型文化活动因其公益性质，政府背景及其承载的社会功能使我们不得不把评估的天平倾向于民众的”嘴”。我们需要专家的百张“嘴”，更需要民众的万张“嘴”。

⑩笔者曾经观摩过—场耗费巨资、场面壮观的大型情景剧。这台原被炒作成大型文化活动亮点的剧目，吸引了两万多观众前往。然而演出未经过半，观众不仅不给掌声，甚至干脆起身走人。事后，一位专业人士对笔者说：老百姓用手和脚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这场演出的态度。而著名盲人歌唱家波契利上海演唱会尽管没有豪华的布景和精妙的包装，但全场八千多名观众把如潮的掌声一次又一次地献给了这位音乐界的奇才。不给掌声和如潮掌声，鲜明的对比给出了真实而残酷的评判。

(节选自张福荣《大型文化活动的民生意识》，原载《文汇报》。有改动)

齐鲁文化是先秦时期在今山东省境内形成和发展的一种地域文化。进入秦汉，齐鲁文化逐渐由地域文化演变为官方文化。它既是一个历史范畴，又是一个文化范畴。作为历史范畴，自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作为文化范畴，又有其历史超越性，齐鲁文化的现代价值就是这种历史超越性的表现。

早在远古时代，东夷文化和华夏文化就共同创造了早期的黄河文明，而齐文化、鲁文化正是夷夏文化融合而产生的地域文化。齐文化是以东夷文化为主、以周文化为辅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系统。经济上，从齐地靠海、土地瘠薄的实际情况出发，除继承周的“重农”传统外，又实行“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政策，以农业为主，农、工、商并举；政治上，不囿于周的宗法原则，而“举贤而尚功”；文化上，主张宽松自由，兼容并包。齐文化最终成为一种合时俗、务实际，具有革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功利型文化传统。鲁文化则是以周文化为主、以东夷文化为辅形成的一种文化系统。经济上，由于鲁的封地位于泰山以南的平原，肥沃的土地适于农耕，这使鲁文化一开始就具有农业文化的特征。政治上，鲁国统治者强调周的宗法制度，主张“尊尊而亲亲”；文化上，则采取“变其俗，革其礼”的方针，用周文化强行改造土著文化，其所讲求的礼乐仁义即是重礼的周文化和重仁的东夷文化结合的产物。鲁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重仁义、尊传统、尚伦理、贵人和的道德型文化传统。

进入战国，由于齐国对鲁国的兼并，造成黄河下游地区政治上的局部统一。学术文化界兴起的百家争鸣，促进了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在此背景下，齐、鲁两大文化传统的交融日益发展，逐渐走上一体化道路。秦及汉初，齐学盛极一时，这一时期齐学与鲁学的融合，为其后董仲舒以阴阳五行说构筑新的儒学体系作了理论准备；同时也为汉代儒学内部的齐学与鲁学以及今古文经学之争埋下了伏线。经过东汉今古文经学的学术之争，双方相互批判又互相渗透，至东汉末年，一代经学大师郑玄会通古、今文经学，最终完成了齐鲁文化一体化的过程。

齐鲁文化是一种混合型文化。它不仅融合了齐文化和鲁文化，而且兼收并蓄，广泛吸收了其他地域文化的长处，逐渐形成了具有完备的自我调节和更新功能、再生能力很强的文化。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齐鲁文化实际获得了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支配地位，成为一种政治大一统背景下的官方文化，最终融入到统一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