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天人关系是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的显著特点。从先秦时代到明清时期，我国大多数思想家、哲学家都有自己的“天人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独特现象。纵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观，一是老子的“见素抱朴”、“回归自然”的“顺天说”，二是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制天说”，三是《易传》提出的天人和谐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虽观点各有差异，但在他们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是相类相通的，是可以统一的。

《易传》在天人关系上提出了一系列朴素而精辟的思想，主要包括：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有普遍规律，人也要服从普遍规律；人生的理想是天人和谐。在今天，这些思想，特别是“人生的理想是天人和谐”的思想依然对我们为人处世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易传》主张天人和谐。要达到天人和谐，首先要解决“穷神知化”的问题。《系辞上》说：“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深，指万物变化之神妙；几，指事物运动变化的苗头。极深研几，即“穷神知化”。这就是说，无论怎样的幽深不测，怎样的变化细微，都要穷研而知之。唯此，方能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在当时就能提出“穷神知化”的观点，对于人类认识自然、认识自身、揭示大自然的奥秘，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力量。

人既遵循自然法则，又要自强不息，有所作为，以达到天人和谐的境界。为此，《易传》又提出“裁成辅相”说：“天地交泰。后(君)以财(同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就是说应在认识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对自然加以辅助、节制或调整，使其更加符合人类的要求。“裁成辅相”的观点，既要求深刻地认识自然，又要求能动地协调自然，朴素地表达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

《易传》认为人生的理想应当是与天地相合，达到天人和谐的最高境界。主张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违”、“不过”，讲究天人和谐，比较正确地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传统的天人和谐一方面强调天、地、人相统一，另一方面强调人的特殊性，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定位在一种积极的和谐关系上，不主张片面征服自然。它肯定天道之创造力充塞宇宙，而人则“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并能够将仁的精神推广及于天下，泽及草木禽兽有生之物，达到天地万物人我一体的境界，天、地、人合德并进，圆融无间。这些思想启示我们，人生要“顺天”，才能实现天人和谐的目标。

中国文化与人生智慧向来主张亲近自然，关注自然，在思考人与自然关系时，重视自然资源的作用。自然资源是自然奉献给人类的珍贵礼物，它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也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载体。自然资源可以理解为自然界中具有一定的时间空间格局、对人类生存和生活直接间接地产生影响的所有自然因素的总和。自然资源包括一切具有现实价值和潜在价值的自然因素，对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满足人类多方面的需求，有着极其重要的功用价值。除了具有显而易见的经济价值外，其功能和用途的多样性还决定了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如森林所提供的防护、救灾、净化、涵养水源等生态价值以及自然景观、珍稀物种、自然遗产等所体现的精神性价值等等。

要充分发挥自然资源的作用，既要通过向自然资源投资来恢复和扩大自然资源存量，又要运用生态学模式重新设计工业，还要通过开展服务和流通经济，改变原来的生产和消费方式。

（摘自《新华文摘》，有删改）

湖桥绝唱

李培俊

天成支书不该再唱这出戏的。

大年二十九上午，天成刚从南方收了一笔货款回来，到家后就觉得身体有些不适，心脏时而擂鼓一样嘣嘣跳得一下比一下快，时而又扑腾扑腾慢了下来。老伴儿铺好床，让他躺下，又在他背后垫上枕头。

天成就要睡着的时候，村里唱戏的锣鼓敲响了，天成一翻身就爬了起来，穿上鞋就往外走。老伴儿说：“你就不能在家歇一会儿？唱了几十年了还没唱够？”

“天成唱戏会有唱够的时候？”天成说，“你不知道，那个演秦琼的角儿把秦二哥唱成四不像了。”

天成是远近有名的戏迷，不敢听见锣鼓响，不敢听见板胡、二胡吱扭。一听见人就没了魂儿。正在地里锄庄稼，锣鼓家伙一敲，锄头往庄稼地里一扔，就往戏台上跑；土地承包那年，生产队分割财物，那些唱戏的行头分不下去，给谁谁不要。天成就和队长商量，拿一头壮牛换回了唱戏的行头。为此爹娘和他怄了半月闲气：“你就守着那中看不中吃的玩意儿过日子吧！让它们给你拉犁拉耙吧！”

天成生就是唱花脸的料，他演的秦琼秦叔宝十里八村都很有名气。扮相好，唱腔好，做功也近乎专业水平，叫板上场，往往都是碰头彩，掌声叫好声压过了锣鼓大钹。

可是近二年，天成已经风光不再。村里人都觉得，生活中的天成和戏里的天成不一样了，现在的天成和过去的天成也不一样了。以前的天成，戏里戏外都是肯为乡亲们两肋插刀的英雄好汉：刚当支书没多久，就领人修通了通往县城的公路，开山凿石，脚面砸肿也不离开施工现场。接着，他又组织村民在东岗山平整出一个千亩果园，栽种苹果、梨枣、山楂，分给各家经营管理。嘟噜成串的果子，把大家的腰包撑得满满当当。

坏就坏在天成建了自家的果品加工厂。

那一年，水果不好卖了，各家的水果都是卖一半扔一半，入了冬天，湖桥村还弥漫在水果腐烂的酸甜之中。大家就埋怨天成没把项目看准，坑了一村的老少爷们儿。

也就是这时候，天成建了自己的果品加工厂，把大家卖不掉的苹果、梨枣、山楂加工成果脯果醋，卖往天南地北，赚了一笔又一笔。

于是，人们便怀疑天成，领人修公路也好，建这个千亩园也罢，其实是为他自家的果品加工厂铺垫，是为自家挣钱夯基础。

人们再见天成，便没有多少好气，连面子上那点招呼也敷衍不出来。村里唱戏，招呼也不给天成打，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了。

天成却不请自到。他去的时候正是半下午，冬天的阳光软绵绵的，天成的脸上便像镀了一层金子，黄黄的。有义就说：“支书，你还来唱戏？你的戏已经唱得很有水平了，跟真的一样，我看就算了吧。”

天成岂没听出话里的另一层意思？但他不在乎，浅浅一笑，把正上妆的“秦琼”拨拉到一边，说：“还是我来吧。”

天成到底没能把这出戏唱完。虽然，天成扮相依然利利索索，虽然，天成唱得字正腔圆，可就是没人喝彩，锣鼓家伙敲得有气无力。梆子专往牙上敲，老也跟不上趟。对打的时候，演敬德的有义使的双鞭，劈头盖脸便往头上罩。虽不至于伤了天成，但那份重量，要挡开它们却也颇费气力。

就是这时，天成一头栽在戏台上。

天成的丧事办得冷冷清清，大部分人家躲得远远的，实在碍不过平时情面的几户人家，在灵堂草草焚上几张纸，掉头走了。打墓时，村主任福海出了东家进西家，求爷爷告奶奶，就是把人叫不到地里。这个说要去丈人家走亲戚，那个说要约朋友喝酒。福海火了，颤抖着敲响了那口弃置多年的铜钟。人到齐后，福海扯起嗓子就骂：“你们这些人，良心都叫狗给吃了，嗯？天成支书可是为咱湖桥累死的呀！”

“说他是为挣钱累死的还差不多！”有义嘟囔一句。

“你说啥？”福海伸手给了有义一巴掌，“放你娘的屁！你知不知道？天成支书这个果品加工厂是给咱村里办的！他怕看不准，办瞎了，带累乡亲，用自家房产作抵押贷款……现在销路打开了，赚钱了，年前把厂子转到了村委名下，这两年赚的二百多万元，一分不少都在村里账上存着……”

人们如梦初醒，知道冤枉了他们的支书，便哭着，在天成灵前跪出黑压压一片。

正月十五，湖桥村又唱了一出戏，是铁妮主演的《大破天门阵》。铁妮虽已有七个月的身孕，用生布缠了腰身，扮相依然娇俏可人，一招一式，把那个穆家大小姐演得惟妙惟肖。戏演过半，铁妮的眉头突然皱成疙瘩，接着蹲下身捂住肚子，再接着，戏台响起一阵婴儿的啼哭。声音高亢、洪亮，搅得戏台上下骚动不安。村里人都说：这孩子是天成支书托生的，他不想离开湖桥的老少爷们儿呀！于是，铁妮生下的孩子就取名叫天成。这名字是全村人起的。但不知道这个天成长大了会不会也像天成支书那样喜欢唱戏。

（有删改）

在中华文明中，足以担当精神价值之任的是中、和、乐三种价值。也就是说，中华道术、道德及艺术所体现的对人的精神生命最具关切性和重要性的属性分别是：道术中，道德和，艺术乐。

在中华文明中，道术主要表现为对人道的探索，而“中”便是中国人人道真理观的最高体现。“中”即不偏不倚、适中、中庸。从《论语·尧日》篇看，早在尧舜禹时代，“中”就被当作核心价值与最重要的政治智慧代代相传。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论语·尧日》对尧、舜、禹传道过程的记述，已经充分表明儒家对“中”的重视，其提出“中庸”“中和”等观念绝非偶然。至于老子的“守中”、庄子的“养中”等学说，无疑也是对早期“中”思想的继承与弘扬。还有，佛家以中道为最高真理，大大丰富了中华中道观。

“和”即和合、协同、合作、亲和，是中华文明中的最高道德理念。在先秦早期，“和”的价值是在与“同”的比较中凸显出来的。“和”即不同事物和美整合，“同”是同一事物简单积累。后来，孔子进而将“和”“同”引申为道德范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谓“和”，是指不同的事物、观念结合，又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所谓“同”，是指同一种事物或观念的相加，显得十分单调。因而，和而不同又意味着兼容并包与追求平和。《周易》乾卦《彖》更是将“和”提升为宇宙法则，提出“太和”这个重要概念。

“和”也是道家和佛家的基本价值范畴。老子一方面以“和”为宇宙法则，“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另一方面又以之为常道，即最高道德法则，“和日常，知和日明”。“六和”观念，则体现了佛法的基本道德原则。

至迟在夏、商、周三代时期，中国人就赋予了音乐以道德意义和教化功能，甚至将其与“礼”并称，因而中国早期的艺术精神主要体现在音乐之中，而音乐之“乐”与快乐之“乐”又是密不可分的。音乐的功用是让人快乐，正如《礼记》所说“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

鉴于音乐之“乐”与快乐之“乐”的这种密切关系，对音乐的重视必然带来对快乐的追求，这从早期典籍中大量出现的“乐”字可以窥见端倪。以《诗经》为例，如“窈窕淑女，钟鼓乐之”“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等等。由此可见，“乐”为中华最高艺术价值。

“乐”也是儒家、道家、佛家的共同价值。见于《论语》的“孔颜乐处”一直为后儒所称颂，《庄子·至乐》中的“至乐”“天乐”则是一种与道冥合的超然之“乐”，更不用说佛教所描绘的西方极乐世界了。

（摘编自光明网郭沂《中和乐：中华文明的精神价值》）

渔 鼓

刘绍英

芦苇砍倒后，长哥把丝网一条条收进了船舱，又从舱底翻出用布兜裹着的渔鼓，就上了岸。

渔鼓自是好材料做成，鼓筒溜溜的光滑，竹纹清晰，看得出来，夏天的时候已经喂过桐油了。上端系了一块红绸布，好似姑娘辫子上的红绸结。下端绷上了蟒皮，用手拍上几下，那梆梆的声音浑厚铿锵，便会直往心里钻去。

渔鼓是长哥父亲留下的。每到芦苇砍倒后，父亲就会与长哥背着布兜，抱着渔鼓，沿澧水河挨家挨户地送吉祥。父亲的声音浑然低沉，有了些苍凉，长哥的声音清脆高亢，透着年轻，鼓声打出的节奏则沉闷敦厚，似八月隐雷。这时，农闲下来的乡亲，渔鼓打到哪，他们就会跟到哪。走过整个村子，送给各家的唱词都各不相同。回来的时候，糯米糍粑、绿豆皮、米泡芝麻糖之类的，就会装满布兜。更有些小把戏，好奇地偶尔伸出手去摸一把渔鼓，便一路跟着父子俩，直到父子俩上了船，他们才快快地转去。每到这个季节，乡亲们似乎伸长脖子等着父子来，一年上头，家家图个吉利热闹。父亲死后，长哥就没再一个人上岸打渔鼓。

长哥翻过了堤坡，就走进了堤坡下的村子。

村子里很安静。有几只鸡在路边悠闲地扒着草堆。长哥走到第一户人家的门前愣住了。门上了锁。长哥记得这家有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姑娘红唇白齿，长得好看。每次父亲与长哥来，她都会给父子俩泡上一杯茶，茶递到长哥手里，姑娘就会说：“喝茶润嗓哩！”长哥看她，她就红了脸，头一低，进到里屋去了。等到长哥渔鼓的声音响起，她又会从房里出来站到旁边很认真地听。记得那年回到船上，长哥晚上就做了个梦，梦里自己娶了这个姑娘。

长哥有些沮丧，拿渔鼓的手很自然地垂了下来。

长哥走到第二家去，刚到院门口，一条黑狗冲了出来，对着长哥狂吠，吓得长哥手里的渔鼓差点掉到地上。

“谁来了？”院里一个气力不足的声音。

“我，打渔鼓的。”长哥忙回答，还是抬起腿进了院门。狗伸着红舌头，望着长哥已不再吠了。

长哥看见了一个老人裹着床被子躺在藤椅上，在屋檐下晒太阳。太阳正照在老人的脸上，那脸便有些生动。长哥走到老人的跟前，老人眯着眼，看着长哥的渔鼓咧嘴就笑了：“哦打渔鼓的呀。我耳朵背，听不见。儿子到乡政府去了。”

长哥点了点头，心里明白，家里没有其他人，老人耳朵又听不见，这渔鼓要打给谁听呢。

长哥还记起，这是村主任家。平常这个日子，村主任家是最热闹的了。

长哥向老人告辞，抬头看一眼明晃晃，却有些寒冷的日头，就走出了院门。

长哥想：自己还要不要继续往前走呢？这样想着，脚步却没有停止，又走到了第三家。

这家很热闹，堂屋里有十来个人在看电视。电视的声音特别响亮。长哥把渔鼓拍了两下，声音沉闷低回。没有一个人回头。长哥把渔鼓又拍了两下，这次的声音有了些激越。两声渔鼓响过，长哥自顾自地唱了起来。屋里的人这才齐刷刷地转头。一大嫂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走到长哥跟前说：“打渔鼓的，等我们把这集电视剧看完。”

长哥看见，那些转过来的头，马上又转向了电视机。

长哥说：“我到其他人家去了再来吧。”

大嫂说：“你不要去了，村里的人基本上都在这里。”看着长哥满脸的疑问，大嫂继续说：“大部分人都出去打工了，老弱病残留着看家。”说着，给长哥拉了把椅子，便不再理长哥，眼睛又盯向了电视。

长哥依照大嫂的招呼坐下了。坐下的长哥没有看电视，手摩挲着渔鼓有些粗糙的蟒皮。

渔鼓上端的红绸布已经很旧了，那还是爹在的时候，在镇上用两斤鱼换的。

坐了一会儿，电视插播广告，那些头扭了过来。有几个半大的孩子起身围住了长哥：“打渔鼓的，给我们唱流行歌曲吧。”

“唱《两只蝴蝶》。”

“唱《老鼠爱大米》。”

……

长哥起身。这些前几年还流鼻涕的小把戏，像野地里的蒿草，窜高了。

长哥歉意地说：“我不会喝流行歌，我打渔鼓就送吉祥，说水浒，说好汉故事。"说完，长哥就把渔鼓敲了两下，和着节奏，用他逐渐低沉浑然的声音唱了起来：“一送恭喜二送财，三送……”

这时，广告已插播完毕，那些头又都扭向了电视机，不知谁把音量开大了一些，渔鼓的敦厚的梆梆声和长哥逐渐有了些苍凉的声音就一点也听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