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崛起”

邹士方

郭沫若的《女神》是中国最优秀的新诗诗集之一，《女神》的诞生使郭沫若成为中国新诗界的巨人，奠定了他在整个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女神》的诞生同一个人很有关系，他可以算是《女神》的“催产婆”，这个人就是宗白华先生。1918年11月，宗白华开始担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编，宗白华就是在这期间发现和扶植了郭沫若。

《学灯》属于“学艺性副刊”，原来占据主要篇幅的是学术性讨论、报道、翻译、名人演讲录及编作者之间的通信。宗白华到来后，把哲学、美学和新文艺（特别是新诗和戏剧）的血液输入《学灯》，使《学灯》大放异彩，成为五四时期闻名遐迩的四大副刊之一。在宗白华的建议下，1919年8月15日《学灯》开辟《新文艺》栏，开始刊载新诗。宗白华从大量来稿中发现了字体秀丽的日本来件，深为留学生的浪漫热情所感动。他没有因为上面陌生的作者名字而看轻作品的实际价值，不久署名“沫若”的诗作《鹭鸶》与《抱和儿浴博多湾中》在9月11日《学灯》刊出。

当时郭沫若在日本福冈九州大学医学部学习，出于爱国热情，他集合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小团体“夏社”，出油印小报。在编印小报过程中，他经常阅读上海的《时事新报》，《学灯》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他在8月29日《新文艺》栏上读到康白情的白话诗《送慕韩往巴黎》，唤起了自己的胆量，遂将自己以前的诗作投寄《学灯》，不想很快刊出，惊喜若狂。在此之前郭沫若虽有创作和翻译，但他知音难觅，寄回国内，屡屡碰壁。这次作品第一次变成了铅字，给他的生活道路和创作历程带来了决定性的转折。

闸门已经打开，诗人的才华之泉终于迸发奔流了！宗白华以敏锐的洞察力，判断出年轻诗人胸中蕴藏着不可估量的创造力，看到一颗珍珠正在东洋岛国烁烁闪光，他以惊人的气魄将“无名小辈”的作品接二连三地大量发表，9月下旬至11月下旬就陆续发表了《死的诱惑》《新月白云》《某礼拜日》等十几首。宗白华鼓励比自己年长五岁的郭沫若尽量写诗，为此，1920年1月宗白华在《学灯》取消了《新文艺》栏而代以《新诗》栏。郭沫若凡有诗寄去，宗白华毫无保留地发表，甚至有时用《学灯》整个篇幅。郭沫若像一座作诗的工厂，产品有了销路，他的诗兴大发，于是郭沫若的诗像潮水一样接连不断地在《学灯》上涌现出来。大量地编发一位无名作者的新诗，在《学灯》编辑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中国报刊史上也是罕见的。

在现代文学史上，宗白华不仅是郭沫若新诗的最初编发者，而且是第一位评论者和鉴赏家。他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说：“我很希望《学灯》栏每天发表你一篇新诗，使《学灯》栏有一种清芬，有一种自然的清芬。”对于《凤凰涅槃》和《天狗》二诗，他热烈地赞颂：“你的凤歌真雄丽，你的诗是以哲理做骨子，所以意味浓深。不像现在有许多新诗读过后便索然无味了。所以白话诗尤其重在思想意境及真实的情绪，因为没有辞藻来粉饰它。”“你《天狗》一首是从真感觉中发出来的，总有存在的价值，不过我觉得你的诗，就是形式方面还要注意。你的诗形式的美同康白情的正相反，他有些诗，形式构造方面嫌过复杂，使人读了有点麻烦，你的诗又嫌简单固定了点，还欠点流动曲折，所以我盼望你考察一下，研究一下。你的诗意诗境偏于雄放直率方面，宜于作雄浑的大诗，所以我又盼望你多作像凤歌一类的大诗，这类新诗国内能者甚少，你将以此见长。但你小诗的意境也都不坏，只是构造方面还要曲折优美一点，同作词中小令一样。要意简而曲，词少而工。”

对于宗白华的扶植和帮助，郭沫若是永远不忘的，他认为由于宗白华给予了他很大的鼓励，才使他有最初的一本《女神》的集成，他甚至感激地称宗白华为“我的钟子期”！

（选自《艺术大师的流年碎影》，有删改）

回顾我国生育政策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到5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个战后婴儿潮，国家鼓励通过生育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到60年代，中国极度贫困，这固然有自然灾害的原因，但也说明人口与生产力的矛盾已经出现并日益严重。所以 ，7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 实施以人口控制为导向的人口政策。到了90代后，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

（摘编自任远《后人口转变》）

表1：老年人口占比调查和预测

（转自郭志刚《中国 低生率进程的主要特征》）

表2：全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

生育率下降和 人口增长放缓往往被认为缓解了人口 增长对经济社会的压力。生育率的下降首先减小了少年儿童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并带来社会抚养比的下降和人口红利。但长期人口低生育率以后，劳动力数量和比重开始转而下降，则很有可能在不久的未来出现社会劳动力不足的局面。老年人人口比重则不断提高，整个社会的抚养压力不断提高，到 2020 年我国的人口抚养水平将会达到 50％的高水平，进一步加剧劳动力数量相对不足给经济增带来的压力。

（摘编自任远《后人 口转变》）

2015 年10月，中国决定结束长期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 ，实行单独二孩，并从2016年1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二孩政策。从2003年到2013年间，中国出生人口始终在1600万上下波动。2016年，根据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推算，中国出生人口超过了1786万，生育水平 提高到 1.7以上。

（摘编自“人民网” ）

中国旧小说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是指叙述人并不进入作品，而是站在统揽全局的位置上，仿佛世间万事万物无所不知晓、无所不能表现。如此，虽便于展现广阔的生活场景，自由地刻画、剖析人物，但失掉了文学联系生活和读者的最宝贵的东西：真情实感。

鲁迅对全知全能的外视角叙事的突破和改造，运用的是限制叙述原则。所谓限制叙述，是指叙事者所知道的和书中的人物一样多，这就从根本上破除了作者那种居高临下妄断一切的专制态度，以有限的职能和平等态度建立起作者与读者的新型关系，从而赋予作品以真诚性和逼真感。

第一人称小说在《呐喊》和《彷徨》中超过半数。第一人称叙事的一种情况是内部第一人称叙述，“我”是故事的主人公或当事人，如《狂人日记》。鲁迅在必须真实的体裁——日记中去虚构一个“迫害狂”的文学故事。当狂人成了小说的叙述者后，立刻把读者引入到他自己观察和体验到的世界，他对世俗社会、历史文化的“吃人”本质的认识，他的浓重的“罪感”意识和容不得吃人的人、救救孩子的精神挣扎，在常人看来是语无伦次甚至荒唐的格调中显示出惊人的真实性。以第一人称叙述所冲淡和消解的文学故事的虚构性也许是《狂人日记》的最大艺术成功。

第一人称叙事的另一种情况是，“我”虽是故事的讲述人，却以旁观者的身份出现。这可称之为外部第一人称叙述。如《孔乙己》。《孔乙己》中的“我”只是咸亨酒店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小伙计，他对周围的世界和社会世相没有多少明确的冷暖感受和是非观念，但孔乙己的穷酸、迂腐、落魄、善良和痛苦，以及这个世界对社会“苦人儿”的态度，都在他的带有童真的眼光和心灵中被不动声色甚至朦朦胧胧地折射出来。读者自然会伴随着叙述人，开始以一种超然的、调侃的态度对待孔乙己，说不定还会“附和着笑”。最后随着孔乙己的惨死而“我”的叙述口吻反倒越发轻松、平静起来时，表层叙述与真正意义的矛盾冲突也达到了高潮。这种矛盾所产生的压力和张力往往能产生比正面的、直接的引导更强烈的艺术效果。最终必然会使读者从表面的“误导”中走出来，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矛盾，感受到社会的不平以及建立在不平和矛盾基础上的人心的“冷漠”，从而以内省的态度思考自己与悲剧故事的关系和应负的道德责任。

内部第一人称叙述大多以充沛情感、激越语调和明确的思想倾向性构成直接作用于读者的力量，外部第一人称叙述则是借助叙述者的超然的或近乎“无言”的存在，把作家自身的心理经验经由完全中立的叙述间接转移到读者的灵魂波动中。无论“内部”或“外部”，第一人称“我”的“当事人”和“在场者”的身份，使小说这种虚构的形式具有了极大的艺术真实性。

（摘编自姜振昌《<呐喊><彷徨>：中国小说叙事方式的深层嬗变》）

戏剧是时代演变中的人生

陆怡彤 远山

她像极了一位童心未泯的邻家奶奶，有着正午阳光一般的笑容。侃侃而谈中，她的话语流露出对人生与戏剧的睿智思考，眼神里满是岁月沉淀的坚定之光。这便是我们对陈薪伊的印象。

前不久，由陈薪伊执导的话剧《哈姆雷特》在国家大剧院结束了长达8天的演出。这位年届耄耋的中国女导演，以自己的人生感念和戏剧探索，为全世界纪念文学巨匠莎士比亚的2016年画上了一个韵味悠长的句号。

陈薪伊说，自己与莎士比亚的故事始于20世纪50年代。那时，她看过两部莎翁作品的电影，苏联邦达尔邱克主演的《奥赛罗》和英国奥利弗导演并主演的《哈姆雷特》。她顺着他们的思路认识了一个忧郁的王子“哈姆雷特”。20世纪80年代初，陈薪伊开始学习导演专业，对戏剧的研读让她对莎士比亚的认识慢慢成熟起来，莎剧对人性犀利的解剖让她懂得“经典”与“大师”的含义。在中央戏剧学院的排演剧目中，她是《麦克白》分场导演之一，并在剧中扮演了麦克白夫人。1986年，陈薪伊执导的《奥赛罗》参加中国第一届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引起强烈反响，她因此被评为当年“全国十佳导演”之一。时隔30年，在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的这个时间节点，陈薪伊再次走进莎士比亚的悲剧世界。

如何才能排演出与众不同的《哈姆雷特》？如何才能引导中国观众读懂《哈姆雷特》？这些问题在陈薪伊的脑海中不断地徘徊着，直至她再次打开《哈姆雷特》的中文译本，翻译家朱生豪走进了她的视野。一个火花闪现，“答案就在这里”。

朱生豪，32年的短暂人生，翻译了31部莎士比亚剧作。提起译笔的那一刻，朱生豪勉励自己：“从今天起，我埋葬了青春的游戏，肩挑人生的负担，做一个坚毅的英雄。”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朱生豪曾听到一位日本学者说中国没有莎士比亚翻译，所以他决定要坚持翻译莎翁剧作，就好像他来人间就为了翻译这一件事。这仿佛是他一个人的抗战。他一个人在轰炸机的威胁之下，在轰炸上海的炮火声中，完成了自己的翻译。当《哈姆雷特》的手稿被炸毁以后，他又重新再来。陈薪伊忘不掉那昏暗的小屋与破旧的床，忘不掉朱生豪头上的轰炸机螺旋桨，忘不掉屋外的狂轰滥炸，仿佛被烧焦的手稿还挥不去地飘零在半空中。

犹如一颗石子，在她的内心荡起波澜。这一次，她在朱生豪的《哈姆雷特》译本中读到更多的是共鸣。朱生豪将出场两次且只有几句台词的挪威王子小福丁布拉斯放在了人物表的第三位。在陈薪伊看来，满是亢奋与激情的朱生豪是在用言出即行的小福丁布拉斯来观照哈姆雷特。于是，她在话剧《哈姆雷特》中加入了朱生豪的故事，由演员佟瑞欣一人分饰二角来完成。她解释说：“朱生豪有着令我崇尚的理想人性，即莎士比亚崇尚的理想人性——激情与理智相结合的完美人性。”“在剧中朱生豪顽强的生命力、坚强的意志力与哈姆雷特怠惰延宕的性格、懦弱犹豫的内心形成了一种对抗。”在这部悲剧中，她期望“无冕之王”朱生豪和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表演转换能够唤醒观众，希望人们可以用对比的思维重新判断那个被粉饰过的白马王子，从而拷问每一个和自己有关的细枝末节，去做一个言出必行的人。曾执导过京剧《商鞅》的陈薪伊，在大多数导演退居幕后的这个年纪，仍然选择了舞台第一线，“言出必行”何尝不是投射了她的艺术人生。

这版《哈姆雷特》让人难忘的还有那些“中国味道”的细节。舞台布景里中国建筑元素的运用，昆曲《牡丹亭》音乐的加入，等等，都是现场观众的会心之处。如何令中西文化和谐融洽地共处一个空间，大概是每一个戏剧人都要探索的时代命题。陈薪伊说：“虽然许多戏剧的处理是在解剖哈姆雷特，但我不能让哈姆雷特失去莎士比亚戏剧中高贵的气质和高雅的风韵。因而，我用高贵的气质去融合不同的剧种。比如，我加了一段《牡丹亭》的音乐，因为无论是花园殉情，还是父亲在感情路上的阻隔，奥菲利亚和杜丽娘都是十分相似的。”

“最重要的是，你必须对自己忠实。”这是《哈姆雷特》里的一句经典台词。这也正是陈薪伊的戏剧初心。因为忠于自己，她日夜琢磨如何更好地呈现那些也许只能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细节；因为忠于自己，她渴望用莎士比亚的精神去反观人性，让人类看一看自己发展演变的模型；因为忠于自己，她将生命和时间都交付于舞台，把舞台视为不能亵渎的神圣的殿堂，努力用思想和世界观去诠释戏剧作品，感召观众。“我的人生是随着时代而演变的戏剧人生，我的戏剧是时代演变中的人生戏剧。”这便是陈薪伊和她的戏剧人生观。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1月5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