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之音本是一个相当含糊的概念，拿诗来说，李白与杜甫都称盛唐，但两种美完全不同。拿书来说，张旭和颜真卿俱称盛唐，但也是两种不同的美。这两种“盛唐”在美学上具有大不相同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说，以李白、张旭等人为代表的“盛唐”，是对旧的传统规范和美学标准的冲决和突破，其艺术特征是内容溢出形式，不受形式的束缚拘限，是一种还没有确定形式、无可仿效的天才抒发。那么，以杜甫、颜真卿等人为代表的“盛唐”，则恰恰是对新的社会规范、美学标准的 确定和建立，其艺术特征是讲求形式，要求形式与内容的严格结合和统一，以树立可供学习和仿效的格式和范本。如果说，前者更突出反映新兴世俗地主知识分子的“破旧”、“冲决形式”，那么，后者突出的则是他们的“立新”、“建立形式”。“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百年。”杜诗、颜字， 加上韩愈的文章，却不止领了数百年的风骚，它们几乎为千年的后期封建社会奠定了标准，树立了 楷模，形成为正统。这如同魏晋时期曹植的诗、二王的字以及由汉赋变来的骈文，成为前期封建社会的楷模典范，作为正统，一直影响到晚唐北宋一样。曹、王、骈体、人物画与杜诗、颜字、古文、山水画是中国封建社会在文艺领域内的两种显然有异的审美风尚、艺术趣味和正统规范。

这些实际产生在盛中唐之交的艺术典范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把盛唐那种雄豪壮伟的气势情绪纳入规范，即严格地收纳凝炼在一定形式、规格、律令中。从而，不再是可能而不可习、可至而不可学的天才美，而成为人人可学而至、可习而能的人工美了。但又保留了前者那种磅礴的气概和情势，只是加上了一种形式上的严密约束和严格规范。……但是要注意的是，这种规范斟酌并不是齐梁时代那种四声八韵的外在形式的追求，纯形式的苛求是六朝门阀士族的文艺末流。这里则是与内容紧 密联系在一起的规范。这种形式的规范要求恰好是思想、政治要求的艺术表现，它基本是在继六朝 隋唐佛道相对优势之后，儒家又将重占上风再定一尊的预告。杜、颜、韩都是儒家思想的崇奉者或提倡者。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忠君爱国的伦理政治观点，韩愈的“博爱之谓仁，行 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的半哲理式的儒家信念，颜真卿的“忠义之节明若日月而坚若金石”（《六一题跋》）的卓越人格，都表明这些艺术巨匠们所创建树立的美学规范是兼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在内的。跟魏晋六朝以来与神仙佛学观念关系密切，并常以之作为哲理基础的前期封建艺术不同，以杜、颜、韩为开路先锋的后期封建艺术是以儒家学说为其哲理基础的。尽管这种学说不断 逐渐失去其实际支配力量；但终封建后世，它总是与上述美学规范纠缠在一起，并作为这种规范的道义伦理要求而出现。这也是为什么后代文人总强调要用儒家的忠君爱国之类的伦常道德来品赏、评论、解释杜、颜、韩的缘故。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白居易继承儒家传统美学思想，强调诗歌在社会生活中应该发挥“补察时政”“泻导人情”的积极作用。他认为诗歌所以能发挥这样的作用，是由诗歌的本质决定的，即“诗言志”这个命题。所谓“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所谓“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概括起来，也还是“诗言志”这三个字。正是诗歌的这种本质，决定了它可以普遍地感动人心，同时也决定了通过它可见国风之盛衰，闻王政之得失，知人情之哀乐，从而收到“补察时政”“泻导人情”、上下交合、内外胥悦的社会效果。

白居易这种思想的核心，显然是以《礼记》和《毛诗大序》为代表的儒家传统观点。但是，白居易终究生活在唐代，而不是生活在先秦和汉代。魏晋南北朝以来美学思想发展的新潮流不可能不对他发生影响。他在论证诗歌“补察时政”“泻导人情”的作用时，和孔颖达一样突出强调诗歌抒情的特性，这就是时代在他身上打下的烙印。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白居易从诗歌“补察时政”“泻导人情”这个大前提出发，引出一个结论，就是统治者应该允许并且鼓励老百姓把心中的喜怒哀乐之情抒发出来的。白居易认为这样做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巩固，就是他说的“善防川者，决之使导；善理人者，宣之使言”。这是为他的“新乐府运动”提供理论论证，集中体现了他的诗歌美学的现实主义精神。

根据诗歌“补察时政”“泻导人情”这个基本思想。白居易对梁、陈以来的诗歌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是六义尽去矣。”唐诗也一样，李白诗被他砍得只剩下不到十分之一，杜甫的诗歌被他砍得只剩下三四十首。李、杜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别的诗人了。

白居易批评的主旨是反对诗歌创作脱离社会生活的倾向，这是正确的。但是他要求每一首诗都要有政教美刺的寄托，否则就一概加以排斥，就有点太偏激了。

（选自《中国美学史大纲》，有删改）

材料一：

随着共享经济开始在中国火起来之后,如今已经变成一发不可收拾的状况,似乎什么东西都可以“共享”,逛街手机没电扫码借充电宝,突然下雨扫码借伞,手机一点找到共享车位……通过调查发现,继共享单车、共享汽车之后,共享充电宝、共享篮球、共享雨伞等共享经济新形态不断涌现,并成为新一轮资本蜂拥的“风口”。仅以共享充电宝为例,短短40天时间就获得11笔融资,近35家机构介入,融资金额约12亿元人民币。可以说当下真是花式的共享经济,那么中国真的是共享经济的未来吗？

当下中国的共享经济,已经突破了早期闲置物品资源配置的经济模式,而将资源配置扩大到教育、医疗等服务、媒体内容分享、闲置资金众筹等领域。具体来看,资金分享领域占据共享经济市场总交易额的60%以上,交易额约为20863亿元。交易额排名第二的是生活服务领域,占据共享经济市场总交易额的20．95%,交易额约为7233亿元。近期受到广泛关注的交通出行领域,占据共享经济市场总交易额的5．90%,交易额约为2038亿元。值得注意的是,生产能力领域受到共享经济模式的驱动,在总交易额中占据9．79%的比例,交易额约为3380亿元。

公开数据显示,3月底以来,小电科技、来电科技、Hi电等共享充电宝相关企业相继宣布获得亿元级别的融资,行业内总融资额是2015年共享单车刚出现时获得融资额的近5倍。

2015-2016年中国共享经济各领域增长率

（选自中国新闻网,有删改）

材料二：

共享单车从一出现,由于门槛相对较低,市场上的公司开始群雄逐鹿,不过随着竞争的加剧,行业内也在不断洗牌。光是今年,就已经有两家共享单车创业公司倒闭跑路。

大数据分析公司易观就表示：“2017年6月,悟空单车和3Vbike相继退出共享单车市场。这些退出市场的共享单车品牌均存在着技术能力薄弱、车辆品质不高、车辆投放不合理等问题。在行业领头企业宣布获得巨额融资的同时,个别企业因自身经营原因被迫停止服务退出共享单车市场,共享单车市场洗牌已初见端倪。”

根据易观最新数据显示,在2017年6月,ofo共享单车与摩拜单车分别以51．9%和45．2%分别占据中国共享单车App活跃用户覆盖率的前三名,从该统计数据来看,显然呈现出双寡头的态势。

易观分析认为,各企业应努力加强资源管理,借助现金通信技术和大数据技术提升运营效率,树立行业壁垒,以获得高硬核度用户为运营目标,避免在即将到来的行业洗牌阶段被淘汰出局。

（选自《中国经济网》,有删改）

材料三：

继共享单车后,共享篮球、共享雨伞、共享充电宝等产品纷纷面世。日前,共享篮球平台“猪了个球”宣布完成千万级Pre-A融资,共享充电宝“街电”获得聚美优品3亿元的投资,共享充电宝“小电”、“来电”分别获得投资方2000万美元A轮融资。共享雨伞、共享玩具、共享服装等都进入了蚂蚁金服的“芝麻信用”体系。那么,这些共享产品都靠谱吗？他们是真正的共享经济吗?

应该说,这些产品开始慢慢有些离谱了,不少偏离了真正的共享经济。较早进入市场的网约车还是以个人不能充分利用的私家车和时间来与人共享,还算共享经济模式。但是从共享单车开始,所谓的共享产品便逐渐偏离共享模式的轨道。以共享单车为例,单车并非民间闲置的资源,而是使用新资源生产制造的,市民并非互助式使用,而是通过交押金并支付使用费方式,这看起来更像租赁经济。之后的共享篮球、共享雨伞、共享充电宝等模式都如出一辙。

也就是说,商家真正关注的共享,是民众不太在乎的几百元的“闲置”资金,商家真正做的不是共享经济而是金融经济,靠打金融政策的擦边球来谋取利润。这与传统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共享已经不是一个套路。这种共享模式更多地只是强调便利性,甚至为此不惜给公共秩序带来麻烦。

（选自《央广网》,有删改）

青苹果和熟苹果 （有改动）

盛洪

⑴亚当·斯密认为，人与其它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人有交换倾向。他在《国富论》中说：“我们从未见过甲乙两犬公平审慎地交换骨头。也从未见过一种动物，以姿势或自然呼声，向其它动物示意说：这为我有，那为你有，我愿意以此易彼。”显然，交换的前提是占有。我用此物向你交换彼物，就意味着，我承认，在交换之前，彼物是你的，而此物是我的。

⑵分清彼此       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一个三四岁的儿童也知道哪些玩具是他的，哪些不是。父母购买和亲友赠送都是自己对玩具的所有权的合法。人类很早就通行劳动原则和占先原则。前者比如谁打的野兽归谁，后者比如先迁移到某地的部落拥有对该地的所有权。但人类并不总是能很好地解决产权归属问题的。比如，若干个人如何分配他们共同捕获的野兽，相邻的部落如何划分它们之间的“领土”。如果不能分清彼此，后果是什么呢？

⑶在一个假设的情境中，有一棵无主的苹果树，在这棵树旁住有两个人。问题是，如果这两个人都想从这棵苹果树上获得自己的最大利益，结果将会怎样。答案是，他们俩谁也吃不到熟苹果了。因为这棵树没有产权归属，所以谁要想获得更多的利益，谁就要尽可能地摘更多的苹果；但对方也是一个“经济人”，他也会这样做。若要在摘苹果的竞赛中超过对方，就要更早地去摘苹果，但对方也会这样做。结果，摘苹果的时间会越来越早，以致苹果还未成熟就被摘掉了。谁要想等到苹果熟了再摘，就会一无所得。这样，在产权没有划分清楚的情况下，这两个人只能吃到青苹果。

⑷在人类历史中，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美国的道格拉斯·诺斯教授，曾经生动地描述过人类从狩猎社会向农耕社会过渡的过程。在狩猎社会中，野兽和野果是没有产权归属的。谁先捕猎或采摘到就归谁。谁的打猎技术好、工具先进，谁就能获得更多的野兽。这样就刺激了打猎技术和工具的发展。

⑸但这样一来，随着打猎技术的进步和人口的增长，全社会中可打的野兽就会越来越少。由于社会中存在着很多不同的部落，野兽又是没有产权归属的，在成年的大野兽所剩不多的情况下，人们就开始去打未成年的小野兽。因为如果某部落的人遇到未成年野兽不打，待到它成年后，未必就会成为自己的盘中餐。

⑹这样下去，野兽就会全部绝种，因为没到生殖期的小野兽如果被消灭了，就不会有新的小野兽了。与此同时，以狩猎为生的人类社会也会崩溃掉。农耕社会和畜牧社会的出现，使人类避免了灭绝的命运。驯化野生植物，于是出现了农作物；驯化野生动物，于是出现了家畜。

⑺农作物和家畜的优点不仅是它们比野生动植物更易生长，更重要的是它们可以成为一个部落排他地拥有的动植物。没有其它部落捕猎和采摘的威胁，人们       可以从容地等到这些驯化了的动植物成熟，         愿意投入劳动精心照看。由此看来，农耕社会出现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实现了部落之间排他的产权划分；它通过改变人与人的关系，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⑻毫不夸张，道格拉斯·诺斯称之为“第一次经济革命”。我们的祖先也从未低估过这次革命。在中国，人们把发明了农耕技术的人称为神农氏。他在当时，是部落的首领，在后来，是神。这说明，人们从未仅仅把他当作技术创新者，还视他为社会领袖。

⑼小则吃不上熟苹果，大则毁灭社会，看来在产权上分清彼此实在是太重要了。不仅如此，产权不清还会引起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冲突。

⑽为了一块矿产，为了一条河，为了一片林子，两个村、两个地区之间可以刀枪相见。如果这样的情况放到国与国之间，就更糟糕了。海湾战争的起因很复杂，但其中一个原因是伊拉克和科威特的油田在地下是相连的，并且向科威特倾斜。伊拉克认为它吃亏了，但又没有提出可行的划分产权的办法。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伊拉克竟诉诸武力。这场战争，导致了数万人的死亡和数千亿美元的损失。

⑾假如我们找到了划分产权的方法，假如我们消除了产权上的纠纷，人类将会比现在幸福多了。熟苹果毕竟比青苹果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