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调”作为诗论术语，是要求诗歌既具有美的形式，又具有大格局、高境界：前者是“调”的审美含义决定的，后者是“格”的人格、道德含义决定的。这两个字起初是并举而非连用的，连用之后，有时也还分而论之。

皎然《诗式》中说谢灵运的诗“其格高，其调逸”，这里的“格”是就内容整体而言的，是谢灵运特立独行的人格转化成的精神境界；“调”不单指音调，是就形式整体而言的，指英音调和谐而自由，遣词造句纵心任情。欧阳修的《六一诗话》论“格”而不论“调”，如说郑谷诗“……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此“格”指的是诗的境界。又说晚唐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高”。此“格”是诗人胸怀、境界赋予作品的总体风格。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中说：诗之法有五，体制、格力、气象、兴趣、音节。前三者大体对应于“格”，后二者则是对应“调”。严羽系统地探讨诗法，后世诗法及文法的基本问题大多不出照；范围。宽泛意义上的格调论，包括思想要求和艺木要求、内容与形式关系以及整体上效法古典还是重视新变的古今之争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沧浪诗话》中都有所涉及，故而严羽被视为开后世格调论先河之人。

“格”“调”在诗文评中的连用标志着格调论正式出现，但其含意不固定，有时偏于“格”的含义，是就内容而言的思想境界：有时偏于“调”的含义，是就形式而言的审美性。因为“格”指诗歌体制、是观作品整体，所以就有了格局、境界的意思。概括明代的格调论，“格”是诗歌体制、整体格局，是知觉层面的诗歌内容，指代作品的境界和思想价值：“调”则是听觉层面的音节声调，与视觉层西的诗体——四、五、七言、长短句等相应，关乎情绪和感觉：不一一定涉及意义。二者的结舍，是形式美与或高远或深沉境界的一体，只是在具体．的诗文评论申可能偏于采一方面的意义。

格调论除讨论诗歌的形式与境界外，还展开了两个具有一般性的文论问题，一是崇古还是创新；二是重内容还是重形式，主情还是主理。

值得重视的是，当格调论涉及古今之争、情理之争、内容与形式之争时，道德与审美、人格与文风的关系问题就凸显出来。从孔子、刘勰到韩愈，都注重传统道德的永恒价值，要求文章传播正确思想，培育健全情志，同时也对作者的思想境界和艺术品位提出了高要求。明清学者继承了这一思想传统：将人格与文章、艺术风格统一起来。作为格调论的总结者的沈德潜在《说诗啐语》中说，六朝发挥了秦汉乐府的形式美、音乐美，至唐诗格律工整，兴寄和诗教则有所缺失，他要求不仅学习唐诗的声律美，更要追溯古诗的思想境界。现当代学者论及“格调”时，同样是：肾人格和文风统一起来。评说一个人、一部书，一件艺术作品及其他审美对象之格调有无、高低，可能是道德评判，也可能是审美评判，可能是就内在精神境界而言，也可能是就外在风范而言，当然更可能是兼而有之。

（选自《文史知识·格调：人格与境界的天成》，2016年7期）

从传统道德的观点看来，文以载道，文学作品承担着教化的使命，而市民文学，则一直处于边缘的地位。辛亥革命以后，随着现代文化市场机制的逐步建立，市民文学走出了边缘，大放异彩。到了五四运动期间，新文学猛烈抨击大肆泛滥的市民文学，市民文学遭到重创，新文学占据了文坛的制高点，居于正统的地位。

民国时期的小报，用游戏的文字描绘出市井的众生相，以近现代都市中消闲趣味为主旨，拥有广大中下层市民读者。小报文学，是一种市民文学。正是因为如此，小报文学成为新文学抨击的对象。以上海小报为例，面对新文学的攻击，小报文学也做出多方面的调整，由排斥、抗拒，到逐渐接受、认同新文学。

新文化运动伊始，新文学就非议小报文学的创作。小报文学虽然不以为然，却无法从正面做出反击，因为它以娱乐大众为宗旨，艺术水平与新文学相比，固然是相对粗俗一些。所以，小报文学只能避重就轻地进行回击。小报文学先是从道德层面上讽刺新文学宣扬“不孝”，再攻击新文学倡导的“自由恋爱”是“自由性爱”，又说新文学半欧化的语言犹如天书般晦涩，甚至嘲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说胡适迷信“赛先生”，但常年的旧患糖尿病最终是让“腐败”的中医给治好的。小报刊登的这类反击新文学的文章，由于缺乏足够的文学理论支持，大多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游戏之作，很少有使人信服的作品。即使有的小报作家注意到新文学否定传统的问题，也只是流于表面地批评几句，指出新文学家倡白话、废文言的主张强词夺理、矛盾百出，但是如何无理、如何矛盾，小报并没有给出深入的解释分析。

尽管小报文学和新文学曾经水火不容，但在1927年前后，新文学开始对自身进行反省，不再批评指责小报文学。小报文学也开始重新认识新文学的价值，重新评估新文学所取得的成绩。小报在讨论什么是不朽的作品时，认为新文学中鲁迅和巴金的作品是真正的不朽之作。20世纪30年代后期，小报文学提出新旧调和的理论，寻找到与新文学调和的可能。所谓新旧调和，即新文学源出于旧文学，新旧文学各有优点和局限，可以相互沟通。小报指出，凡是好的文学作品都是新旧调适的结果，张恨水和张爱玲是新旧文学调和得最好的作家。尤其是张恨水的《啼笑因缘》，融新旧于一炉，描写细腻胜于新文艺小说，布局精细又不落旧小说的窠臼，是最优秀的作品。到了20世纪40年代，小报文学更是融合文言和白话，每一份小报在同一个版面上，都同时刊登用文言文和白话文写成的文章。可见，与当初对新文学深恶痛绝相比，此时的小报文学逐渐向新文学靠拢。

小报文学之所以愿意接近新文学，在新文学面前甘拜下风，实际上是顺应新的文学格局的需要。小报文学意识到，新文学自面世起，不断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文坛上也占据了一席之地，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现实。面对新文学星星之火势必燎原的趋势，小报文学如果仍然顽固抗拒，最终就会被边缘化，甚至被淘汰。所以，面对文坛的新格局，小报文学只好重新定位自己与新文学的关系，以求继续生存。

（摘自2018年《看历史》第7期）

路亭

柯 灵

行路难，昔人常指边鄙僻远之区，而不知现代的通都大邑，行路更难。除非你是有车阶级，出门只靠步行，那么不但行人如鲫，市虎可畏，会增加紧张和疲劳，如果走得乏力，双腿酸痛，寸步难移，你绝对找不到一个立锥之地，让你歇一歇腿，缓一口气。─—大都市中有的是交通利器，却大抵和路人无关。公共交通之拥挤，令人望而却步。满眼摩天大楼，马路宽广整洁，但你休想找个“民亦劳止，汔可小休”的机会。你不惜破费悭囊，走进咖啡馆去，买个片刻安闲，那却又是另一回事了。

遇到这种时候，就常常不由得想起乡间的路亭。

在故乡，村庄市镇之间，只要相隔三五里，中途大概有一两个路亭，专供行人憩坐。─—路亭建筑简陋，地位常据着往来的通路，大小才如斗室。也许是四根石柱，四角顶，四面通风，犹如在中国画里常见的茅亭，雅有古意，不过顶上盖的是灰色的瓦片。也许和农家近似，长方形，但三面砌墙，一面临空，当路的两壁开着无门的门框。设备却大体一样，靠壁架石作凳：不嫌简慢，请君稍息。

别看它破陋寒伧，貌不惊人，在长途跋涉的劳人心里，这却是沙漠中的一掬清泉。

江南泽国，交通多靠船舶。乡村与城镇之间，大抵有专供乘客载货的白篷“埠船”，花几个铜板，便可以依靠双桨一叶，平安到岸，可是“埠船”早出晚归，一天只一度往返；时间呆板，无法伸缩，而且虽然所费戋戋，毕竟未免不够经济。有钱人出门，可以专雇乌篷小船，舒适迅速；一般庄稼汉，为了惜时省钱，却大抵连“埠船”也免坐了，委屈一双脚，来去都是跑路。

赶市的村夫农妇，或者担着辛苦经营的菜豆瓜果、鱼米柴草到街上求售；或者提篮挑筐，到街上去买办日用杂物、农事工具；或者因为借贷无门，挟些不值钱的衣物破烂上当铺去质钱……每天清早，朝阳初窥田野，便沐晨风，带晓雾，从村里出发，哼哼唧唧，形成行列，快步赶上镇去，直要到事毕功成，事倍功半，或者事败功亏，才循原路赶回村里。

奔波忙碌了半天，人是倦了；而“不如意事常八九”，乘兴而去，常常败兴而归。心情懊丧，双脚沉重，生理和心理的倦怠形成双倍的压力。幸而半路有个路亭，排闼迎人，容他们且住为佳，使身心暂时有个着落。吹一阵凉风，扯一阵闲话；再闲闲地抽一筒旱烟，让生命获得片时的苏息，好再鼓起勇气，继续上路。不巧遇上意外的天气变幻，更可以在路亭里求得荫庇，聊避风雨。试想这对疲倦的旅人，是何等温煦的抚慰！

路亭所处的位置，不但富于实用价值，又多似高明的画师布局，引人入胜。有的点缀田畴广野中间，“前不把村，后不着店”，亭亭玉立，不但使无垠的平原减少单调之感，还便于旅途修长的过客及时小驻；更可以接待天涯沦落的流浪人，无处投宿时借此歇夜；对田头劳作的农民，这又是天然的耕余休息之地，日中时刻，可以静坐进餐，冬避朔风，夏避炎阳。有的高踞岭背，峰回路转、两村交界之处，翼然一亭，挺秀如画。山行较平地费力，行人跑到岭上，大都气息咻咻，汗流浃背，在路亭的石条凳上坐憩片刻，听山风苏苏从树梢掠过，投下一身清凉。有的筑在河滨，面临盈盈的流水，傍着霭霭的绿荫，便利行人随意歇脚，等待摆渡或过往的船只。

…… 

“修桥铺路造凉亭”，在乡间是标准的善举。出钱的也许未必全出于体贴行人的苦辛；但对倦乏的旅人，这可真算得是一种值得感谢的功德。物质文明突飞猛进，日新月异，路亭可能早晚要进历史博物馆，但我却深望世界建筑史上，将为它特辟一章，用最美的笔墨，描述它特殊的风貌和品质。

一九三五年（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