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炊烟

胡宗波

“背叛”炊烟，需要勇气。

生活在鄂西南山区的人，似乎从出生之日起，就已被命运圈养在了重重大山怀抱里，整日里要和炊烟相依为命。

或许是命运的驯化，温顺的山区人顾家，更恋家。每天，村人执拗地在炊烟上挂满家的味道，倔强地把炊烟定格成为家的方向。一天天，一年年，炊烟被雕琢成了人们心灵的归宿，剪不断，理还乱。很多人甚至一辈子都没走出炊烟划出的半径。

我一直认为，我是炊烟喂养大的。少时的我，对炊烟的惦念近乎痴迷。甚至刚吃了饭，就挂念起了炊烟，盼它早点站在屋檐上，手搭凉棚，呼唤我的乳名。

在我眼里，炊烟就是宣布吃饭的口令。

在那个饥肠辘辘的年代，对于还是个孩子的我来说，食物散发出的诱惑，无疑令我无法抗拒。至于下顿将着落在哪儿，我大抵是不会去理会的。我心里只有炊烟。发展到了最后，就算全村的炊烟同时升起，哪一道炊烟是自家的，我能一眼分辨出。

那时，炊烟不仅滋润了我的肠胃，也滋润了我的梦。可我从来不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相反，我回报给炊烟的，大多是怨，是恨：恨它营养不够丰富，恨它花样太过单一，更恨它有时还填不饱我肚子。

与我对炊烟的矛盾态度相比，父母从来怀着一颗虔诚之心。他们能看懂炊烟的表情，也能读懂炊烟的语言。炊烟生病了，父母精心呵护着，助它早日康复；炊烟失落了，父母安慰开导着，帮它尽快振作。炊烟有灵性。虔诚的心，换来了炊烟的信任。它配合着父母，苦苦支撑着摇摇欲坠的日子。

然而，在父母虔诚的背后，其实也蜷缩着一颗不安分守己的心。父母领着我在日子里摸爬滚打的同时，矢志不渝送我去读书。他们已领教了日子的苦。他们不想将这种苦留成“财产”，等我去继承。为了孩子长远计议，父母替我谋划着对炊烟的“背叛”。

背叛，是需要勇气的；勇气，则需要成本。为了抵抗不断膨胀的生活，搀扶起勇气，父母几乎把腰弯得和大地平行，瞪大疲惫的眼睛，在日子里翻拣着能对抗生活的元素。其间，父母还要顶住村人随手扔来的冷嘲热讽。那大都是些认为读书没用的村人。他们将自己的讽刺和挖苦当“礼物”，总是不失时机地免费赠送。

父母是孩子一生中最重要的向导。站在父母的“背叛”上，我把父母的期望打包，系在肩膀上，在“背叛”的道路上愈走愈远。若干年后，我彻底“背叛”了炊烟，走出了乡村。在异乡，任我踮脚眺望，却看不到一丝炊烟。内心的空虚惆怅如同滚着的雪球。在炊烟的浸泡里长大的人，炊烟就是他的根。一个人，一生里烙印着三条根，那是从国别、地域、家庭三者文化差异中沉淀出来的。“背叛”了炊烟，就斩断了地域和家庭这两条根，我这一生，注定将处于失根后的无根状态。这时，在记忆里存活的新鲜炊烟，仿佛一封封家书，用眼眸盖上思念的邮戳，不时呼唤着我回去。

每一年，我都会回故乡，只为亲手摸摸升腾的炊烟。摸着它，我才能暂时找回丢失已久的乡音，才能短暂回收久违了的内心踏实。

这些年，每次回去，家乡都有变化。村人的生活水平真正像是芝麻开花。在欣慰的同时，我却觉得与故乡又生疏隔膜了几分。现代化的炊具，不断打压着炊烟氤氲的范围。我希冀的炊烟，越发地单薄瘦削。

尽管，那些还对炊烟心怀感恩的人，就像我父母，还忍受着烟熏火燎，顽强地坚守着，但他们培育的那点炊烟，不过蚍蜉撼树。我知道，终有一天，故乡会被膀阔腰圆趾高气扬的现代化日子改写。我也知道，总有一天，我再也看不到炊烟。我更知道，一缕缕炊烟，终会在我记忆的窖藏中酝酿成一种乡愁，继而在我的记忆里，站成一道道风景，更站成一位位亲人。背叛，总是要付出代价。没有了炊烟，也就失去了故乡，再也没有远道而来的消息，能把一种叫幸福的感觉催生。失去了炊烟，我们注定还有别的希望。

（选自《人民日报》）

老戏台

李亚强

夜戏散了，戏台下的吵闹声逐渐归于死寂。卸了妆的演员坐在连锅炕边大声喧哗，一边喝酒一边对着戏词，炉火映红了每个人的脸庞。墙壁上挂满了花花绿绿的道具戏服，像一个个站立着的人，窥视着后台的每一个人。我兀自游走，穿上龙袍，端坐在这些人身边，像戏里的人，也像戏外的人。

多少年后，在梦里出现这样一幕，我的心依然感到震颤，这种恐惧是由外而内的，像一柄长剑，直插内心。我从梦里一下被揪起，端坐在暗夜里。 

那时候，庙很旧，里面供着三圣母，只有一个朱砂写就的牌位立在供桌上。没有泥塑像，这座土庙也是附近十里八乡村人的心灵寄托，求神告庙都少不得来这里烧一炷香。 

那时候，土木结构的戏台也很旧，下雨的时候经常漏雨，戏台顶上的瓦片一年比一年少，村里人都在张罗着推倒老戏台再重建一座混凝土结构的戏台，但是一次次被搁浅。看戏的人少了，求神告庙的人多了，小小的土庙被翻新成了砖瓦结构的新庙，庙里的三圣母也有了具体的泥塑像，每年正月初一凌晨，村里人都要争着来这里烧一柱头香。 

戏台就在土庙正对面不足20米的地方，一条原本直行的道路，到这里突然打了弯，就因为戏台的存在。每年农历二月初二，村人都要组织一场盛大的秦腔演出，名叫给神唱戏，小时候想不明白，神为什么那么爱看戏？长大了才知道，名义上是给神唱戏，实际上是给人唱戏。其实戏之于乡亲们，只是一种载体罢了，真正懂戏看戏的人微乎极微。很多人只是为了排遣心中的空虚和农闲后的寂寞，所以大戏开场了，台下却是三三两两拉家常的。戏充当的是媒介的作用，为人们提供一个可以倾诉的场地，也正是戏，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维系着那个年代人们之间的纯朴感情。 

一年农事的结束在年关，一年农事的开始是在二月初二。在没有其他娱乐方式的早年间，唱戏基本是除了社火以外唯一的娱乐形式。小时候，村里还有一支剧团，平时大家都埋身在黄土地里，是灰头土脸的张三、李四、王五，当二月初二临近的时候，这些人从黄土地抽身出来，拍拍身上的尘土，穿上华丽的戏服，成了杨宗保、成了朱春登、成了秦香莲，成了人们不认识的人。 

父亲曾经也是村里的一名秦腔演员，家里堆放着厚厚的戏本。那时候农村青年没有外流一说,一些喜欢唱戏的青年聚集在一起，组建了村剧团，最鼎盛的时候，甚至比县剧团还要辉煌，除了在本村演，还被邀请到其他村演。 

后来，村里人知道新疆有煤矿、棉花，年轻人组队外流。父亲也放下了戏本，跟着村里的青年去了煤矿，日子过得比戏还苦，谁还去唱戏？村剧团散了，每年二月初二的大戏难以为继，给神唱戏成了一种应付，有时候请几个人的皮影剧团来糊弄，有时候请几个县秦剧团的演员跟原来村剧团的演员混合着唱。再后来，人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手里有钱了，直接请外地的秦剧团来唱戏。 

娘说，今年村里请了宁夏吴忠的秦剧团，二月初二唱夜戏的时候，戏台上的电路烧了，唱了一半的戏突然中断了，半个小时后，看戏的人已经走了一半。电路再次接通，一折戏又从头开始唱。又过不到半个小时，电路再次烧断，此时台下的观众已经所剩无几，无奈的演员又从头开始唱这折戏。都说给神唱戏呢，三圣母庙就在对面呢，唱戏中断两次，连神也管不了了。娘在电话里这样感慨。 

那晚，我在梦里看见，屹立了40多年的老戏台塌了，烟雾弥漫里，我看到那些村剧团的演员，一个个身着戏袍，如皮影一般在台下张望。

（选自《小品文选刊》2017年10期，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