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幌子俗称酒帘，是古代酒店以其引人注目、招揽顾客的招牌，又称望子、酒旗等，最初是酒家使用的，后来加以引申，凡商店门面上展示形象性的行业标记，以图形、色彩、文字等视觉符号传达商品信息、辅助经营和招揽顾客的旗帜，统称为“幌子”，它是商家向消费者宣传生产或经营事项的标志。

招幌是伴随市场商业行为而兴起的，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它的萌生和演化，反映了古代商品交换日趋繁荣的历史进程，也折射出古代社会的商业民俗。周朝的市场管理由“司市”负责，在经营活动期间，要挂起旗帜表示开市。可见早在三千年前的西周，已经使用旗帜作为市场运行的标志系统。战国时期出现了正式意义上的幌子。据《韩非子·外储说》载，“宋人有酤酒者，为酒甚美，悬帜甚高。”这显然已是酒铺的标志，表明当时店家已懂得用高悬酒旗来招徕生意。汉代商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为招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东汉时卖药者就不乏以药葫芦为幌的。唐代集市与商业贸易日趋发达，店铺标志在诗歌中有大量的描写，如白居易《曲江》：“细草岸西东，酒旗摇水风。”杜牧更是在《江南春绝句》中将酒旗融入了“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的如画美景中。可见，在唐代商铺中已经广泛使用标志系统。宋代市场经济更为活跃，商业城市的涌现，使旗帜商幌得以广泛地使用，商业类的标志愈加丰富。此后，招幌的形式日趋丰富，我们可在明清时期游记、笔记、小说及年画作品中看到大量商铺招幌的描写或图像。这表明明清时期招幌更加成熟。民国之后，随着外来文化的进入及科技的发展，传统的招幌逐渐被霓虹灯所取代，在大街小巷中已经难觅其身影。

（取材于许大海文章）

材料二

酒旗就是最有特色的招幌式广告。

酒旗的别名很多，由于多系缝布制成，故又称酒旆、锦旆、青帘、杏帘、酒幔等；酒旗可用多种布料制成，以颜色分，可称为青旗、素帘、翠帘、彩帜；以功能分，又可称酒标、酒招、望子等。就其外观形状而言，酒旗大致有三类：一是象形类，以酒壶等实物、模型、图画为特征；二是标志酒旗，即旗幌及晚上的灯幌；三是文字酒旗，以单字、双字甚至是对子、诗歌为形式特征。古时酒旗上的题字多请名家手书，其内容或俗或雅，目的都是宣扬酒的醇正、酒家名牌、酒楼名座等。酒旗上大多署店家字号，有的干脆只写一个“酒”字。

酒旗大小不一，形状各异，观其规格足以让顾客知道酒店的规模与经营情况，所以它也是酒店自身的一个徽标。根据店主身份的高低和酒店规模的不同，酒旗的种类和规格也不同。名家酒店悬挂“锦旆”，普通店家是“青帘”，而偏僻村野的鸡毛小店，则扎一个“草帚儿”。草帚是酿酒滤清的工具，取意为“扫愁帚”，让顾客来此能够开怀畅饮，扫除心头的烦恼。

酒旗作为一种商业广告，不仅传达着商品交换的经济信息，而且成为社会政治和民俗文化心理的载体。历代文人多以它为意象，来抒写内心的情感。“绣旆相招，掩翳天日”，可以想见太平时代的市井繁华；“杏帘招饮客，在望有山庄”，给人以羁旅行路，渴望驻足安顿的感受。作家们在作品中所以能把酒旗的意象描写得这样鲜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酒旗是依情感记忆的方式内化到人们诗人心底的生活事象，因此当作家进入创作时，脑海里储存的表象，就会随着情绪记忆和心理联想，将其复现在艺术形象体系当中。

（取材于王少良、王欢文章）

材料三

招幌是古代广告中一种非常重要的形式，以其生动的造型和蕴含丰富的民俗文化在中国广告史上独树一帜。民国以后，随着西方文化的渗透，西方的经营方式、店铺的装饰方式传入中国，高科技广告设施逐步取代了传统的招幌，如霓虹灯、广告箱等被许多店铺所采用。那些具有特殊风格、富于象征意味的招幌正从商业区迅速消失，被千篇一律的店牌所取代；中国式的街巷之美逐渐消失。但是，幌子所构成的市井文化和民俗风景却不会被人们所遗忘。正如相关专家所言，“传统幌子至今仍为世人关注、青睐，很重要的原因是它同古今社会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根植于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的一种源远流长的民间传承文化事象”。

在当代商业社会，尤其在城市化进程中，招牌在与现代化的手段结合之后，如何传承其传统文化精髓？如何在日新月异的城市发展中凸显其价值？这是当代的设计师们必须思考的。传统招幌蕴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但它作为一种原始的招徕方式，在高速发展的社会中也确实暴露出自身的局限和与当代商业不相适应的一面。如对建筑结构的额外要求，繁复巧妙的技术工艺导致无法批量生产等。我们应该挖掘、保护和发展其有意义的价值。

在经济发达的今天，传统店铺招幌形式的确应该被传承和发展，而不是被抛弃，因为它的设计形式是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如在一些仿古的酒家店铺门前挂幌子，这不仅是因为幌子能招徕顾客，更因为它取材简单、经济实用，又别具特色。台湾对传统店铺招幌的保护和传承值得我们借鉴。在现代化进程中，他们没有盲目地抛弃传统招幌，在很多商业区，可以见到各式各样的传统店铺标识。这些传统的中国招幌形式，虽然为适应夜间经营需要，在招幌中加入了灯光效果，但整体上依然保留着中国传统式样，与那些千篇一律的灯箱式店铺标识相比更显得丰富多彩。在今天崇尚新潮的商海，一面布幌子，同样会为你的生意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取材于樊清熹、许大海相关文章）

报告文学的史料化

王晖

新世纪以来的十余年间，报告文学在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鼎盛期和90年代的低谷期之后，表现出多元裂变与平稳前行的态势。在影像视听艺术成为大餐的今天，有良知的报告文学作家仍然在坚守着严肃的写作，令人欣喜的作品也时有出现。特别是近些年来，强调个人性和亲历性，关注底层现实、呈现生活原生态的“非虚构”文本的出现，使传统报告文学写作的理念、视野和方法在更为广泛的层面上获得刷新与拓展。然而，报告文学的创作质量下滑是个不争的事实。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就逐渐形成了个以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为再现对象的书写取向。有人称之为“史志性报告文学”。进入新世纪，这种状况仍然有增无减，而且大都将目光聚焦于现代中国革命历史、人物和战争。不能说其中的作品没有可取之处，但有相当比例的作品动辄几十万字，堆砌历史资料的史料化现象颇为严重，其间几乎看不到作家对于现实的回应与思考。当下报告文学史料化倾向的出现，可能会有诸多的理由，譬如网络和电视信息传播的迅速与公开，使常规思维中报告文学作为文艺“轻骑兵”的新闻报道功能大为弱化；力图强化报告文学把握事物的深度和力度，以维持、彰显自身的写作优势，使日渐萎缩的文学重新积聚能量；当然，这其中可能还有作家规避写作风险的生存考虑。但有一点不能含糊，那就是报告文学创作的现实性本质。

报告文学与虚构文学写作在目标上存在着差异，它要通过写实性或者说非虚构性叙事，表达作家对现实社会文明进程与状态的观察、反思甚至批判。报告文学文体存在价值的凸显与获得，并非在于其对于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描述得全面、“打捞”得及时，甚至猎奇式的钩沉，而在于它对于现实触及的刚性和锐敏。正如茅盾所说：“‘报告’作家的主要任务是将刻刻在变化，刻刻在发生的社会的、政治的问题立即有正确尖锐的批评和反映。”对于现实，特别是有关当下转型时期重大社会和民生问题现实的表现，应当成为报告文学艺术指向的首选，成为报告文学作家坚守现实性的基本责任和书写伦理。在现实面前，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家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报告文学作家不应该“王顾左右而言他”。否则，报告文学写作就失去了最根本的意义。

进一步说，即使是在报告文学中回看历史、钩沉过往，也应立足于现实的支点。近几年来出现的书写历史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大都具有这样的特质，比如何建明等的《忠诚与背叛》、黄传会等的《中国海军三部曲》、赵瑜等的《革命百里洲》……这些作品将所书写的宏大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激活，发掘并凸显其与当下现实的某种对应性或启示性，让所书写的历史不再“史料化”，而是真正活起来，让今昔对应和对话，让历史告诉现实，让历史启示现实。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