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锂离子电池是一种充电电池，它主要依靠锂离子在正极和负极之间的移动来工作。锂离子电池以碳素材料为负极，以含锂的化合物作正极，没有金属锂存在，只有锂离子。锂离子电池的充放电过程，就是锂离子的嵌入和脱嵌过程。在锂离子的嵌入和脱嵌过程中，同时伴随着与锂离子等当量电子的嵌入和脱嵌，习惯上正极用嵌入或脱嵌表示，而负极用插入或脱插表示。在充放电过程中，锂离子在正、负极之间往返嵌入/脱嵌和插入/脱插，被形象地称为“摇椅电池”。

当对电池进行充电时，电池的正极上有锂离子生成，生成的锂离子经过电解液运动到负极。而作为负极的碳呈层状结构，它有很多微孔，达到负极的锂离子就嵌入到碳层的微孔中，嵌入的锂离子越多，充电容量越高。同样，当对电池进行放电时，即我们使用电池的过程，嵌在负极碳层中的锂离子脱出，又运动回正极。回正极的锂离子越多，放电容量越高。

（摘编自《锂离子电池作用机理的探讨分析》）

材料二：

2010-2020年中国及全球锂电产值

（摘编自《中国锂离子电池行业发展现状分析及未来发展前景预测》）

材料三：

锂离子电池作为一种新的二次清洁且可再生能源，其具有工作电压高，质量轻，能量密度大等优点，在电动工具、数码相机、手机、笔记本电脑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且显示出强大的发展趋势。由于其具有安全的独特优势，它将逐步取代传统电池成为主流。

在汽车领域，锂离子电池能给电动汽车提供较大的动力，而且无污染，使用成本低，很多新能源汽车中对锂离子电池进行了较好的应用，而且我国相应新能源汽车的推广也让锂离子电池的市场不断扩大，为锂离子电池的发展带来了较大便利。

同时锂离子电池也应用进了航天领域中，我国许多卫星中都对锂离子电池进行了应用，为卫星的正常运作带来了便利。但是由于在实际情况中，锂离子电池的价格一般较高，而且维护成本也较高，所以需要技术人员加强对其的研究，通过更为先进的技术提高锂离子电池的安全性、运作性能，并延长其使用寿命，从而全面提升锂离子电池的性能，促进锂离子电池的更好发展。

（摘编自《锂离子电池发展现状及应用前景》）

材料四：

近年来，我国锂离子电池发展迅猛，这主要得益于国家政策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大力支持。在国家节能环保政策的驱动下，新能源汽车销量逐年增长，锂离子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的配套主体，市场需求自然“水涨船高”。

然而，今年上半年锂离子电池产业链企业的日子有点艰难。《锂离子电池产业发展白皮书（2019年）》显示，2018年，由于新能源汽车补贴不能及时发放、锂离子电池产品价格持续下降、资本市场融资收紧等因素，我国锂离子电池业的多家企业出现现金流紧缺、业绩对赌失败、资金链断裂甚至破产倒闭的现象，行业洗牌加速。

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我国锂离子电池产业链暂停、退出、倒闭等不良经营企业超过60家。来自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各家企业面临着补贴大幅度下滑、能量密度及续航门槛下限提高、企业资金链紧张等多重压力，市场进入快速洗牌阶段，多家企业已放弃新能源汽车锂电池业务，转向电动工具、电动自行车等小动力市场。未来3—4年将是锂电池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最为艰难的时期，尤其是在降低成本方面，上下游企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只有拥有雄厚的技术积累、足够的资金支撑、强大的产品性价比优势以及对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的厂商才可能在未来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得先机。

（摘编自《面临多重发展压力 锂离子电池行业加速洗牌》）

作为“仁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孔子的文艺观主要通过他对《诗经》的评论提出，因此又被称作“诗教”观。一般认为，孔子“诗教”文艺观重“教”，即侧重于“诗”(文艺)的社会教化作用与伦理实践意义。从文艺的社会作用层面讲，身处“礼崩乐坏”的春秋动荡年代，出于实现社会理想的需要，孔子尤为看重文艺的道德教化功能，力图发挥文艺在蓄养健全人格、构建和谐社会上的独特功用。从文艺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层面讲，要求两者完善和谐，甚至更重内容。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武》《韶》两乐相比，《武》颂攻伐，虽然形式也完美，但不如歌颂仁政的《韶》乐那样“尽善尽美”。从文艺批评标准的层面讲，孔子明确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邪”即“中正和雅”，要求的是作品在缘情、言志时不要太直露，而应适度。同样，“无邪”仍然是从突出“文治合一”的社会教化论申发的，关涉孔子对文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美理想的追求。

孔子“诗教”文艺观在重“教”的同时并不忽视“诗”。一方面，孔子并非就文艺论文艺，而是将其作为培植理想人格、建立和谐社会的一种途径；另一方面，他又并非简单将文艺视为教化的工具，而是充分认识到了其所具有的“文以发蒙”“以美养善”的社会效益。正是以上两点，构成了孔子文艺观的鲜明特色，并对整个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产生了根本影响。“兴观群怨”的例子最能说明这一特色。“兴”即“引譬连类”“感发志意”，强调通过譬喻喻，使人联想、领会到某种类似的深微曲隐的思想感情，受到感染和熏陶；“观”即“观风俗之盛衰”“考见得失”；“群”指“群居相切磋”“和而不流”；“怨”指“怨刺上政”“怨而不怒”。其中，“兴”是“观”“群”“怨”的基础，四者虽均以实现“诗教”的社会功用为目的，但又必须以尊重文艺独特的审美规律为前提。

我们可以从“教”与“诗”两个层面洞悉其对重塑当代中国文化的智慧启迪。首先，孔子“诗教”文艺观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它的“在地性”或实践品格。基于对现实生活的反省和总结，《论语》言“诗”都十分接地气，目的都在强调文艺树正气、凝人心的社会教化意义。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最重要一脉，孔子儒学在此不仅彰显出开创性、典范性价值，更淬炼岀后世文艺载道安邦、经世致用的实践品格和人文精神。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孔子及儒家的文化自觉。

其次，孔子尤为看重“以诗为教”“以美养善”的“会通性”。“诗教”必须以尊重文艺自身的特殊性、审美规律性为基础，否则就会失去它所特有的寓教于乐、润物无声的魅力。孔子十分重视文艺“不言之教”的特质，在讲文艺的社会作用时，始终把“兴于诗”作为前提和基础。由此以来，中国文艺逐步确立“诗缘情”“诗言志”的主流传统，汇聚刘勰、王昌龄、王夫之、王国维等人智慧的中国特色的“意境”理论，也正是賡续孔子的文艺思想发扬所得。

今天的文艺家们按照美的规律去激活文论传统的生命力，进而在兼收并蓄古今中外异质文化因子的基础上，再续中华民族自信、自觉和自豪的心魂。

(选自王杰泓《诗与教》，《光明日报》2018年5月7日)

家国情怀已经积淀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在品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精练地概括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在中国历史上，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知识分子素来强调“内圣外王”的治世理念和“以身许国”的救世情怀，自觉将个人追求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

家国情怀是滋养知识分子社会价值的必然素质。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就在于通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回应所处时代最宏大最重要的问题，在推动社会进步中实现自我价值。这就需要深厚的家国情怀为知识分子社会价值的实现提供精神动力。人类历史的实践也证明，那些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璀璨印记和光辉形象的知识分子，无不胸怀国家、兼济天下、心系苍生，甚至是为了家国理想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为我们矗立起了一座座广为传颂的精神丰碑。因此，知识分子社会价值的实现不仅需要深邃渊博的学识素养、孜孜以求的科学精神，更加需要将远大理想与个人抱负、家国情怀与人生追求熔融合一。

家国情怀是现代知识分子职业精神的内在要求。在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具有新的内涵。毋庸置疑，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精神追求的差异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其他职业群体一样，知识分子是现代职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逐渐内化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职业精神，时代课题的转换也为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注入了新的价值元素。知识分子所从事职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决定了知识分子不应单纯追求个人利益，不应置社会影响于不顾，而应该将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结合。

家国情怀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丰厚精神养分。“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任何社会的发展进步都离不开知识分子发挥建设性作用。钱学森、邓稼先，这些优秀知识分子的先进事迹已经表明，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需要知识分子发扬甘于奉献、敢于担当、善于作为的时代精神。支撑起这种精神气质的强大动力在于坚定不移的家国情怀，这种家国情怀使得知识分子始终与国家需要和人民利益相向而行。家国情怀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于国家和人民的热爱，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是构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涵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精神财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参与者和建设者，知识分分子有责任拒绝精致利己主义、个人主义，有义务为科技创新、理论创造、学术繁荣贡献力量，不辜负伟大时代赋予知识分子的光荣使命。

（选自《家国情怀是知识分子的高贵品质》，有删减）

纵观中西古代艺术史，对人自身的认识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理性精神。

中国从先秦强调人的内在精神的美，到两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唐代韩愈等人的“文以明道”，到宋代程朱理学的“言理不言情”，弘扬的都是理性精神。这种理性，不仅仅表现为纯粹的哲学思辨，还表现在艺术所反映的文士阶层的人生观念和处世态度。西方早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就鲜明地倡导人的理性精神。他的名言是“美德即知识”，每个人都应该有知识。在苏格拉底之后，柏拉图更是强调理性知识的作用，他在《理想国》中就把培养哲学家作为社会的头等任务。苏格拉底所开创的雅典学派代表了西方文化的正宗，他所提倡的理性精神成了西方文化传统包括艺术传统的精髓。不只文学艺术，其它艺术也体现了这一理性精神。建筑不只是为避风雨，而且追求使人赞叹的华美；音乐舞蹈等表演不去逼真创造幻觉的真实，而是更多诉之于理解、想像的真实。这明显高扬的是人类的理性精神。

人类理性精神的高扬最突出的标志就是人的社会角色意识。人来到这个社会，就一定要扮演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角色意识，不同的意识导致不同的面孔。社会角色规定了人们在社会关系中所占有的社会位置以及相联的行为模式，预定了处于该位置上的人的言谈举止的基本准则。在儒家思想起主导作用的中国艺术王国中，人的角色意识非常强烈：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孔孟制定的这些道德规范成为每一个人的行动准绳。在社会责任和“自我”发生冲突时，人们首先服从的是前者。马致远的《汉宫秋》中，王昭君因爱国纵身投江。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中，程婴以父子的死来救孤儿及全国的孩子；而公孙杵臼则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使程婴父子活下来。在面临生死的重大时刻，他们几乎都不存在心理上的冲突，都没有“自我感情”的考虑；考虑的只是个人在社会上所处的某一地位并由此而带来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有人说，中国人是重社会而轻自我，西方人是重自我而轻社会。这并不准确，起码在古代社会不是这样。荷马史诗中的氏族首领大部分都是勇敢无私的。阿喀琉斯的母亲曾经预言，他可能有两种命运，或者过和平生活而长寿，或者在战斗中早死。为了得到荣誉和尽职，他选择了第二种命运。赫克托尔的妻子规劝丈夫不要上战场，他响亮地回答：“保卫特洛亚是我的职责。”

中西方古代艺术所揭示的人的社会角色意识，是人类对自身的深层认识。人一生下来，就首先面临着个体和群体的关系问题。人的角色意识是处理好这种关系的中介因素，也是自我完善、自我改造、自我平衡的必要环节；英雄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理想的精神境界都是从中产生的。它高扬的是人的自觉性，是人的理性精神。

当然，高扬理性既有正价值，亦有负价值。人一切从社会要求出发，扮演好自己所充当的社会角色，势必把自己看成是具有群体生死需要、有伦理道德自觉的个体；势必以理驭情，以社会利益来压制个人的欲望。这样，个体的主观情感、本能欲望被排斥在精神生活之外；合理的要求常常被当作有害的东西而加以压制，个人的创造探索也往往被视为异端而遭扼杀。这又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

(选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文艺复兴史纲》，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