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称性破缺”让我们存在

①10月7日，20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三名科学家因为在“对称性破缺”研究中做出的贡献而获奖。他们是美籍日裔科学家南部阳一郎和日本科学家小林诚、益川敏英。在此之前。诺贝尔奖已经有四次都颁给了破缺领域。

②尽管“对称性破缺”听起来有点陌生，但“对称”却是人们所熟知的现象。一片雪花具有对称的结构，而且从镜子里看去和在镜子外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区别。类似的现象在粒子物理学中叫做 “镜像对称”。此外还有两种对称，分别是“电荷对称”和“时间对称”，前者指的是粒子和反粒子虽然带电情况相反，性质却相同。如果有一个小球在一个密闭的容器里弹来弹去，旁边有一个摄影师把它录下来，然后不管录像带是正着放还是倒着放，不告诉你的话你从画面上是区别不出来两种放法的，这就是“时间对称”。当然，这个概念针对的是微观世界中粒子的性质。

③当物理学家考察微观世界的时候，他们发现很多时候，这些对称性都是破缺的。最早在对称性破缺领域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是华人科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他们发现镜像对称在四种基本力之一的弱相互作用中是破缺的，由此获得1957年的诺贝尔奖。1964年，美国物理学家克罗宁和菲奇发现有一种粒子不遵守电荷对称，他们于1980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60年前后，南部阳一郎开始研究对称性破缺，并提出了“亚原子物理中的对称性自发破缺机制”。他提出的这一机制可能会解答一个令人迷惑的问题：物质的质量从何而来?

④组成我们这个世界的所有的基本粒子以及自然界中四种基本力中的三种都被纳入了粒子物理学的“标准模型”，但“标准模型”无法回答物质的质量是从哪里来的。而且，奇怪的是，粒子与粒子之间的质量差别还非常巨大，有的粒子很重，而光子却没有质量。

⑤英国物理学家希格斯在南部阳一郎之后提出了一种解释，现在被寄予厚望。我们先来打一个形象的比方：如果把一支铅笔笔尖朝下竖立在圆桌中心，那么，铅笔和圆桌沿铅笔的中轴在各个方向上都是对称的。但这样状态的铅笔是不稳定的，它一旦倒下，这种对称性就丧失了。不过，这样一来，这支铅笔的状态就稳定了——它没有办法再向哪里倒了，它已经达到了能量最低的状态。

⑥在宇宙诞生的时刻，希格斯提出的理论中的“希格斯场”是完美对称的（就像那支竖立的铅笔），所有的粒子都没有质量。但希格斯场是不稳定的，它在宇宙早期的时候失去能量了，这些能量被粒子们接收，哪种粒子接受到的能量多，哪种粒子就重一些。“希格斯场”理论预言了希格斯玻色子的存在，希格斯玻色子也正是不久前启动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要寻找的目标之一。“标准模型”预言了62种基本粒子的存在，现在唯有希格斯玻色子尚未被发现，诺贝尔奖也许在不远的未来等待着希格斯。

⑦如果说南部阳一郎可能帮助解释了物质为何有质量的话，那么小林诚和益川敏英的工作则可能解释了我们为什么至今还存在。观测表明，我们这个宇宙是物质为主的，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宇宙中的反物质远少于物质?对于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完整的答案，但对称性破缺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之一。

⑧物理学理论显示，宇宙创生之时，应有等量的物质和反物质制造出来，二者相遇便会湮灭，化为能量。但果真如此的话，我们所看到的星系、恒星，包括我们自身便都不会存在，我们的存在说明宇宙早期物质和反物质的对称被打破了。1973年，小林诚和益川敏英提出“小林——益川理论”．认为造成宇宙中粒子多于反粒子的原因是夸克的反应衰变速率不同。他们还预言了存在6种夸克。这些夸克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里陆续被物理实验所证实。 ’ ．

⑨现在，物理学家相信，宇宙每产生100亿个反物质粒子的同时，就有一个额外物质粒子的偏离，正是这样的偏离导致的对称性破缺才使得我们今天的宇宙得以存活，使我们得以存在。

对于任何一种文化传统来说，如何协调守成、创新与外来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关键问题。晚清至20世纪，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大规模接触伴随着侵略、殖民与长时间的冷战，这些历史事实增加了问题的复杂程度。尽管如此，多数人愿意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成功范例。五四新文学不仅改变了古典文学的传统形式，而且，相当多的作家动手译介域外文学，使各种西方文化元素逐渐汇入中国文学的表述体系。这开辟了汉语白话文学的新阶段——“现代文学”。之所以认定这是一次成功的文学转换，首要的标志是：相对于先秦至晚清的中国古典文学，汉语白话文学更适合表现今天的中国经验。这丝毫不存在贬低中国古典文学的意思。中国古代批评家就曾经深刻地指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及其评价依据。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都将受到文学传统与现实世界纵横坐标构成的不同压力。强调来自纵轴的文学传统，还是追求更大限度地再现当代的现实世界？现实主义的宗旨显然是后者。这时，所调的创新可以表述为，一种再现当代现实的企图改变了文学传统的发展方向。

这同时划出了一个区分的标准：如何辨别鲁迅式的“盗火者”与“言必称希腊”的崇洋分子？尽管二者都对西方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是，“盗火者”的主旨是探索民族的独特道路，力图“师夷长技以制夷”；相反，崇洋分子热衷于将民族历史纳入一个普遍的模式，使之成为西方文化逻辑的具体例证。

如果说，五四时期的“盗火者”曾经将西方文化视为现代性的启蒙，那么，现今的历史语境中，中国文化业已成为更重要的思想资源。中国文化浩如烟海，门类繁杂，一批饱学之士始终专心致志地从事清理和阐释工作。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只有意识到现今中国文化对于“改变世界”负有的历史使命，人们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这一批饱学之士的学术贡献。

也恰恰因为意识到这种使命，人们才不会满足于某些徒具形式的表面文章，诸如儒冠儒服、三叩九拜之类。中国文化的真正活力并不是刻意维护某种古老的礼仪，而是进入当今社会，力争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工业社会的机器节奏响彻生活的每个角落时，农耕社会的古典诗学——例如“意境”“情景交融”乃至“天人合一”——保存了哪些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因？启蒙、革命、利益、市场以及围绕这些概念产生的社会关系瓦解了古代的乡绅之治以后，儒家的“修身”与西方文化的宗教具有哪些不同的社会功能？在一个群雄争霸、风起云涌的时代，“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蕴含着哪些重大的启示？这些问题的提出与展开，已经显现出中国文化对话历史、对话现实的思想含量与独特价值。

（摘编自南帆《中国文化的活力》，有删改）

今天，学界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以为中国古代没有学术规范，所以我们没有学术规范的传统，只能从西方引进。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之所以有这种看法，是没有认识到学术环境和社会环境等各方面的差异，中国古代的学术规范与当今学术规范存在着很大不同，不少今天已经习以为常的规范当时还不存在。

比如，由于书籍的流传相当困难，特別是在印刷术普及以前，古代学人对前人的著作或研究成果往往只能依靠记忆和背诵，所以他们在引用前人著作或别人的成果时常常无法逐字逐句地直接引用，而只能取其大意，一般都是间接引用。他们大多不习惯注明出处，往往将前人的话与自己的话混在一起，或者完全按自己的意思改写了。

又如，古人为了做学问或学习的方便，经常将从看到的书籍和资料中摘录出的有用内容分门别类编为类书。这些类书，有的是为自己用的，有的是为别人编的，或者是奉皇帝命令用公费开馆编纂的。很多类书的资料和引文都不注明出处，除了一些现成的诗文或整段资料有时会提一下作者或书名外，一般就按内容编入不同的类别。但要知道，这种类书的编纂，无论是因公还是因私，都不会有什么著作权，更拿不到稿费，只要编得质量高，就会博得“嘉惠学林”的赞誉，就是被引用的人也不以为忤，而只着眼于知识的传播。

古代还有一种故意作伪的现象，将自己或别人的作品假托为古代或同代名人的作品，如先秦的不少作品都冠以周公、孔子之名。但除了极少数人是出于政治或经济目的外，这类作伪者大多是很可怜的。因为无势无名，即使他们的作品很有价值也无法流传，而一旦托名于古代圣贤或者当代名流，就有可能被刻成碑，印成书，传诵一时，流传千古。尽管绝大多数真正的作者依然默默无闻，但他们的自我价值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

然而，这些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没有学术规范，相反，在一些重大的学术问题上，从先秦开始就存在着严格的规范。例如儒家典籍和学说的传承与解释，自从在汉代儒术成为学术研究的主要对象以来，不仅流派分明，次序严密，而且任何注或疏都署明作者，原文与注释、注释者和传播者绝不相混。在《汉书·儒林传》中，对儒家不同流派的传承过程和人物有明确的记载。一些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也有这样的传统，如给《史记》《汉书》作注释的学者代有其人，但对有价值的注释，后世学者无不尊重作者的署名，即使有些作者名不见经传，也都一一注明。

由此可见，中国并不缺少学术规范的传统，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继承这样的传统，建立起适应现代学术发展需要的新规范。20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的学术规范面临新的挑战，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学者能够平等地、自主地考虑如何适应国际学术规范的时间并不长，很多问题自然还来不及解决。实际上，中国的传统学术规范与西方及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所不同的只是具体做法、方式和程度。

（摘编自葛剑雄《中国古代也有“学术规范”》）

材料一

在目前的科技条件下，吃一口在太空中孕育出来的食物早就是一件离普通人很近的事了。我们在餐桌上最常吃到的黄瓜、大豆、玉米等多种作物，很多就有可能是太空来物。人们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疑惑，为何最近吃到的甜瓜更甜更脆了，吃到的黄瓜更大更嫩了？这背后的技术就是已经深入到大众生活中却不为人所熟知的“航天育种”。 

实际上，一粒种子从上天到入地再到结出果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选种。选择什么样的种子搭载上天，要经过多重筛选，搭载种子在纯度、净度、发芽率上必须符合国家作物种子质量标准，种子的相对含水量应控制在13-14%。每份搭载种子数量，小粒作物一般应在3000粒以上，大粒作物一般应在1000粒以上。搭载资源非常有限，每次都是两三公斤的量，每次一百种左右。

第二阶段是诱变。利用卫星和飞船等太空飞行器将植物种子带上太空，再利用其特有的太空环境条件，如宇宙射线、微重力、高真空、弱磁场等因素使植物产生各种基因变异。一般来说，种子搭乘卫星上太空转一圈，便能诱导其“变”出更优良的品质，比如结出更大更甜的果实、更美的花朵。

第三阶段为下地。种子随着搭载的航天器返回地球后，随即要进行地面选育工作，包括地面种植、观察、突变体筛选、遗传稳定性鉴定等工作。因为种子的变化是分子层面的，想分清哪些是我们需要的，必须要将这些种子全部种下去，繁殖三四代后，才有可能获得性状稳定的优良突变系。这个过程很漫长，每次太空遨游过的种子都要经过连续几年的筛选鉴定，其中的优系再经过考验和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才能称其为真正的“太空种子”。 

对于“航天育种”这一新事物，人们还存在很多知识上的困惑。比如，航天育种是不是转基因？有很多人疑惑于这个问题。科学工作者做出了这样的解释：转基因是外源基因的导入，而航天育种是植物自己的基因在变化。即使没有上太空，种子的基因在地球上也会有变化。航天工程育种是一种物理诱变育种手段，没有外来基因的导入，因而它不是转基因。科学工作者研究显示，即使是太空飞行回来的当代种子，也没有增加任何放射性。

材料二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三个独立掌握空间飞行器返回式卫星技术的国家之一。在航天育种方面，三个国家各有特色。目前美国航天工程育种工作计划主要涉及在种质创新、药品生产、生物反应器以及生物采矿等几个研究领域，其主要目的是探索太空生命生存条件。俄罗斯的研究重点则是空间植物栽培研究，曾在国际空间站上完成了豌豆的连续世代循环栽培，以及成功种植超矮小麦、白菜和油菜等植物。

自1987年以来，在“国家863高科技计划”的推动下，我国先后13次利用返回式卫星和5次利用飞船及多次高空气球搭载了70多种植物的2000多种品种的种子，涉及到粮、棉、油、蔬菜、花卉、牧草及中药材等多个方面。已进行的项目有：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大豆、绿豆、黑豆等豆类作物;棉花、烟草、香蕉、莲子等经济作物;油菜、番茄、黄瓜、甜椒、西瓜、甜瓜等蔬菜作物;曼陀罗、兰花、玫瑰等花卉，红豆草、紫花苜蓿等牧草，人参、甘草等中药材。

比如说，经卫星搭载处理后获得的博优721亚种间杂交水稻新组合，大面积亩产量达700多公斤，比当地主栽品种增产15%以上;优质、高产的水稻华航1号、芝麻新品种航芝1号、食用菌太空金针菇等受到农业生产者的普遍欢迎。同时，利用航天诱变技术创造了一批目前利用传统育种手段难以获得的罕见材料，如特早熟小麦、特大粒莲子太空莲3号、特大粒红小豆突变系等，将对作物产量和品质等主要经济性状的遗传改良产生重大影响。

航天育种是个接地气的行业，已经有多个地区利用这一技术实现了收益。早在1994年，广昌县白莲科学研究所就与空间技术研究院合作，将白莲种子送上太空，以提高白莲的产量。2002年、2004年又先后开展了第二、第三次航天搭载，先后选育出太空莲、星空牡丹、太空娇容等一批白莲新品种。自此，广昌白莲具有了生育期长、花多、蓬大、结实率高、颗粒大等特点，其中太空莲36号品种平均亩产量提高到80―100公斤，比常规品种高出一倍多，使莲农经济效益增长了一倍以上，目前已成为我国白莲产区的主栽品种。

可见，航天育种的研发与应用，有很大的空间。就社会经济效益而言，航天育种业在我国具有巨大的需求和广阔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