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书

秦牧

“写什么呢?”县城城隍庙侧的写字先生“卧云居士”侧着头问，他已经架起铜边眼镜，在信纸上面写起“亚荣夫君爱鉴”六个字，现在正等候写字摊对面坐着的乡下妇人陈述这封信的内容。他，现在缩处在这闹市的一角摆摊子，从铜边眼镜里射出一种看透一切的淡漠眼神，一面等着那妇人开腔，一面烦躁地在心里想道:“这笔生意又是难做的了。”

荣嫂挑菜进城卖，卖完了就下决心私自寄一封信给丈夫。她现在把箩筐扁担都放在墙角，低头想着要说的话，那个盘着头巾，老实，结巴嘴，上颚掉了两个牙齿的丈夫的影子在她脑里清晰地出现了，她叹一ロ气，说道:“先生，你就这样写吧！说自从你跑开以后，家中大小都还平安，就是记挂着你，你来信说，对婆婆要孝顺，我又不是没分寸的人，她年纪老，爱多说话，我就让地，不过老实讲一句哪，亚荣，你妈有时真没理讲，好像前天吧！我在炒菜，她一踏进厨房就骂我‘败家精’，说我一烧烧四条柴，出力抽去两条，你想想，两条柴怎么架得起来？她骂了半天，不过我也不去顶她就是了！阿婆腿生疮，舂了几次扁柏给她贴，现在好点了!大仔肚子多毛病，就是湿热，现在好一点了!”说着，见卧云居士并没有写半个字，只把笔在拇指上按着，她畏怯地说了一声:“先生，就这么写吧!我不会讲哪。”卧云居士打了一个呵欠，就写道:“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家中大小平安，阿妈大儿虽有小病，尚幸托天之佑，已渐告痊，贱妾自知孝顺婆婆，夫君可释锦念。”写后，毕剥一声弹了一下指甲，翘一翘下巴:“怎样啦?”

荣嫂在他写时呆呆望着他的笔杆。二个月前那一个黑夜，丈夫背个包袱到香港去了!香港是怎样一个地方?在她脑子里这是个花花世界，男男女女都爱装扮，似乎是个发光的有香味的城市，亚荣就在街尾一间客栈歇脚……禁不住卧云居士一问，她定一定神道:“这么说吧!日子艰难自然艰难，不过下田的事，你不在，我也可以担当得起，现在佃李家的那一亩七，就种菠菜、芥菜和黄萝ト，那只猪，现在也有四十斤!将来卖了还地租，或者也够的。现在就是只挂你，唉，我也不知你在外头怎么了?我说啦，阿荣什么钱都可以省，这寄信的钱省不得，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一家都牵肠挂肚。”说到这里，不禁眼眶一热，心想现在他可不知道怎样了?是穿得整整齐齐坐在人家铺子里当伙计呢，还是在做小买卖?他做的汤圆是吃好的，但香港人也爱吃汤圆么?敢情是变了心?敢情是病了?她眼睛微红，吞一吞口水，继续道“就是牵挂他，叫他在外要小心，一个人只要不懒，饭总有得吃，不过也不要太拖磨了!出外人，有钱就寄几个回来，家里虽我一个人可以支撑，然若外头有几个钱回来帮补，屋顶可以修修，免得下雨天时像个水潭一样。婆婆托人写信要你回来，你可千万莫听她，她老人家，就只想见儿子，哪会思前想后，他给你的信说乡下现在平靖了!哪里会平靖呀，又在抽丁，这一次抽得更凶，老二，坤兄，廉叔都拉去了!”顿了一顿想起丈夫也许会因为她规劝他不要回来而怀疑，有一阵极浅的红晕泛上她的面颊，她说:“一家团圆，有说有笑的，谁不想呀!这种年情，没办法。但愿有天平靖，你平平安安回来，我们烧猪还神。”卧云居士仍在捻着胡髭，他想起了悦来栈新到了一批烟膏，是正式的云土，他又想起他妻子究竟一天买菜瞒着他储蓄了多少钱，并不很注意这位顾客的啰苏，听到这儿，却不禁轻轻点头，趿起拖鞋，顿顿脚，又振笔疾书，一大段话，在他看来，只不过是简单的几句罢了:“耕事贱妾自知打理，在外小心为要，有钱望多寄家用，现在乡中不靖，夫君仍宜在外奋斗。”写完了又向荣嫂道，“讲话讲简单点，这又不是两口子在房里聊天，是信呀!告诉他两地平安，有钱寄回家来，乡下家里有什么事，一便一，二便二，就得了，明白吗?

“我们乡下人不会讲话，”荣嫂歉然地破涕一笑，想起写字先生指点的话，就沉吟道:“你和他说乡下就是整天派丁派粮，观音山出了老虎，自从他出门以后一连咬死过两个人，我们割山草现在不敢走得那么深入啦。山草割得少倒无谓，就是那些中央军呀，一过境就到你堂屋里来，看到灶头没山草，椅子也破来烧，那只三脚椅，本来请人配只脚就好用的，好死不死，给那些保安队劈去当柴火烧，三更半夜，你又怎敢出房来瞧一瞧呢?那只狗也给红烧了！他们一来，我把猪都拖到床下底呀，一言难尽就是了!你先生对他说，千万不可回来，乡下不成世界啦!”卧云居士一面听，点点头，这次不再写什么了，只在已写好的“现在乡中不靖，夫君仍宜在外奋斗”几个字旁画上圆圈。

荣嫂当他动笔时，心内有一个念头在起伏着，就不知道说好还是不说好，最后终于叹了一口气，沮丧地说:“你和他说，他在外头不可听信人言呀，也不知道外头的人把那事说成怎么样了。”卧云居士的眼睛不禁一亮，微笑问道:“什么事啦!”荣嫂简直哭泣的声音回答道:“乡公所那个死鬼队丁老七咯，亚荣走后不够二十天，我从田里做完活走过官路，好死不死的，他走出来拉我一把，死不要脸讲些不三不四的话，喊了起来，有人赶来他オ走开。”她的面上有一阵热潮，又叹息道：“在乡下现在倒没人讲什么闲话，就是他在外头，不知道听人家讲成怎样子?也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这件事！他来了一封信就没有第二封，明明去了足三个月呀，去时是十ー月二十六，现在三月都开初了!先生，你对他说我不是坏女人，我进了他谢家的门，就不会玷辱他谢家的神主牌。叫他在外头好的照料自己，不可吃生冷，一个月喝几次凉茶，现在就企望他在外头身子好，万一他有个三长二短，这个家就不像个家啦!”说到这儿，喉咙像给什么东西塞住，又落下泪来了，卧云居士叹息道:“别哭咯，香港地，不知道多舒服，你牵挂他做什么？还有么?”荣嫂摇摇头表示没有了!卧云居士就咳了一声，写下最后的几句:“贱妾素知自爱，多下强徒虽思非礼，惟贱妾矢志坚贞，恪守妇道，但蜚短流长，夫君万勿听信流言，在外一切珍重为要，两地平安。”最后，侧起头问她姓什么，荣嫂嗫嚅道“姓王”，他就写下“妻王氏敛衽”几个字。

最后问地址写信封，荣嫂从腰兜里掏出一个纸团来，里面包着一封破旧的信，卧云居士勉强辨察字迹，发觉那上面写的是香港一条巷的“翠香茶居”留交，并没有直接通讯处。

荣嫂放下钱，拿了信，揣在怀里，一路问着人家“先生，邮政局在哪里”，挑着空箩筐挤在墟期^①的人丛中，感到满怀温暖。

这封信到了香港的“翠香茶楼”，连同其他信摆在台后的架子上，一直放了十多天，仍然没有人来取，那个每夜在附近街道上铺四张报纸睡觉、经常给大皮鞋踢醒的咕哩^①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但也有的咕哩说，亚荣在香港捱不下去，已经回到乡下，说是思前想后，跟乡亲们上山也好。

（本文有删节）

鸡鸭名家

汪曾祺

“三爷，鸭都丢了！”佃户和长工一向都叫我父亲为“三爷”。“怎么都丢了？”

这一带多河沟港汊，出细鱼细虾，是个适于养鸭的地方。有好几家养过鸭。这块地上的老佃户叫倪二，他要养鸭。从来没有养过鸭，这怎么行？他说他帮过人，懂得一点。没有本钱，没有本钱想跟三爷借。父亲觉得让他种了多年草田，应该借给他钱。父亲也托他买了一百只小鸭，由他代养。事发生后，他居然把一趟鸭养得不坏。

前两天倪二说要把鸭子赶去卖了。父亲问他要不要请一个赶过鸭的行家帮一帮，怕他一个人应付不了。运鸭，不像运鸡。鸡是装了笼的。运鸭，还是一只小船，船上装着一大卷鸭圈，干粮，简单的行李，人在船，鸭在水，一路迤迤逦逦地走。鸭子路上要吃活食，小鱼小虾，运到了，才不落膘掉斤两，精神好看。指挥鸭阵，划撑小船，全凭一根篙子。一程十天半月。经过长江大浪，也只是一根竹篙，晚上，找一个沙洲歇一歇。

“不要！”他怕父亲再建议他请人帮忙，偷偷地一早把鸭赶过荡，准备过白莲湖，沿漕河，过江。“倪二在白莲湖里。三爷赶快去看看吧。一趟鸭子全散了！”

“散了”，就是鸭子不服从指挥，各自为政，四散逃窜，钻进芦丛里去了，而且再也不出来。小船浮在岸边，竹篙横在船上。倪二呢？坐在一家晒谷场的石辘轴上，手里的瓦块毡帽攥成了一团，额头上破了一块皮。几个人围着他。他好像老了十年。他疲倦了。一清早到现在，现在已经是下午了，他跟鸭子奋斗了半日。他一定还没有吃过饭。他的饭在一个布口袋里——一袋老锅巴。他木然地坐着，一动不动。不时把脑袋抖一抖，倒像受了震动。——他的脖子里有好多道深沟，一方格，一方格的。颜色真红，好像烧焦了似的。老那么坐着，脚恐怕要麻了。他的脚显出一股傻相。

怎么办呢？围着的人说：“去找陆长庚，他有法子。”“哎，除非陆长庚。”“只有老陆，陆鸭。”陆长庚在哪里？“多半在桥头茶馆。”

桥头有个茶馆，是为鲜货行客人、蛋行客人、陆陈行客人谈生意而设的。区里、县里来了什么大人物，也请在这里歇脚。卖清茶，也代卖纸烟、针线、香烛纸马、鸡蛋糕、芝麻饼、七厘散、紫金锭、菜种、草鞋、写契的契纸、小绿颖毛笔、金不换黑墨、何通记纸牌……总而言之，日用所需，应有尽有。这茶馆照例又是闲散无事人聚赌耍钱的地方。茶馆里备有一副麻将牌，一副牌九。推牌九时下旁注的比坐下拿牌的多，站在后面呼吆喝六，呐喊助威。船从桥头过，远远地就看到一堆兴奋忘形的人头人手。船过去，还听得吼叫：“七七八八——不要九！”“天地遇虎头，越大越封侯！”常在后面抖着头看人赌钱的，有人指给我们看过，就是陆长庚，这一带放鸭的第一把手，评号陆鸭，说他跟鸭子能通话，他自己就是一只成了精的老鸭。——瘦瘦小小，神情总是在发愁。他已经多年不养鸭了，现在见到鸭就怕。

“不要你多，十五块洋钱。”说了半天，讲定了，十块钱。他不慌不忙，看一家地扛通吃，红了一庄，方去。“把鸭圈拿好。倪二，赶鸭子进圈，你会的？我把鸭子吆上来，你就赶。鸭子在水里好弄，上了岸，七零八落的不好捉。”

这十块钱赚得太不费力了！拈起那根篙子（还是那根篙，他拈在手里就是样儿），把船撑到湖心，人仆在船上，把篙子平着，在水上扑打了一气，嘴里喷喷喷咕咕咕不知道叫点什么，赫！——都来了！鸭子四面八方，从芦苇缝里，好像来争抢什么东西似的，拼命地拍着翅膀，挺着脖子一起奔向他那只小船的四周来。本来平静辽阔的湖面，骤然热闹起来，一湖都是鸭子。不知道为什么，高兴极了，喜欢极了，放开喉咙大叫，“呱呱呱呱呱……”不停地把头没进水里，爪子伸出水面乱划，翻来翻去，像一个一个小疯子。岸上人看到这情形都忍不住大笑起来。倪二也抹着鼻涕笑了。看看差不多到齐了，篙子一抬，嘴里曼声唱着，鸭子马上又安静了，文文雅雅，摆摆摇摇，向岸边游来，舒闲整齐有致。兵法：用兵第一贵“和”。这个“和”字用来形容这些鸭子，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他唱的不知是什么，仿佛鸭子都爱听，听得很入神，真怪！

这个人真是有点魔法。“一共多少只？”“三百多。”“三百多少？”“三百四十二。”他拣一个高处，四面一望。“你数数。大概不差了。——嗨！你这里头怎么来了一只老鸭？”

“没有，都是当年的。”“是哪家养的老鸭教你裹来了！”倪二分辩。分辩也没用。他一伸手捞住了。“它屁股一撅，就知道。新鸭子拉稀屎，过了一年的，才硬。鸭肠子搭头的那儿有一个小箍道，老鸭子就长老了。你看看！裹了人家的老鸭还不知道，就知道多了一只！”

倪二只好笑。“我不要你多，只要两只。送不送由你。”

怎么小气，也没法不送他。他已经到鸭圈子提了两只，一手一只，拎了一拎。

“多重？”他问人。“你说多重？”人问他。“六斤四，——这一只，多一两，六斤五。这一趟里顶肥的两只。”“不相信。一两之差也分得出，就凭手拎一拎？”

“不相信？不相信拿秤来称。称得不对，两只鸭算你的；对了，今天晚上上你家喝酒。”

到茶馆里借了秤来，称出来，一点儿都不错。

“拎都不用拎，凭眼睛，说得出这一趟鸭一个一个多重。不过先得大叫一声。鸭身上有毛，毛蓬松着看不出来，得惊它一惊。一惊，鸭毛就紧了，贴在身上了，这就看得哪只肥，哪只瘦。晚上喝酒了，茶馆里会。不让你费事，鸭杀好。”

“杀的鸭子不好吃。鸭子要吃呛血的，肉才不老。”

什么事都轻描淡写，毫不装腔作势。说话自然也流露出得意，可是得意中又还有一种对于自己的嘲讽。这是一点儿本事。可是人最好没有这点儿本事。他正因为有这些本事，才种种不如别人。他放过多年鸭，到头来连本钱都蚀光了。鸭瘟。鸭子瘟起来不得了。只要看见一只鸭子摇头，就完了。这不像鸡。鸡瘟还有救，灌一点胡椒、香油，能保住几只。鸭，一个摇头，个个摇头，不大一会儿，都不动了。好几次，一趟鸭子放到荡里，回来时就剩自己一个人了。看着死，毫无办法。他发誓，从此不再养鸭。

“倪老二，你不要肉疼，十块钱不白要你的，我给你送到。今天晚了，你把鸭圈起来过一夜。明天一早我来。三爷，十块钱赶一趟鸭，不算顶贵噢？”

他知道这十块钱将由谁来出。当然，第二天大早来时他仍是一个陆长庚：一夜“七戳五在手”，输得光光的。“没有！还剩一块！”

一九四七年初，写于上海

（有删改）

赤着的脚

叶圣陶

中山先生站在台子上，闪着沉毅的光的眼睛直望着前面；虽然是六十将近的年纪，他的躯干还是柱石那样直挺。他的夫人，宋庆龄女士，站在他旁边，一身飘逸的纱衣恰称她秀美的姿态，视线也直注前面，严肃而带激动，就像面对着神圣。

前面广场上差不多挤满了人。望过去，像巢里的蜜蜂一般一刻不停地蠕动着的全是人头，大部分人戴着草帽，其余的光着，让太阳直晒着，沾湿了的头发乌油油得发亮。广场的四围是浓绿的高树，枝叶一动不动，仿佛在特意严饰这会场似的。

这是举行第一次广东全省农民大会的一天。会众从广东的各县跑来，经过许多许多的路。他们手里提着篮子或是坛子，盛放那些随身需用的简陋的东西。他们的衫裤旧而且脏；原来是白色的，几乎无从辨认；原来是黑色的，反射着油腻的光。聚集这么多的人在一起开会，他们感觉异常新鲜又异常奇怪。

但是他们的脸上全都表现出异常热烈的虔诚的神情。广东型的深凹的眼睛凝望着台上的中山先生，相他的开阔的前额，相他的浓厚的眉毛，相他的渐近苍白的髭须；他们又同时仿佛觉得中山先生也在渐渐凑近他们，几乎鼻子贴着鼻子。他们的颧颊部分现出比笑更有深意的表情，他们厚厚的嘴唇忘形地微微张开着。

他们中间彼此招呼着，说着话。广场上因为人多，声音自然不小。但是那说话的情态显然不含浮扬的意味，可见他们心头很沉着。

人还在陆续地来着，广场上人头铺成的平面几乎全没罅隙，不过这时人头仿佛却不如先前那样蠕动得厉害了。

仿佛证实了理想一样，一种异常欣慰的感觉浮上中山先生的心头，他不自觉地阖了阖双眼。

这会儿他的视线向下斜注，看到的是站在前排的农民们的脚：那是些赤着的脚，留着昨天午后雨中沾上的泥，脚面上静脉管蚯蚓一般蟠曲着，脚底黏着似的贴在地面上。

好像遇见奇迹，好像第一次看见那些赤着的脚，他一霎时陷入到沉思中了，虽说只是一霎时的沉思，却回溯到了几十年以前：

他想到自己的多山的乡间，山路很不容易走，但是自己在十五岁以前，就像现在站在前面的那些人一样，也总是赤着脚。他想到那时候自己家族的命运同现在站在前面的那些人相仿，全靠一双手糊口，因为米价贵，吃不起饭，常常只好吃山芋。他想到就从这一点，自己开始怀着革命的思想：中国的农民不应该再这样困顿下去，中国的孩子必须有鞋穿，有米饭吃。他想到关于社会，关于经济，自己曾不倦地考察，不倦地研究，从而知道革命的事业必须有农民参加；而革命的结果，农民生活更应该得到改善。他想到自己曾经为了这些想法撰文，演说，找书，访人，不知不觉延续了三四十年了。

而今天的眼前，他想，满场站着的正是比三四十年前更困顿的农民，在他们身上，有形无形的压迫胜过他们的前一代。但是，他们今天赶来开会了，在革命的旗帜下聚集起来了，这是中国一股全新的力量，革命前途的——

这些想头差不多是同时涌起的。他重又特别关注地去看那些赤着的脚，一缕感动的夹杂着酸楚的意味从胸膈向上直冒，心头燃烧着亲一亲那些赤着的脚的热望，闪着沉毅的光的眼睛也跟着潮润了起来。

他回头又看了看他的夫人，宋庆龄夫人正举起她的手巾，含着微笑代表自己向热情与会的农民会众致意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