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地根儿”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们舍不得“挪窝儿”（    ）“破家值万贯”。

四合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北京人也很讲究“处街坊”。“远亲不如近邻”。“街坊里道”的，谁家有点事，婚丧嫁娶，都得“随”一点“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不这样就不合“礼数”。但是平常日子，过往不多，除了有的街坊是棋友，“杀”一盘；有的是酒友，到“大酒缸”（过去山西人开的酒铺，都没有桌子，在酒缸上放一块规成圆形的厚板以代酒桌）喝两“个”（大酒缸二两一杯，叫做“一个”）；或是鸟友，不约而同，各晃着鸟笼，到天坛城根、玉渊潭去“会鸟”（会鸟是把鸟笼挂在一处，既可让鸟互相学叫，也互相比赛），此外，“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我认识一个在国子监当过差，伺候过陆润庠、王垿等祭酒的老人，他说：“哪儿也比不了北京。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别处好吃，——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么神？我至今考查不出来。但是北京人的大白菜文化却是可以理解的。北京人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摞起来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

北京人爱瞧热闹，但是不爱管闲事。他们总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北京是民主运动的策源地，“民国”以来，常有学生运动。北京人管学生运动叫做“闹学生”。学生示威游行，叫做“过学生”。与他们无关。

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安分守已、逆来顺受。老舍《茶馆》里的王利发说“我当了一辈子的顺民”，是大部分北京市民的心态。

我的小说《八月骄阳》里写到“文化大革命”，有这样一段对话：

“还有个章法没有？我可是当了一辈子安善良民，从来奉公守法。这会儿，全乱了。我这眼面前就跟‘下黄土’似的，简直的，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您多余操这份儿心。粮店还卖不卖棒子面？”

“卖！”

“还是的。有棒子面就行。……”

我们楼里有个小伙子，为一点事，打了开电梯的小姑娘一个嘴巴。我们都很生气，怎么可以打一个女孩子呢！我跟两个上了岁数的老北京（他们是“搬迁户”，原来是住在胡同里的）说，大家应该主持正义，让小伙子当众向小姑娘认错，这二位同志说：“叫他认错？门儿也没有！忍着吧！——‘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睡不着眯着”这话实在太精彩了！睡不着，别烦躁，别起急，眯着，北京人，真有你的！

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除了少数“宅门”还在那里挺着，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经很残破，有的地基柱甚至已经下沉，只有多半截还露在地面上。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凭吊。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

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甚至有些伤感。但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也许像西安的虾蟆陵，南京的乌衣巷，还会保留一两个名目，使人怅望低徊。

再见吧，胡同。

鱼拓画

张炜

一位多年不见的海边好友，从打磨文字的作家变成了画家。他展示一幅幅作品，令我无比惊讶：都画了鱼，大鱼小鱼，那么逼真而古朴，看上去有些异样，与以前看过的绘画完全不同。我见过各种各样鱼的水墨画，还从未看到这样的风格。我向他讨了一幅。

我选中一条一尺多长的黑色大鱼，说：“这好像是一条比目鱼。”他说：“是的，一条比目鱼。”他指点着墙上的画，依次告诉：“赤鳞鱼、鲷鱼、鲳鱼……这是一条红鲷，多大的红鲷啊，四斤二两！”最后一句让我吃惊：他显然在说一条真实的鱼。看着我惊讶的样子，他主动解释道：“我忘了告诉你，这不是一般的画，这是‘鱼拓画’。”

“什么是‘鱼拓画’？”

“就是给鱼做拓片，像拓碑一样，把宣纸放在上面……”

这令我更加惊奇。我马上想到的是要等活蹦乱跳的鱼死去，等它僵硬时，然后再涂墨，按上宣纸。鱼毕竟不是石头和木头，这事儿从头到尾做下来肯定麻烦。不过到底有多麻烦，我怎么也想不清楚。只觉得这种办法高明而巧妙，他能够想得出真不简单，也许只有生活在海边的艺术家才能有这种奇思妙想。

我知道他喜欢出海钓鱼，是海猎能手也是烹鱼高手。大概就是这种海上生涯给了他灵感，让他成为一个特别的画家。我尽力发挥想象，说：“如果没有猜错，你肯定要把逮到的大鱼搁置一会儿，等它不动了才开始动手。这大约需要多次实践，积累经验，比如墨色浓淡、宣纸按上去轻拍重拍、怎么把握力道等，会有许多技巧。宣纸揭下来还需要动动画笔，最后才能题字落款，成为一幅作品。”

我像一位内行，这样说时，其实内心里已经在琢磨怎样亲手做一幅“鱼拓画”了。因为这种画是在现成的鱼身上“印刷”出来的，算是一种工艺，只要掌握要领就能完成。我说着，极力隐藏自己要当一位艺术家的跃跃欲试、野心和冲动。

谁知朋友马上摇摇头：“死鱼不能拓画。”

“用活鱼？这怎么行？”我的声音变大了。

“让鱼安静一会儿，但不能让它死去。安静的鱼和死去的鱼是不一样的，死鱼，拓出的画也是死的，那就没什么价值了。”

听上去既有道理，又过于玄妙。我甚至认为他有点太较真或太讲究了，换了自己一定不会这样做。因为显而易见的道理：只有死去的鱼才会有木石一样的标本作用，那时操作起来才得心应手。我微笑不语，看着他。

“我让鱼安静下来，让它睡一会儿，在这段时间里抓紧完成。”

“怎么让它睡着？”

“一点酒吧。”

我明白了，它醉眠后，他开始往它身上小心翼翼地涂墨。怎样涂？如预料之中，他语焉不详。大致是按照丰富的经验施墨，而且在宣纸和鱼结合一体的时候，拍按之间，需要高度的技巧。鱼鳞、鱼鳍，特别是鱼的眼睛，都要传神地表达出来。他一再强调“眼睛”。

这使我想到：鱼是有神气的，鱼是有神采的，鱼是有心情的。是的，我不得不确认这样的一种理念，即一切高妙的艺术都是精神的再现、个性的表现。而对于一条海中生灵而言，最能传递这一切的当然只能是眼睛。它要注视，它的悲哀或怜悯都要从目光中流露。它从自己的那个方位投向人间的神情，即便在这样的瞬间也不会泯灭。我想，作为一个艺术家，这种揣测和把握当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一切艺术即心灵劳作的关键所在。

他告诉我，一张好的鱼拓画可以把鱼和鱼之间的不同表现出来，也可以将同一种鱼的不同时刻表达出来。不同的鱼，不同的时刻，都在画纸上凝固了，却是凝固了栩栩如生的那个瞬间。

我长时间沉默。我在想鱼和艺术，想生命的奉献，想短暂和永恒。这样一些关系纠缠在艺术创造之中，从来没有例外。离开了这样的领悟，所谓的艺术就会变得木讷。而那些看起来木讷的用来作拓片的石碑之类，却蕴含了十足的生命力。我们一再地拓、拓，复制，只为了再现生命的神色。

一条大鱼留下自己生前的刻记。它带着水族的秘密来到面前，那一刻刚刚沉睡。它曾经活生生地、惊讶地看着这个新的世界，看着和自己完全不同的生命，大睁双眼……

关于鱼和海的故事，朋友可以讲上一整天。那是一些烂漫的故事，惊险的故事。故事的主角大多是鱼。他的这些经历铸就了与水族的深刻情感，也催生了手中的艺术。

后来这幅艺术品挂在了我的室内。它看上去和一般的水墨画大为不同：既是一种拓制，又是活的生命的印迹。我端详的时候，总觉得它的一双眼睛在注视我，充满了悲悯。

它真的就在那里了。它是一个悲剧。它演绎着生命和创造的故事。它讲述了大海：波涛万里，压低的铅云，还有其他……

（选自《散文选刊》2018年第10期，有改动）

黄裳：沉默的斗士

2012年9月7日，93岁的黄裳老人在上海瑞金医院安详地去世。

深受周氏兄弟影响的一代散文大家、藏书家黄裳，可谓集名士风流和斗士精神于一身。他生于“五四”运动爆发三个月后，成长于中国现代文学最为繁荣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世纪四十年代登上文坛，在“反右”和“文革”中遭受迫害，晚年如老树绚烂开花。

黄裳登上文坛与两位作家有关，一是柯灵，二是巴金。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熟读新文学的黄裳就开始试着投稿，最初的习作就发表在《文汇报》副刊“世纪风”上，而“世纪风”的编者就是柯灵。1942年，黄裳又应柯灵的约稿，写了几篇《江上杂记》。尤其是柯灵和唐弢创办的《周报》，发表了黄裳的一组有影响力的通讯报道，就是后来集成册子的《关于美国兵》，这成为他进入新闻业的“投名状”。1945年下半年，也是在柯灵的介绍下，黄裳进入《文汇报》报社工作。

柯灵激发了黄裳最初的写作热情，而真正将黄裳推上文坛的，还是巴金。没有巴金的提携，黄裳不会走上文学道路。黄裳说，“他将我所写的旅行记事散文介绍到《旅行杂志》，我得到了在重庆的第一笔稿费”，“他商量着把我发表过的散文收集起来，出版了我人生第一本书”。这本书就是《锦帆集》。从这时起，年长黄裳15岁的巴金成为影响黄裳最深的朋友，他们的友谊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在黄裳的女儿容洁眼里，父亲很有理想，也很执着，这辈子一直很辛勤地工作，“他对我说，写作是一件良心事，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心‘挖’出来。一解放，他就写了一篇报道让很多人不高兴，但他从不改，他就是这样的人”。

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黄裳因为一篇题为“解冻”的报道受到***的亲自批判，并被打成了“右派”。“文革”时被下放到印刷厂当搬运工，那时他的朋友郑重经常见到他：“我看到黄裳穿着工人服，数百公斤重的卷筒纸，在他手下反转调向滚动，操作自如。他身体敦壮厚实，有时双手卡腰立在那里，就像一座钟，毫无猥琐卑屈的样子，每当看到他这个样子，心中也感叹着：真是一个人物！”

黄裳把这段时间称为“好日子”，因为不久他就被下放到了干校。在干校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黄裳感到实实在在地上了认真的一课，他在那里不断被批斗，饱受凌辱，这让他看透了那形形色色人物的心。但他也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我觉得痛苦的是在一段时期里没有能严肃认真地面对生活，失去了做一个正直公民的勇气……十年动乱，也应该有我一份责任。如果没有大量的精神境界像我一样的群众，那场大动乱是不会顺顺当当地发展到那样规模的。”

“说话少，读书多”，在一些人眼中，这是黄裳的最大特点。但在熟悉黄裳的李辉看来，黄裳不善言谈是一种假象：“他不是那种只知道枯坐故纸堆的书呆子，相反，其性情则颇像一个浪漫才子，精神里充溢着人们在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中可以领略到的那一种文人风流。他爱文物字画营造的意境，爱游山玩水，爱美丽女性，爱名优们的优美吟唱和婀娜多姿，爱开怀畅饮……”黄裳的风流，兼具了传统文人和民国知识分子的风流。李辉认为，黄裳是一位既有学识又有情趣的人，寡言成就了他的文字。

黄裳晚年的创作非常丰富，是“活到老写到老”的典型。在他的几十种著作中，绝大部分都是“文革”结束后三十多年创作的。而他越战越勇的斗士形象，与他的沉默寡言形成鲜明对比，更是引人瞩目。打笔仗成为他晚年的一大“壮举”，如2011年12月初版的《来燕榭文存二编》就“以打架文章为多”，火力十足。今年，黄裳仍不断有新作发表。“像这样有生命力、战斗力的文化老人，国内无第二人。”董宁文说。

黄裳是一位沉默的斗士，却又隐藏着深情：1997年，妻子重病，嗜书如命的他毅然卖掉搜集了半辈子的古书和名人字画，以支付巨额医疗费，徒劳地希望能换回妻子的生命。

(根据《南都周刊》2012年第36期唐不遇的同名文章改编)

相关链接

①风流：杰出不凡；洒脱放逸，风雅潇洒。——百度百科

②黄裳继承了古典文学的传统，继承了鲁迅的传统和巴金讲真话的传统，黄裳写的那些散文，呈现了金刚怒目的一面。——陈子善

③民国那些大师们虽然都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他们独立思考的高贵品性，在治学中的求真精神，在权势面前无所畏惧的勇气，为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陈华文《民国大师们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