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马炮

丁肃清

德欣说：“你这匹死马，我暂不吃你。”他说着攻小卒，又攻，再攻……残局上的小卒已是兵临城下。德欣洋洋得意地看着红棋憋在仕脚里的那匹马，确是瓮中之鳖，自己的老将一崴就吃了，可他不吃，他要叫对方输得心服口服。

杨喜良就剩下车马炮了，而且那马还是匹死马，这使得他捉襟见肘，但仍耐心寻找着机会。

德欣是车务段段长，杨喜良是老调度，两人私交甚密。他们什么话都能说，一边下棋一边说着车务段的事情。

旁边还有一位观棋者，叫李来顺，李来顺观棋不语。

几十天的春运，搞得焦头烂额，难得老朋友一聚。杨喜良说：“你看咱仨，像是这棋，你段长是车，我是这炮，都还厉害，来顺像这匹马。”

德欣和杨喜良都笑了。李来顺不笑，只静静观棋，在车务段，三十年前是个兵，三十年后还是个兵，尽管他书法绘画、弹拉说唱无所不能，也卖力气，却没有提升，真的就像憋在仕脚的那匹马。可李来顺没有怨言。

德欣段长说：“稍停，我去撒尿。”

德欣撒尿去了。

杨喜良说：“德欣的棋，还是算厉害。”

李来顺说：“我不尿他。”

杨喜良说：“你吃亏就吃在了这个脾气上，让一下也不缺个啥。”

论关系李来顺和德欣段长不错，之所以不错，才没有客套，有人没人，不喊段长，就叫他德欣，他想，这才是哥们儿。

可当了领导，谁没有个自尊心啊。杨喜良说：“德欣工作还是有水平的。”

李来顺又说：“我不尿他。”

德欣撒尿回来了，继续下棋。

李来顺说：“我也去撒尿。”

趁李来顺撒尿的工夫，杨喜良对德欣说：“咱们段里，数来顺最冤，什么苦活儿累活儿都有他，你可该提拔提拔他。”

德欣说：“我快退了，我不想管。”

说得杨喜良不高兴，“啪”地一声敲得很响，“将！”杨喜良在车的后面安上了炮。德欣的将想躲，却躲不了，往哪儿躲都在那只死马的脚下。

德欣“哎呀”了一声，没想到这盘棋输到了这匹死马上。

李来顺回来了，大喊：“输得好！我早就看出你要输这一招儿。”

棋散，仨人叙话。李来顺说：“咱仨，你们都混得好，是车，是炮，我是这死马，可死马也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时候。”

德欣略有感慨：“来顺啊，我对不起哥儿们，可也怪，咱仨人怎么就这么好呢？”

李来顺说：“咳！这怪啥呀？都吃过苦，你不记得你当司机，我和杨喜良当司炉，从阳泉跑石家庄，四个钟头要填十二吨的碳，那累呀，我和杨喜良都不想活了，是不是呀喜良？”

杨喜良说：“是，苦是咱们的根本。”

德欣似有感悟：“这样吧喜良，趁我还没有退，是该把来顺提拔一下，也算了却心事一桩。”

李来顺“哈哈”地大笑起来：“错了，错了！谁稀罕你那个提拔，倒找我钱我也不干。”

德欣瞪大了眼睛：“此话怎讲？”

李来顺说：“这么讲吧，俺李来顺是神仙日子，每天五点起床画画，然后跑步，再然后看日出，看完日出早饭喝一两小酒儿。”

“咳呀！”杨喜良似悟道：“你李来顺让我想起一句话，袖中乾坤大，壶中日月长，神仙、神仙！”

德欣无话，又来了下棋的雅兴，“再来一盘！”他愣拽着李来顺下棋，结果连输三盘。李来顺不下了，说德欣段长臭棋篓子。德欣还不甘心。

李来顺说：“要下，就此一盘了，我让你车马炮。”

德欣段长犹豫了一下说：“好吧。”

棋子儿的敲击声又响了起来……

虚拟

毕飞宇

深夜四点，我被手机叫醒了，是父亲打过来的。一看到父亲的号码我就知道，我的祖父，我们这个小县城里最著名的物理老师兼中学校长，他没了。都没有来得及悲伤，我即刻叫醒我的女儿，赶紧的，太爷爷没了。

祖父却没有死，好好的。看见我把女儿都带过来了，祖父有点不高兴，说：“这么冷，你把孩子叫过来做什么?”祖父神情淡然，但他的手指头在动，是欲言又止的那种动，这一次我知道，祖父的大限不远了，他要对我交代什么。

父亲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退了出去。祖父望着父亲的背影，很轻地咳嗽了两声。我了解我的祖父，祖父的咳嗽大部分不是生理性的，是他想说些什么。

作为物理老师的儿子，父亲当年是有机会上大学的，但是，祖父把他的时间全部给了他的学生，他每天上午六点出门，夜里十一点回家，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五十七个学生的身上。父亲没有考上大学，而祖父的五十七个学生考取了三十一个。在当年，这是一个“放卫星”一般的天文数字，祖父在我们县城一下子成了传奇。省报派来的记者为祖父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整整一个版，标题很吓人，《春蚕到死丝方尽》。

祖父在享尽殊荣的同时，突然有了愧疚。他建议他的儿子去补习，可祖父忽略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他儿子的“感受”。《春蚕到死丝方尽》是一只无坚不摧的拳头，它把父亲击倒了，附带着还把父亲的自信心给砸烂了。父亲拒绝了“春蚕” 的建议，他盯着自己的脚尖，告诉“春蚕”：“你忙你的去吧。”

父亲是祖父一辈子的痛，像一块肿瘤，硬硬的，始终长在祖父的体内。祖父很少喝醉，但是，只要喝醉了，他都要来一次规定动作：跪在马桶前沿，对着马桶一口一个“对不起”。

但醉后的祖父说得最多的不是父亲，而是他一届又一届的高才生，这些人是他当年的心肝宝贝。人名的后面则是长长的单位与职务，我不可能记住的。祖父却记得清清楚楚，诸如世界名牌大学、国家机关、公司名称，与之匹配的自然是院士、教授、副省长、董事长……

祖父沉默了半天，说：“我有福，但心思还是有的。”

我立即接过祖父的话，说：“嗨，不是就爸爸那点事嘛。那一代人不上大学的多了，爷爷，这不算事。”

祖父说：“这件事吧，我有责任。我呢，痛苦了很长时间。突然有那么一天，我释怀了。我早就不再为这件事苦恼了。”

祖父的话出乎我的意料，我的胸口顿时松了一下，我笑了。

祖父像孩子一样也笑了，说：“爷爷做了三十五年的教师，三十二年的班主任，九年零十个月的教导主任，六年零八个月的副校长，两年半的校长——”

祖父无力的指头再一次抓住我的手了。因为发力，都颤抖了。他不再微笑，祖父有话要说，是欲言又止的样子，是羞于启齿的样子。

我说：“爷爷，你还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呢?”

祖父睁开眼睛，望着我，似乎鼓足了勇气：“你说我能得到多少个花圈呢?”

嗨!这算什么事呢。我说：“你想要多少个花圈? ”

祖父憋了半天，他轻声却又是清晰地说：

“当年荣校长是182个。我数过两遍。”——我对“荣爷爷”的葬礼至今还有模糊的印象：那是1982年的春天，57岁的荣校长在给同学上历史课，就在下课铃响的时候，他倒了下去。在80年代初期的小县城，绝大部分葬礼只有十来个花圈，182，说“铺天盖地”一点都不过分。就是在那一刻，我对死亡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它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又体面又庄严。那天祖父穿着他的第一身西服，领着我，在花圈之间不停地徘徊，“182”这组数字就此成了祖父的梦，成了祖父关于死亡的理想和标尺，岁岁年年都在萦绕。

第二天中午，我的祖父，我们县里最著名的物理老师兼中学校长，不行了。在弥留之际他似乎经历了一场大醉，说了一大堆的人名，人名的后面还附上了长长的单位和职务。祖父躺在那里自言自语，仿佛主持一场盛大却又是虚拟的会议……

我望着我的祖父——他的弥留又瘦又小，是黑色的，像一个麦克，一把就能抓起来。我不敢弄出任何动静，我不想听麦克的回音，只是默默地转发了祖父的最后一条微博，祖父留给这个世界的微博极为洒脱：“也许是最后一条了。心绪太平。桃李满天下。来吧，无恨、无悔、无怨、无憾。”同时我也通过这条微博向这个世界通报了祖父仙逝的消息，但此后微博长久寂寞，无人回应。

这一天特别特别冷，愿意前来参加葬礼的人算是给了天大的脸面。老实说，我不关心葬礼的人数，我唯一关心的是花圈的数量。但花圈的数量让我揪心，别说“铺天盖地”，都几乎构不成一个体面的葬礼。

女儿问我：“爸，怎么就这么几个花圈?

我取出钱包，来到殡仪馆的花圈出租处，要来纸，要来笔，要来墨。我努力回忆祖父酩酊大醉的那些夜晚，那些人名我不可能记得住，那些单位和职务我同样不可能记得住，但意思无非是这样的——

剑桥大学东方语言学中心副主任 罗绍林 遥寄哀思

斯坦福大学高能研究所研究员 茅开民 遥寄哀思

清华大学KGR课题首席教授 石见锋 遥寄哀思

……

一口气写了两个多小时，我没有数，我不想知道具体数据。世界就在这里了，我亲爱的祖父，你桃李满天下，——这从来就不是一件虚拟的事。

（选自《小说月报》2014年第3期，有删改）

生命的迷彩

廖翊余晓洁

“哦，我已经到了玉树，都挺好的，不累……”小罗声音沙哑，眼睛满是血丝。

哲学犹如连接此岸和彼岸的桥，哲学家们站在桥上看自然和社会，有的站在靠近自然一端，有的站在靠近人类社会一端，有的站在中间段。于是，依在桥上的站位不同，可能就有了不同的哲学思想。。

从《尚书》中的“允执厥中”、《周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以及《礼记》中“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等可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倾向于中间段。但在皇权的裹挟下，其又倾斜于社会伦理一端，突出纲常伦理，从“四书五经”的主体内容足可以看到这一点。直到近代，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中国文化思维向自然一端漂移。尽管如此，至今我们仍习惯于把哲学侧重归属于社会科学。

因为中国思维方式的根在中间，这决定了它看待事物须整体关联，统筹自然和社会，突出系 统性和整体性。因此，中国有了有别于西方解剖学的中医学；也因此，中国有了有别于西方油画的国画。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这一整体关联的系统思维早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但是这种 系统性又是不完全、不稳定的，因为它高悬天地概念代替真实自然，虚置了自然界。同时，也因 其倾斜于社会一端，虽形成了视天地人为一体的系统思想，但它不究天地存在之理，从而形成了 不拜物、不重商的伦理思想，使中国文化单向发展。

在西方，虽然也有不少关注社会伦理的著作，但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等大多是 从几何学、动力学和静力学等角度探究自然界，其哲学思想的主体是倾向于自然。这种思维方式因其站位在自然一端，强化了一种不断探究自然的科学精神，形成了一个以不断分解细化为特征的实证科学体系。应该说，这种思维方式对人类认识、利用自然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但这种思维方式往往需要设定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然后解剖分析。因缺乏一种整体关联的系统存在思想，实践中难以解释“南橘北枳、形同味异”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现象。美国粒子 物理学家卡普拉也表示，科学发展越现代，越返墣归真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源泉处。

马克思主义既关心自然科学的进步，又关注人类社会的公平。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宣 示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互为因果、偶对平衡的存在状态。他们无疑是趋向于站在桥中间看世界的。他们的思想源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眨损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被中国“一阴一阳之谓道”思想所感染。从这个意义上上讲，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本来就有中西文化融汇的属性，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印证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最终在中国落地，并且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节选自陈克恭《站在桥上看世界——辑学桥梁与三种思维方式》）

天地苍茫一根骨

庞进

司马迁的祠墓在陕西的韩城市。祠内有他的塑像：束高发，穿红袍，长眉入鬓，双目炯炯——那眼神，有穿透历史烟云的明晰和超凡入圣的穆然；显著的还有那一袭长及心胸的须髯，给人一份文人的傲岸和学者的庄重。据说，人受过宫刑，胡须会随之脱光，而这尊塑像，依然大须飘拂——这大概是民意使然了：你皇上要把一个血性须眉变成一个不男不女的“太监”，可在我们老百姓的心目中，这个人依然是男子汉，顶天立地，气吞山河的男子汉!

仔细看，司马迁的塑像是稍稍有些斜的，头向北方偏着。一种说法认为，司马迁是在遥望北方的苏武庙，因为这位在北国牧了十九年羊的汉朝使臣，和司马迁是肝胆相照的僚友。另一种说法认为，司马迁是在遥望李陵，这位大汉名将的被迫降敌，正是司马迁罹祸的原因啊。我是倾向于后一种说法的，我甚至觉得“李陵之祸”降临到司马迁的头上，是有某种必然性的。不错，司马迁是一个有骨气有血性又才华横溢抱负远大的文人，这样的文人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社会的良心。当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重创十万敌骑的消息传到长安时，汉武帝刘彻是笑眯眯的，公卿王侯们也纷纷“奉觞上寿”，好听话说得长乐宫的麻雀都似乎要变成翩翩起舞的宫女。无料几天后，李陵终因矢尽粮绝，寡不敌众而被俘降敌。消息传来，全朝廷都哑巴了，刘彻更是“惨怆怛悼”，脸吊得像经了霜的秋茄子。

“你们还有什么话说?”朝堂上，刘彻目扫群臣。群臣或面面相觑，诺诺唯唯；或言李陵该千刀万剐，夷其九族不足以抵罪。当刘彻对这样的看法眯目点头的时候，我们的太史公站了出来。他说李陵平时克己奉公，身先士卒，有国士之风。此次出征，孤军奋战，血染寒山，英勇可嘉。降敌是一时无奈，日后有机会，他还会报效汉朝的。“好你个司马迁，”刘彻震怒了，“你竟敢替叛贼说话，谁给你的胆量?”

现在看来，司马迁充其量不过是说了几句公道话而己。然而，问题倒不在于公道话本身，而在于竟然有人敢于站出来说公道话。社会良心和专制强权在这儿发生了深刻的矛盾。在刘彻的心目中，作臣子的差不多是一群牛马狗，鞭子下驮拉耕作，唯主子鼻息是仰，哪里有你人模人样地站在我的对面说什么公道话的权利?

对武帝刘彻，司马迁曾经抱有幻想。做太史令，他异常勤奋，总想博得武帝的欢心。即使站出来为李陵辩护，也是见皇上满脸的“惨怆怛悼”，禁不住效一番“款款之愚”。然而，残酷的现实粉碎了文人的天真，他终于明白了：刚直不阿的书生和专横残暴的帝王是冰和炭、玉和泥。于是，不再幻想不再幽怨，为了“草创未就”的《史记》，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和事业，他咬牙吞血，毅然决然地走向了苦难，“就极刑而无愠色”。 至此，司马迁实现了一个转变，一个御用工具向独立人格的转变。从此，一个书生走到了一个帝王和这个帝王赖以存在的庞大体制的对立面。你可以摧残我的肉身，但你摧不毁我的抱负；你可以夺取我的生命，你却打不倒我的精神。我就要谱写一部世上从来没有的大书，让这个民族记住司马迁，让这个世界记住司马迁!也让你刘彻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文人，什么是文人的肝胆。寒凝春华发，血沃劲草肥。炼狱淬火，司马迁在提升精神的同时，成就了一根骨头。

好一根骨头啊！即使面对一百个汉武帝，一千次酷刑，一万回磨难，这根骨头也不会酥软，绝不酥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