洒在边疆的太阳

林清玄

五点五十分华航飞往旧金山的七四七，眼看着就要起飞了。

我从出境大厅出来，开着车，踩紧油门，正好看见那架七四七以美丽的姿势起飞，我顺着柏油大道飞驰；起先和七四七并行着，才一转眼的时间，飞机已经越过我的头顶，飞向了天的远方。

这是难得的好天，是远行的好日子，阳光普照着大地，一直亮到看不见的远处。飞机势必要破云而过，我不知道在天的那边，是不是也有阳光，我只知道有阳光的地方一定有分离的悲伤和重逢的笑语，我相信，你一定会为你到的地方带来阳光。

刚刚我从出境大厅转身出来的时候，在玻璃落地窗里看到自己的影子，因为玻璃不够平整，影子拉得很长，你的影子却在走道那边的玻璃窗上，我突然惊觉，从我们初识，到现在已经整整迈过了十一年。那时，是你最辉煌的青年时代，而今你已经盛年了，那时我是刚刚起步的少年，现在也一脚踩进了青年。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我参加一个征文比赛得到首奖，他们邀你来颁奖，第二天你就打电话来邀稿，使我受宠若惊。那也就是我为什么愿意放弃别的选择，来追随你的原因。人说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我虽不敢说能千里驰骋，但我相信有了伯乐，千里虽不能至，也不远矣！

我对写作能有坚强的信念，愿意不辞劳苦，苦心熬炼自己，几乎全是受到你的启发。那时最感动我的一件事，是你为了鼓励我从事报导文学的工作，在你的抽屉里永远为我准备了两万元，你说:“只要你什么时候要出发，就动用这一笔钱随时出发。”而且那一笔钱不时的填满，那时确曾成为我随时出发的最大动力。你有时先预支稿费给我，说:“你写来以后再扣除吧！”

这是两件小事，但能这样鼓励新人的编辑，恐怕再也不可得见了。后来当我知道你出身贫穷，读书的时候经常举债度日，后来还能那样重义轻财，更令我敬佩。这种胸襟是杜甫诗中:“安得广厦千万问，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胸襟。

因此，虽然多年来的时迁事移，使我们的处境都完全改变了，但是，我总觉得自己是你最初的子弟，是你一手把我培植起来的。这样的恩义，又岂是友情两字可以了得？你的广交天下，心怀四海，像我这样的子弟更不在少数。在你的手中，重创了副刊的生机，推展了文学的广度，再塑乡上的形象，提高了文化艺术的层次，这些论者早有定评。只是深知的朋友才知道你的另一面，这一面是你豪气干云的唱黄河的歌，是你谈起父亲在西北拓荒时的雄心万丈，是你饮尽烈酒还怀思着乡土故国，是你遭受挫折而不对理想丧失信心，是你永远关怀着那些隐在角落里的人，是你对朋友只有付出而不期待他们的回报。

最重要的是，你是堂堂正正的人，从来行事坦荡磊落，没有不可告人之事。

十几年前，我初读到你写的诗和介绍艺术的文章，我就觉得你若不做呼风唤雨的编辑人；也会是个优秀的作家，或是真诚的学者。有时长夜思及，不免为你这方面的长才没有延展而感到遗憾，但是想到你对社会的影响和贡献，也就释然了。

听到你要去外国进修，我的内心最是欣喜。也许只有这一条路，才能令你摆脱十年俗务，从你最年轻的那一段出发。那种感觉就如同我们离开人群，走到一个风景秀丽地方。盛景可期，你可以纵情的写你的诗，放声唱你的歌，而没有形象和成就的顾虑了。我相信，一个人如果登上了高峰，却不能沉潜山谷，他很快就会老化，也就再也不能攀登更高的山。这也就是我等待你归来创造更大天地的信念，我仍愿像十年来那样追随你。

故国此去，再也不能像以前满座高朋的热闹，再也不能像以前天马行空的豪情，但是在这个纷扰的世界上，能有片刻的安静，能回视自己来路上的掌声，能独自面对自己心灵的时刻是多么的可贵呀！台湾的苦酒，我们曾经共尝，我们会怀念着你，到你登机的那一刻，我才体会到王维遍插茉萸少一人的诗意。

当别人在杂志上批评你，诽谤你，妒忌你的时候，我们都不要介意吧！因为历史上，只有那弱的妒忌强的，小的诽谤大的，侧的批评正的，你的存在，你的人格，你的气度与胸怀，自有公评。

我总是相信，不论世事如何变幻，人世多少凄凉，即使你到了边疆，阳光也会洒在边疆。想念总在离开以后，我们曾并肩走过，对酒歌过，我们是同槽系过马的，如今你天涯卸鞍壮士磨剑，我却还在江南里独自放马，这样想时，你的处境就令我欣羡。

我的台北到了，你的威斯康辛也快到了，浮天沧海远，万里眼中明，我煮酒，等着你回来赋诗。

我们先干了手中的这杯。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有删改）

把他送到树上去^①    ——《树上的男爵》读后

①卡尔维诺在仰望一片茂密的树林时，发现粗壮杂乱的树干酷似一条条小路，树干之路幽暗、弯曲，当它们向四面八方延伸，一种神秘的难以勾勒的旅程也在空中铺展开来。是光线的旅程？是昆虫、苔藓或者落叶的旅程？许多从事文学和绘画创作的人都可能产生诸如此类的联想，但卡尔维诺独具慧眼，他看见了别的，他在树上看见了一个人和他的家园。那个人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上去，树上跳动的人影，恰是作家守望的人物。所谓灵感来了，很多时候说的是人物来了。

②有个人爬到树上去，不是为了狩猎和采摘，不是孩子的淘气，是为了在树上生活！读者无法忘记《树上的男爵》这部小说，其实是无法忘记一个人爬到树上去生活。爬到树上去的柯西莫远远超越了我们的想象，这样的人物设置至今令人震惊，它在文学史上闪着宝石般的光芒。

③《树上的男爵》出版于1957年，距离卡尔维诺的成名作《通向蜘蛛巢的小径》发表正好是十个年头，与他的另一篇精彩绝伦的作品《分成两半的子爵》，则相隔五年时光。

④对于一位优秀的作家来说，青壮年期的十年时光应该是一段河流般奔涌的创作史，可以泛滥成灾却不允许倒流，而卡尔维诺似乎是在斜刺里夺路狂奔，背叛自己的同时也脱离了保守的意大利文学大军。卡尔维诺脱颖而出之时正是意大利二次大战的疮疤渐渐结痂之时（他早已在《通向蜘蛛巢的小径》中触及了那块溃烂时期的疮疤），战争年代他在破败的街道和酒馆中体会意大利的悲怆，和平年代里有闲适的心情观察祖国意大利了，结果他从树上发现了自己的祖先。从开始创作就这样，卡尔维诺善于让人们记住他的小说。五年过去后意大利贫穷而安详，卡尔维诺写出了《分成两半的子爵》，单就人物设置来说，已经抛弃了人们熟悉的模式。

⑤十年过后，《树上的男爵》应运而生，令人震惊的卡尔维诺来了。他几乎让一个传统的小说世界都闪开了。让亲人们闪开，让庄园闪开，甚至让大地也闪开，让一棵树成为一个人的世界，让世界抛弃孤独者，也让孤独的人抛弃他人的世界。这是五十年代卡尔维诺对小说人物的设想，也是他文学生涯中一次最决绝而勇敢的小说实践。

⑥少年男爵柯西莫可以为任何一个借口爬到树上去，不一定是为了拒绝吃蜗牛。反叛与拒绝在文学作品中的例子和实际生活中一样多，但卡尔维诺是处心积虑的，爬到树上去，爬到树上去——这声音是圣洁的，也是邪恶的，是人们能听见的最轻盈也最沉重的召唤。不仅仅是为了反抗，也不是为了叛逆，当一个孩子任性的稚气的举动演变成一种生存的选择之后，这个故事变得蹊跷而令人震惊起来。读者们大概都明白一个不肯离开树顶的少年身上隐藏着巨大的哲学意味，但每个人也都为卡尔维诺惊世的才华捏了一把汗，他怎么让这出戏唱完呢？柯西莫将在树上干些什么？柯西莫会不会下树？柯西莫什么时候下树？（大家都明白，柯西莫下树，小说也该结束了。）

⑦卡尔维诺不让柯西莫下来，柯西莫就下不来。柯西莫在树上的生活依赖于作家顽强的想象力和近乎残忍的幽默感。如果说柯西莫在树上与邻居家女孩薇奥拉的糊涂的爱情还在人们的预料之中，他在树上与强盗布鲁基的交往进而产生友谊却让人猝不及防。布鲁基强迫柯西莫给他找书看，而且不允许是无聊的书，他最后被捕的原因也是为了一本没看完的书，最奇妙的是布鲁基临刑前还关心着书中主人公的下场。

⑧卡尔维诺放大了柯西莫的树上世界，这个人物便像树一样长出许多枝条，让作家取之不竭用之不尽。柯西莫在树上走来走去，从十二岁一直走到年华老去。“青春在大地上匆匆而过，树上的情形，你们可想而知，那上面的一切注定是要坠落的：叶片，果实。柯西莫变成了老人。”老了的男爵沿着树上的世界一直走到遥远的森林中，亲历了战争，最后见到了拿破仑。小说结尾挫伤了读者的热望和善心，柯西莫没有回到地上来，垂死的柯西莫最后坐上了热气球……小说以奇迹开始，以奇迹结尾。

⑨最汹涌的艺术感染力是可以追本溯源的，有时候它的发源就这么清晰可见：树上有个人。在我看来，《树上的男爵》已经变成一个关于生活的经典寓言，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课堂式的问题，你觉得是哪一步棋造就了这部伟大作品的胜局？如果有人问我，我会这么回答：就是一步险棋，险就险在主人公的居所不在地上，而在树上。

⑩总是觉得卡尔维诺优雅的文字气质后隐藏着一颗残酷的心，细细一想便豁然开朗：有时候一个作家就是统治人物的暴君，对待柯西莫这样的人，放到哪儿都不合适，干脆把他送到树上去！

（取材于苏童的同名文章）

（注释）①本文发表在《小说选刊》中的“小说课堂”栏目。卡尔维诺( 1923-1985)，意大利作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战后开始文学创作。

直起身来，看见船帆和大海

汗 漫

上海，这座城市的名字本意就是“到大海上去”。所以，上海雅称“海上”——在大海之上，万类自由，梦寐开阔。这座城市的街道有着船舷的陡峭和甲板的动荡，灯火浩瀚，力量四溢。

我所在的药物研究院地处静安区。附近有著名的静安寺，寺门前的金铸匾额上镌刻寺名，从左向右念是“寺安静”。之所以强调“安”“静”二字，大约是为了平衡，平衡周围无边无际的繁华和喧嚣。

以香樟树为主体构成的药物研究院的浓荫深处，时时可闻鸟鸣。鸟鸣心更幽，令偶尔独自值夜班的我惊喜。倘若在周末加班，还可以看到一群鸟把翅膀收敛身后，在办公楼或实验楼的台阶上散步，像把手背在身后谋划未来的董事长、总经理，也像我院那些被研究生们昵称为“老板”的导师——他们也的确是大大小小的老板了，以课题组为财务结算单位，公司化运作，自负盈亏。一群鸟一样的老板，或者说一群老板一样的鸟，在泥土，在市场，寻找着草粒和水。

我的办公桌位于上世纪初期一个英国人所建的别墅式小楼内。来来往往的院长、院士、厂长、经理、广告商，来来往往的电话、传真、文件、报表，来来往往的汉语、英语、韩语、日语尤其是沪语……作为这家拥有上市公司的药物研究院的核心，这里繁忙，芜杂。所有的善良、邪恶、阴郁、明媚，小楼与我都无所不有。作为一个在壁炉旁边办公桌上写字谋生的家伙，我有可能成为各种类型和性质的人，只要有适当的环境和气候催发。因此，我必须对体内的毒素和阴影保持警惕，对这座小楼内的黯淡保持警省。

我的工作主要就是写字：报告，请示，通知，条例，合同，协议，章程，规划，贺词，某某在某会议上的讲话……为了让这些文字从空白中涌现，我必须在文件室、会议室、实验室、工厂乃至餐馆、酒吧等地穿行、观察、请示、聆听，将领导意图落实于自身行动，用以下与写字无关的若干规则，制约自我：

——头发理短。九年前，我从高校来到这家研究院接受面试。人事处长含蓄提醒：“小余啊，作家们是不是头发都很长呀？”妻子当天就把我逼进理发店。短发，伪装了我散漫的内心，给人一种钉子般充满进取心的错觉。显然，头发长的先生只适合散步于空山野水间，优哉游哉，诗意盎然。倘若让他在清晨的上海街头奔跑，其必头发张扬如同疯子，不合时宜。从头开始，在上海，每半月理发一次。

——西装领带。在皮肤的遮盖形式上与西方接轨，可令人形成“我是一个具有世界视野、遵守市场规则的人”之幻觉。在上海，一个穿休闲装的秘书紧跟穿西装的老板，是不和谐的。我在院领导们的西装品牌附近稍低的价位上购置一套西服，在陪他们出席正式场合的时候脱掉夹克、紧急换装。用领带锁紧喉咙，避免内心独白脱口而出。院长看着面目一新的我：“小余，转眼间换了一个人似的！难为你了。”他是一个在西装和夹克之间过渡得比较从容的人。

——注意平衡。比如，对同事，敲门的力度和节奏要一视同仁并注意音响效果。某君曾愤愤：“余，你敲我的门是嗵嗵嗵，敲院长的门是嗒嗒嗒……温柔极了。”我惭愧，认真研究了这两扇门。同样的力度和节奏，敲出的声音果然迥异，原因是该君的门比院长的门微微薄弱。我请他谅解。之后，尽量降低敲击其门扉的次数和力度。从此，对敲开所有人的心扉不再抱以期望。

诗人、作家聚会，我常常被视为一个“小经理”；同事聚会，我又往往被呼为“诗人”“作家”——一个总是出现在客场的队员。在“诗人”“作家”被注入复杂意味的实用主义上海，直觉告诉我：应当将“汗漫”这一笔名造成的倒影，移植到白昼生活以外的夜晚书房里去；让“余秘书”与“汗漫”相互尊重、审视、滋养，而非相互鄙夷、排斥。这是一个理想，何其困难。

研究院内小花园旁耸立着三座铜像，纪念三位去世多年的药物科学家。

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们先后从美、英、日归来，成为我国现代药物研究领域的拓荒者，分别担任过中国工程院院士或我院的院长、名誉院长。同事、后辈一概尊称他们为“先生”。有谁敢把他们喊为“老板”？中国的第一支贵似黄金的青霉素，根治血吸虫病的呋喃丙胺，出于其手，惠及国人。除了三座铜像，他们似乎没有留下多少资产。面对那些把实验室当作名利场和提款机的浮躁后人，三位先生铜铸的目光，显得忧伤。

每天黄昏，一对来自安徽的清洁工小夫妻在清洗这三座铜像时，都放弃通常用的冲刷地面的软皮水管，而是站在凳子上，用干净毛巾蘸水，细心擦去铜像上的浮尘、鸟粪。他们有一个梦想：“将来让女儿考咱院的研究生咋样？在这大楼里做实验，再成为那三个老先生一样的人，研究药，治病救人，积德行善，多好！”

这一场景，终于让我和若干老板感动。

目前，我还残存一丝被感动的能力。这说明，一个虚幻浮泛、模棱两可的家伙并非无药可救。作为一个在壁炉旁边办公桌上写字谋生的家伙，我还有可能从现实生活中抽身而出，重新获得简明扼要的宁静和欢乐。

我喜欢米沃什的名诗《礼物》：

“在这个尘世，我已一无所求。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嫉妒。

我经历过的一切邪恶，都已忘记。

想到我曾经是这同一个人并不使我羞愧。

我没有感到痛苦。

当我直起身来，看见船帆和大海。”

假若我在研究院内直起身来，需要沿北京西路朝东走四公里，到达外白渡桥；再乘船越过黄浦江二十公里的浩荡江声，才能看见船帆和大海——这是我和一位伟大波兰诗人之间目前的差距。

毕竟生活在一座以大海为名的城市内，所以，我有希望实现自己后半生的梦想——无论何时何地，一直身，就能看见船帆和大海……

在母语的屋檐下

彭 程

少年时代的伙伴自大洋彼岸归来探亲，多年未见，把盏竟夜长谈。我们聊到故乡种种情形，特别谈到了家乡方言，兴之所至，后来两人干脆用家乡话谈起来。

本来以为这么多年不使用，很多方言都已忘记，不料却在此时鲜明地复活了。恍惚中，甚至忆起了听到这些话时的具体情境，眼前浮现出了说话人的模样。友人感慨：真过瘾。

在一种语言中浸润得深入长久，才有资格进入它的内部，感知它的种种微妙和玄奥，那些羽毛上的光色一样的波动，青瓷上的釉彩一般的韵味。几乎只有母语，我们从牙牙学语时就亲吻的语言，才应允我们做到这一点。

关于母语，英文里的一个说法，最有情感温度，也最能准确地贴近本质：mother tongue。直译就是“妈妈的舌头”。从妈妈舌头上发出的声音，是生命降临时听到的最初的声音，浸润着爱的声音。多么深邃动人的诗意！在母语的呼唤、吟唱和诵读中，我们张开眼睛，看到万物，理解生活，认识生命。

诗作为浓缩提炼过的语言，是语言的极致。它可以作为标尺，衡量一个人对一种语言熟悉和理解的程度。“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坍了”，说的是世事沧桑，人生无常。“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说的是心绪流转，昨日迢遥。没有历史文化为之打底，没有人生经历作为铺垫，就难以深入地感受和理解其间的沉痛和哀伤，无奈和迷茫。它们宜于意会，难以言传。

每一种语言都连接着一种文化，通向一种共同的记忆。文化有着自己的基因，被封存在作为载体和符号的特有的语言中。仿佛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中，阿里巴巴的山洞里，藏着稀世的珍宝。

“芝麻开门吧！”咒语念起，山洞石门訇然敞开，堆积的珠宝浮光跃彩。

但洞察和把握一种语言的奥秘，不需要咒语。时间是最重要的条件。在一种语言中沉浸得足够久了，自然就会了解其精妙。有如窖藏老酒，被时光层层堆叠，然后醇香。瓜熟蒂落，风生水起，到了一定的时候，语言中的神秘和魅惑，次第显影。音调的升降平仄中，笔画的横竖撇捺里，有花朵摇曳的姿态，水波被风吹拂出的纹路，阳光下明媚的笑容，暗夜里隐忍的啜泣。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有母语，才有这样的魅力和魄力，承担和覆盖。日升月落，春秋代序；昼夜不舍的流水，亘古沉默的荒野；鹰隼呼啸着射向天空，羊群蠕动成地上的云团；一颗从眼角滑落的泪珠有怎样的哀怨，一声自喉咙迸发的呐喊有怎样的愤懑。一切，都被母语捕捉和绾结，表达和诉说。

我骄傲于自己母语的强大的生命力。五千年的漫长历史，灾祸连绵，兵燹不绝，而一个个方块汉字，就是一块块砖石，当它们排列衔接时，便仿佛垒砌了一个广阔而坚固的壁垒，牢牢守卫了一种古老的文化，庇护了一代代呼吸沐浴着它的气息的亿兆的灵魂。

童年在农村度过。记事不久的年龄，有一年夏天，大人在睡午觉，我独自走出屋门到外面玩，追着一只蹦蹦跳跳的兔子，不小心走远了，一直走进村外一片茂密的树林中，迷路了，害怕得大哭。但四周没有人听到，只好在林子里乱走。过了好久，终于从树干的缝隙间，望见了村头一户人家的屋檐。

一颗悬空的心倏地落地了。

对于长期漂泊在外的人，母语熟悉的音调，带给他的正应该是这样的一种返归家园之感。一个汉语的子民，寄居他乡，母语便是故乡的方言土语；置身异国，母语便是方块的中文汉字。“官秩加身应谬得，乡音到耳是真归”，故乡的语言，母语的最为具体直观的形式，甚至关联到了存在的确凿感。

因为时时相与，反而熟视无睹。就像对于一尾悠然游弋的鱼儿，水的环抱和裹挟是自然而然的，不需要去意识和诘问的。但一当因某种缘故离开了那个环境，就会感受到置身盛夏沙漠中般的窒息。被拘禁于全然陌生的语言中，一个人也仿佛涸辙之鲋，最渴望母语的濡沫。那亲切的音节声调，是一股直透心底的清凉水流。

每一种语言的子民们，在自己母语的河流中，泅渡，游憩，俯仰，沉醉，吟咏，创造出灿烂的文化，并经由翻译传播，成为说着不同语言的人们共同的精神财富。以诗歌为证，《鲁拜集》中波斯大诗人伽亚谟及时行乐的咏叹，和《古诗十九首》里汉代中国人生命短暂的感喟，贯穿了相通的哲学追问；中世纪的意大利，彼特拉克对心上人劳拉的十四行诗倾诉，和晚唐洛阳城里，李商隐写给不知名恋人的无题七律，或者隽永清新，或者宛转迷离，各有一种入骨的缠绵。让不同的语言彼此尊重，在交流中使各自的美质得到彰显和分享。

热爱来自母亲的舌尖上的声音，应该被视为是一个人的职责，他的伦理的基点。他可以走向天高地阔，但母语是他的出发地，是他不断向前伸延的生命坐标轴线上，那一处不变的原点。

(原载《光明日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