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先看见村庄

黄建国

她们回来了。她们不久将会看见自己的村庄。几分钟以前，长途汽车“嘎”一声停下。她们从窗口扔下大包小包，匆匆挤出车门。汽车重新启动，拖一股白烟，拐过沟岔不见了。一会儿，她们要跨过干涸的沟川，沿着对面那条蜿蜒的小径爬上去，然后，就能看到她们的村庄了。她们从南方赶回来过年，带着一大堆颜色鲜艳的包裹行李。

她们站在路边四下张望。才五点钟刚过，太阳就已经看不见了，只在西边的沟坡上残留一些余晖。沟川里静得很，雾气弥漫，既朦胧又透明，让人觉得恍若幻影神秘英测。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这村庄，沟川，羊肠小道，曾经那么执拗地，记不清又多少次在她们遥远的异乡的梦里出现过。

她们不急于爬沟。她们需要平息一下心情，定一定神。再说，她们后头还要进行一场比赛，看谁先爬上沟坡，第一个看见村庄。这是她们的约定。

现在，她们走到了沟川的西边，抬头打量那条像被野风吹得弯弯曲曲的灰布带一样的路。就是它，那么亲切地通向坡顶，通向她们的村庄。“我不知道为啥一点儿也不激动，”她们中的一个说，“我想我们应该是激动的呀。你说这事为哈呀，二丫?”二丫说：“你鬼迷心窍!我的心扑通扑通乱跳哩。你想想，为了省路费，咱们去年就没有回来，快两年了啊。我不知道我一走进家门会是啥情景，先叫爷还是先叫妈?” 不叫二丫的姑娘没有应声。“我不想看见我妈的手裂的口子，”二丫说：“我妈每年冬天两只手都裂成了锯齿，整天痛得吸溜吸溜的。”不叫二丫的姑娘也张开自己的手指看。“我想哭。”二丫说。她佯装成哭的样子，啊呜了一声，但她马上又嘲笑自己说：“我这是干吗呀，神经兮兮的。”这时候她担心起另外一些问题来。“咱们寄的钱，家里会不会没收到?”“不会。”不叫二丫的姑娘说，“咱们回去后翻开本子一笔一笔查对。”“会不会有人认为咱们不干净?”“你真能瞎操心。谁干净不干净在脸上会写着字?”“众人口里有毒哩，硬把白的说成黑的。”

不叫二丫的姑娘有些不耐烦，她哼了一句歌词作为回答：“白天不懂夜的黑。”然后她说：“我要唱歌。”然后她扭动屁股，怪声怪调地唱起来：“回到拉萨，回到了布达拉……”

“我也唱。”二丫说，“唱完咱们爬坡。”她看见太阳在东沟坡上只剩一点儿蜡烛光的颜色了。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她们唱歌。她们的歌声一高一低，在沟川里被凌厉的风撕扯得七零八落，实在不成什么调子。

“呀，”二丫说，她突然住了声，“我们的脸!” 不叫二丫的姑娘愣着。二丫顿了一下脚：“我是说咱们嘴唇上的口红，还有描的眼影!”不叫二丫的姑娘说：“你多漂亮啊。”二丫说：“我给你说正经的呢。我这个样子怕我妈认不出来，说我是个妖怪。”不叫二丫的姑娘哑了声。她看着二丫。她们互相看着。她们以前没想到这会是个问题。她们每天都要化化妆的，包括在拥挤的火车上和颠簸的汽车上。

“一定得擦掉。”二丫说。她们开始找纸巾。但翻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和小包，也没有找出一片软一点儿的纸。她们带的纸巾一路上大手大脚地用光了。她们甚至用纸巾擦火车的茶几和汽车的玻璃，还擦了几次鞋，惟独没想到最后会用它来清除嘴上的口红。她们低头四处探望，希望能看见一汪水。但是，没有。沟川是干的。她们盯住自己的衣服，可她们舍不得橘黄色和天蓝色的外套上不 同颜色的斑迹。她们快要恨死自己了。

“我说，咱们吃了她。”她们用唾沫把嘴润湿，拿牙齿啃上唇，再啃下唇，让舌头转了一圈儿。又转了一圈儿。她们把唾沫吞下去，又呸呸吐出来，沾在手指上擦拭眼影。

不叫二丫的姑娘说：“呀，咱们的口红不高档，吃下去怕会有毒。”“不管她，”二丫说，“这个不重要。毒不死人。” 她们擦呀，抹呀，脸上已麻麻的，只是不知道此时脸上的样子。她们互相看也看不清，因为太阳早已熄灭了。她们想着这么一弄她们的脸就很本色了呢。“呀，天都黑了，”她们说，“咱们快爬吧，看谁先看见村庄。”黑夜像汹涌的黑水淹没了她们。

(有删节)

最后三分钟的高贵

威廉·保西

阿普达是英国伯明翰南部山区的旅游观光小镇,保留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很多特色,至今仍然使用马车代步。艾迪是镇上一家出售特色草帽的小工艺店老板。半年前,艾迪和邻近的迪克鲁斯镇上的姑娘苏菲相爱了,可镇上大法官的儿子洛克也看上了苏菲,发誓非她不娶。

几天前,苏菲告诉艾迪,她父亲对洛克家的背景很满意,但在听说苏菲爱上了卖草帽的艾迪后非常生气,并且打电话给远在伯明翰当医生的苏菲的哥哥博格,要他回家阻止妹妹。另外,博格也打算近期回家给父亲做一个手术,切除父亲额头上的良性肿瘤。“百合节”要到了,按照当地习俗,镇上的男孩都会在这天到心爱的女孩家送上一份价值不菲的礼物,借此表明心迹。苏菲抽泣着要艾迪想办法,送一份能够打动她父母的厚礼。

艾迪咬咬牙,取出了全部积蓄,共六千英镑,但他想来想去不知买什么,于是就把这些钱都放在他母亲留下来的一个梳妆匣子里,他想都带给苏菲,让她自己用这些钱去挑选礼物。

“百合节”这天早晨空降暴雨,艾迪急匆匆起床。阿普达和迪克鲁斯两镇相隔几十公里,山路崎岖不平,马车是唯一的交通工具。马车夫亨特驾着马车来到了艾迪门前,半小时后,马车来到镇中心,艾迪远远看见洛克站在路边,洛克也要去苏菲家送礼。

“亨特,给我把画搬上去,千万小心,光那个檀香木框就抵得上你十几辆马车!”洛克大声嚷嚷着跳上了车,“嘿,这不是艾迪吗?你不会也要到苏菲家去吧?准备了什么礼物啊?”听着洛克的揶揄,艾迪没接腔,他很是自卑。

瓢泼大雨让马车速度愈加慢了,以前只要三四个小时的路他们走了七八个小时还没到,现在离迪克鲁斯镇还有好几里山路呢!此时大雨滂沱,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马车在过一条岔道口时,一个浑身湿透的中年男子拦在前面,他提着一只便带式手术箱,“对不起,能让我搭乘一段吗?我到前面的迪克鲁斯镇。”这个中年男子告诉他们,他坐的马车半路坏了,他只好徒步前行了十几里路。

“快上来吧!”艾迪忙招呼这名男子坐下,他得知男子叫博格。洛克不满地哼了一声:“小心些,别弄坏了我的画!你可赔不起!”

道路越来越泥泞,突然马停下来不走了,它可能累坏了。洛克气急败坏地猛踹马屁股,马受到惊吓,飞快地向前冲去,前方正是一个斜坡,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马车就向路旁倾覆,他们滚进了数英尺深的坡底。

一阵眩晕过后,艾迪睁开了眼睛,四周一片昏暗,洛克和博格也躺在附近的泥泞里呻吟,不过他们还可以站起来。但艾迪突然发现亨特半天没有爬起来。“噢!上帝,他腿上流了好多血!”在艾迪点燃的打火机的光芒里,洛克惊恐地指着亨特右大腿下的一汪鲜血叫道。

“让我看看,”博格蹲下身察看伤情,亨特已经昏迷,鲜血从他的大腿股动脉汩汩流出,一根尖树枝刺穿了他的大腿。“动脉破裂了,他失血过多,必须立即缝合动脉止血!”博格果断地说,接着他又以医生的口吻命令艾迪和洛克道:“去把我的手术箱找来!”

博格接过艾迪从泥泞中找到的手术箱,取出手术刀和缝合伤口的针线,然后和艾迪合力将亨特抬到一块突出的崖壁下。

就在博格准备开始手术时,他发现天色实在是太暗了,让他看不清楚亨特伤口的准确位置,“快点燃打火机。”博格急切地说。衣、物都被雨水打湿了,无法点燃,艾迪只好一直摁着打火机,借着微弱的光芒,博格开始给亨特实施手术。然而,打火机油就快消耗光了,火光越来越微弱。“我还需要三分钟,你们身上还有什么可以用来照明吗?”博格心急如焚地问。

“对了,年轻人,你的画用塑料包着,应该可以点燃的。”听到博格问起了自己,洛克开始支支吾吾:“这……下着雨……要是打开就毁了,那可是幅名画,值很多钱。”

这时,艾迪突然想起了匣子里的6 000英镑,他赶紧将它找出来,还好,钞票还没有被打湿。“快缝合伤口!”艾迪迅速点燃了一张张钞票,微弱的光映着他有些苍白的脸。

三分钟过去了,六千英镑烧成了灰烬,手术也终于完成了,艾迪和博格都瘫软地坐在了泥地上。“小伙子,你身上怎么带着这么多的现金?”博格忍不住发问了。“那是我准备给心爱的苏菲买礼物的,现在,我可一无所有了。”

“苏菲?”博格轻轻念道,很快地拍了拍艾迪的肩膀,“放心吧,好小伙,这个女孩会属于你的!”远处传来了马车声,原来苏菲的家人得知博格今天要回来,却迟迟没到后,派人来接他了。

当洛克知道来的人就是苏菲的家人,并且得悉博格就是苏菲的哥哥时,赶忙殷勤地问这问那。但是,博格只冷冷地看了他一眼,然后,他微笑着对艾迪说:“小伙子,我的妹妹需要与高贵的人共度一生,三分钟里,你失去了六千英镑,却赢得了真正的高贵!”

嘱 咐

孙犁

与日寇殊死搏斗了八年的水生，随部队经过平原时，请假回家。他在门口遇见了水生嫂，亲热地喊了一声：“你！”

女人一怔，睁开大眼睛，咧开嘴笑了笑，就转过身抽抽搭搭地哭了。水生看见她的白布鞋，知道父亲准是不在了，两个人在那里站了一会。还是水生把门掩好说：“不要哭了，家去吧！”他在前面走，女人在后面跟，走进院里，女人紧走两步赶到前面，到屋里去点灯。

他走进屋，女人从炕上拖起一个孩子来，含着眼泪笑着说：“这是你爹，成天说人家有爹，自己没爹，这不回来了。”说着已经不成声音。水生抱了一会儿孩子，女人又哄她睡了。孩子的呼吸就像泉水在春天的阳光里冒起的小水泡，愉快的升起又幸福的降落。她呆望着孩子的脸，好像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孩子，孩子好像是从别家借来的，好像不是她生的，不是她在那潮湿闷热的高梁地里，在那残酷的扫荡里奔跑喘息，丢鞋甩袜抱养大的。她好像不曾在这孩子身上寄托了一切，并且在孩子的身上祝福了孩子的爹“那是远远的人，早一天胜利回来吧！”好像她并没有常常在深深的夜晚醒来，向着那不经事的孩子，诉说着翻来覆去的题目：“你爹哩，他到哪里去了？打鬼子去了……他拿着大枪骑着大马……就要回来了，把宝贝放在马上……多好啊！”现在，丈夫像从天上掉下来，她好像想起了过去的一切，还编排那准备了好几年的话，要向现在已坐到她身边的丈夫诉说了。

水生看着她。离别八年，她好像并没有老多少，今年29岁，头发虽乱而黑，脸孔苍白可两眼里的光还是那么强烈。他望着她身上那自织自纺的棉衣和屋里的陈设，身上心里，都表现出是一种深藏的志气支撑，闯过了无数关口。

鸡叫三遍，女人给水生做了饭吃。这是一个大雾天，地上堆满了霜雪。女人背上冰床，锁了梢门，送丈夫上路。出了村，她要丈夫到爹的坟上去看看。水生说等以后回来再说，女人不肯。她说：“你去看看，爹这一辈子为了我们。八年，你只在家里待了一个晚上，爹叫你出去打仗了，是他一个人照顾了全家。这是什么太平日子呀？整天介东逃西窜。因为你不在家，爹对我们娘俩，照顾的唯恐不到。只怕一差二错，对不起在外抗日的儿子。每逢夜里一有风声，他老人家就先在院里把我叫醒，说，水生家起来吧， 给孩子穿上衣裳。不管是风里雨里，多冷多热，老人背上孩子跑，累得哮喘咳嗽。是这苦日子、遭难的日子、担惊受怕的日子把老人家累死。还有那年大饥荒……”

在河边，他们上了冰床。女人轻轻跳上后尾，像只蜻蜓爬上草。轻轻用竿子一点， 冰床就飞起来，像离开冰面行走，摧起的冰屑打起团团旋花。她的围巾向后飘起来，脸冻得通红，嘴里却冒着热气。前面一条窄小的冰缝，水在里面汹汹的流，她只说了声“小心”，两脚轻轻用劲，冰床像受惊的蛇，抬起头来窜了过去。水生警告她：“你疯了吗？慢些！”女人没言语，呆望着丈夫，停了一会儿，轻轻的喘了两口气，说： “你知道，我心里很乱。八年我才见到你，又送你去。我为什么撑得这么快？为什么急着把你送到战场去？是想你快快去，快快打走了进攻我们的敌人，你才能再快快得回来，和我见面。我们这些留家里的女人，最盼胜利。我们在地洞里、在高梁地里等这一天。这天来了，我们的高兴是不能和别人说的。进攻我们的敌人，是坐飞机来的；他们躲在后方，妻子团聚了八九年。他们来了，可把我们的幸福打破了，他们打破了我们的心，他们罪孽这么重，一定要把他们全消灭！”

叶莲卡

——献给德·奥斯特罗夫

苏联 叶·明

这是战争的最后一年。我们的部队驻扎在国境线上，离莫斯科很远。

傍晚，我回营房去。我疲倦极了，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堆积在我的心头。

“让这一切都赶快结束，赶快回到家乡才好。”我思忖着。

在庭院里，一位小女孩迎面向我走来，她身材纤细，梳着两条淡褐色的发辫。

“你好，叔叔。”她说的是陌生的语言，但听起来与俄语很相近。

“你好，小妹妹。”我回答说。

我们走到操场边，坐在一条板凳上。操场上铺着光滑平整的白色石块。黄昏时分，又凉爽，又寂静。山脚下，湖水好像蜷缩成一团，静静地睡着了。

“你叫什么名字呀？”我热情地和这位新交攀谈起来。

“叶莲卡。”她慢条斯理地说起来，同时用十分明亮而又极其严肃的双眼注视着我。

“你几岁啦？”

“六岁半了。你几岁呀？”

“我呀，你看有几岁？”叶莲卡犹疑了片刻，然后很自信地说：“大概，有十六岁吧。”可爱的叶莲卡，这也许是她能数到的最大的数字。我不愿意让她失望，用肯定的口吻回答她：“你说对了。”我们坐在那儿，默不作声。叶莲卡仔细地打量别在我制服上的奖章，并忧伤地轻声说道：“都发黑了。你不常擦它吗？”

“不擦。”

“可以用牙膏擦，也可以用砖灰擦。”

“是的，可以。”我同意她说的话。

我们又默不做声了。“叔叔，你讲个故事给我听好吗？”她要求我。

“从前，有个国王，”我开始讲了，“他很老了，同时，又很凶残。”

“像希特勒一样吗？”

“比希特勒还要凶残。”我一边讲，一边做出凶狠的表情。

“没有比他更凶残的了，”叶莲卡提出抗议，“他是最凶残的人，就是这个希特勒，他把我们都赶出家园，还把我们的爸爸给偷走了。”

叶莲卡不说话了。后来，又悄悄地对我耳语，好像是有什么秘密要跟我讲。

“以前，爸爸还常给我们写信，可现在不写了。是不是他忘了我们的地址了？”

“大概是忘了。”我随声附和道。

我们重又沉默起来。我在痛苦地思索，怎样才能排解叶莲卡这些悲伤的思念，但始终找不到话题。我不知所措，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和孩子说话了。

最后，我问她：“告诉我，叶莲卡，你长大以后想做个什么人？”

她又用十分明亮而又极其严肃的双眼望着我：“叔叔，我要像妈妈那样，长大做个寡妇。”

她说出这个奇怪的字眼之后，自己也笑了。也许，在她看来，寡妇——这是个职业，就像司机，或者看院子的人一样。

我望着叶莲卡，望着她瘦削的双肩，望着她那像溪水一样在背上流淌的明亮的发辫，对自己刚才那瞬间的疲乏，感到无地自容了。

（选自《世界经典微型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