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什么书，取决于为什么读。人之所以读书，无非有三种目的。一是为了实际的用途，例如，因为职业的需要而读专业书籍，因为日常生活的需要而读实用知识。二是为了消遣，用读书来消磨时光，可供选择的有各种无用而有趣的读物。三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启迪和享受，如果是出于这个目的，我觉得读人文经典是最佳选择。

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那样一些著作，它们直接关注和思考人类精神生活的重大问题，因而是人文性质的，同时其影响得到了世代的公认，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因而又是经典性质的。我们把这些著作称做人文经典。在人类精神探索的道路上，人文经典构成了一种伟大的传统，任何一个走在这条路上的人都无法忽视其存在。

认真地说，并不是随便读点什么都能算是阅读的。譬如说，我不认为背功课或者读时尚杂志是阅读。真正的阅读必须有灵魂的参与，它是一个人的灵魂在一个借文字符号构筑的精神世界里的漫游，是在这漫游途中的自我发现和自我成长，因而是一种个人化的精神行为。什么样的书最适合于这样的精神漫游呢？当然是经典，只要翻开它们，便会发现里面藏着一个个既独特又完整的精神世界。

﹣﹣节选自周国平《经典和我们》

2016年我国18﹣70周岁国民在传统纸媒和电媒上的每日人均分配时间表

2016年中美两国国民阅读调查表

﹣﹣参考自中国新闻网

一份调查报告：受访者是30位出身于工人阶层的男子，最后有15人成为大学教授，15人仍在工人阶层。在挑选这30人的时候，研究人员确认他们出身于相似的社会环境，而且家庭创伤也相似（父母酗酒、死亡、离婚等）。

15位教授中，有12位有父母给他们读书或讲故事；15位工人中，只有4人有这种经历。

15位教授中，有14人小时候家中有很多图书和印刷品；15位工人中，只有4人家中有书。

15位教授中，13人的母亲与12人的父亲经常阅读书报杂志；15位工人中，只有6人的母亲与4人的父亲经常阅读。

15位教授小时候都受到大人在阅读上的鼓励，15位工人中只有3人受到鼓励。

其中，教授组二号受访者，他是一名社会学学者，7岁时母亲去世，被送进孤儿院，一直到17岁自立成人。他在进入孤儿院时备受煎熬，他“不知道孤儿会发生什么事”。8岁时，这位受访者在孤儿院图书馆发现了霍雷肖•阿尔杰①的系列故事书。这个发现对他影响深远，因为它突然间了解到，尽管在孤儿院，他仍然可以掌握命运，创造人生。霍雷肖•阿尔杰的书让他看到“一个掌握自己命运的男孩典范”，他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

﹣﹣节选自吉姆•崔利斯《朗读手册》

加拿大的两位科学家将观看电视的人大脑神经与测试仪器连在一起，得出结论：电视主要是在和我们的身体而不是心智对话。具体来说，人类的心智至少需要半秒钟才能为复杂的刺激提供适当感觉闭合，而电视拒绝给我们这半秒钟。媒体研究专家卢格曼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认为，书籍是与我们左脑交流，电视使我们头脑中理智的部分休眠。因此，对于习惯电视画面的孩子来说，阅读印刷媒体是痛苦的，几乎令人无法忍受，它无法适应我们目光跳动的习惯。

﹣﹣节选自许知远《电子时代的阅读》

(一)

（1）丝路学是一门20世纪才问世的新学问，它来自丝绸之路这一历史性的文化概念的提出，并且最终得到了国际社会与学术界人士的共同认可。

（2）1868年，德国人李希霍芬对中国地貌和地理进行了规模宏大的综合考察。他从亲身的考察和得到的历史资料中发现，古代在中国的北方曾经有过一条称得上是丝绸之路的横贯亚洲大陆的交通大动脉，由此在沿途留下了许多足以令后世赞叹和瞻仰的遗迹和文物。

（3）李希霍芬的偶然发现，在以后半个世纪中竟演变成一场对中国历史遗迹和珍贵文物的浩劫。数以万计的堪称国宝的珍贵文物，从此流失海外。与此同时，丝绸之路经过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考察和研究，也从中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文明中心向西延展到了地中海东部利凡特海岸一些具有古老文明的城市。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1910年发表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丝路》完成了对丝绸之路的学术认证。后来经过他编著书籍加以宣扬，丝绸之路为世人熟知。

（4）平心而论，丝绸之路原本只是对亚洲东部和中部的历史毫无所知的欧洲人，在经过实地考察之后从大量的历史遗存中了解到的，当时已经人烟稀少的中国西部地区在千百年前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并且在古代亚洲东部地区和地中海之间， 频繁的使节往来、商品交换、宗教传播和文化交流形成的必不可少的交通要道，也有过足以令人刮目相看的繁荣历史。东方曾经有过的这种文明，本来足以使进入环球航行时代以来欧洲列强所标榜的“欧洲中心论”发生动摇。然而自从欧洲学术界提出丝绸之路之后，接下来就有“古巴比伦移民中国”、“腓尼基人航抵山东”、“中国人种西来”、“仰韶彩陶文化西来”、“中国青铜工艺西来”的学说接踵而来，似乎无论哪一样新发现、新材料都在显示中国文明的根在西方。足见丝绸之路的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欧洲人或者说欧洲的学术界想要指明东方文明源自西方。

（5）丝绸之路在更深的层次上提出的是一个中国文明如何起源、从何而来的大问题。在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研究中，自丝绸之路提出以后，到现在为止的一个多世纪中，前50年走的正是在“欧洲中心论”框架下对历史潮流的歪曲和误解。尔后50年，丝路学自身的研究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中外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从它的发端、演进到成熟的全过程进行了规模空前的田野考古，对现今尚在的遗址、遗存的文物给予了充分的保存、修复和研究，终于弄清了以中国为主体的东亚文明是一个至少在一两万年前甚至一二百万年前，就已独立形成的生态环境。

（6）这样的研究，是在中国学术界取得自主权的同时才开始的。一旦启动，在当时便具有了国际合作的特点，迎来了丝路学研究的高潮。1927年，在北京由中国和瑞典双方合作组成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到中国西部地区进行综合考察。考察团搜集到大批的资料、标本、简牍、石刻、壁画和各种古文字的文书以及丝织品，第一次实现了在中方监管下对丝绸之路沿线埋藏的珍贵文物进行发掘、搜集并善加保管，为中国学术界建立丝路学，给今后以中国为主体进行国际合作，构筑了中外科学家相互交流的平台。

（7）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的丝绸之路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东西方的经济交流，更重要的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联系与交流，这种关系才是丝绸之路的文化价值所在,也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文明传播的重大命题。

(二)

（1）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既与古老的丝绸之路一脉相承，又充分体现了时代特点。在历史坐标系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内涵。

（2）在新技术条件下，丝绸之路具备复兴的客观条件。古老的陆路运输技术不足以承载产生规模效益的运输量。但是铁路和公路运输技术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陆地运输的成本。据测算，从我国连云港到荷兰鹿特丹，如果通过丝绸之路，运输距离可比海运缩短9000多公里，时间缩短近一个月，运费节约近四分之一。此外，古丝绸之路必须避开山地与沙漠，路线选择范围有限，经济、社会效益不高。而今天，我们的技术水平已经能把铁路修到世界屋脊。因此，与古丝绸之路相比，新丝绸之路覆盖的面积将更广，路线更密集，也更发达，从而可以在更广泛的区域内把资源与市场串联起。新丝绸之路是在新技术条件下，对古老的交通通道的复兴与拓展。

（3）新丝绸之路构想充分兼顾了国际、国内两方面的战略需求。从国际角度看，丝绸之路两端是当今国际经济最活跃的两个主引擎：欧洲联盟与环太平洋经济带。丝绸之路沿线大部分国家处在两个引擎之间的“塌陷地带”，发展经济与追求美好生活是该地区国家与民众的普遍诉求。这方面的需求与两大经济引擎通联的需求叠加在一起，共同构筑了丝绸之路复兴的国际战略基础。从国内角度看，我国当前的发展需要兼顾地区平衡，并着力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复兴丝绸之路能带动经济实力较为薄弱的西部地区，有望形成新的开放前沿。

（4）新丝绸之路设想兼顾政治、经济、安全乃至文化利益的均衡发展。中亚地区处于地缘战略要冲，又是东西文明的交汇点，更是近年各种宗教极端势力的发源地。新丝绸之路构想以经济合作为先导与基石，以政治合作为前提与推进手段，以促进文化交流、化解安全风险为重要目标，是具有前瞻性的综合战略规划。

从文化角度考察，宋词的荣耀得力于其市井文化与士林文化相互影响的双重品格。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词的别名入手加以探讨。词又称“诗余”或“长短句”，前者循其文体嬗变脉络而言，后者就其形式立名。至于“曲子词”、“曲子”的别名，则强调其音乐属性。从隋唐至宋，这一属性是造就词的双重文化品格的基础。南北朝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历史阶段，伴随这一过程的完成，西域音乐在隋唐时代传入中土，并与汉族的传统音乐融合产生出与雅乐对立的燕乐，燕乐即俗乐，词在初期就是与之相配的歌词，其市井文化的品格不言而喻。明俞彦《爱园词话》云：“诗亡，然后词作，故曰余也：非诗亡，所以歌咏诗者亡。”此论也从音乐入手探讨词的产生。反言之，词之所以能够继诗之后获得演唱者或者吟咏者的青睐，又与其袁现形式的灵活多样密不可分。词打破了古近体诗较为齐整的句式，参之以变化错落，因而更适于倚声弦歌与抒情达意。

作为配乐的歌词，词作者必须按照乐谱的音律、节拍进行创作，才能用于演唱实践，于是“倚声”“填词”等相关术语就应运而生了。填词须有词牌，据清人所编《词谱》统计，传世词牌有826调，算上变体就有2306种之多。词的句式参差错落．又有多种词牌可供创作时选择，因而在传达人们复杂隐秘的内心世界时，它就有了诗所无可比拟的灵活性。古人作文吟诗，往往“正襟危坐"，以体现“诗言志”的尊严，

却独于倚声填词较少顾忌。这就是“诗庄词媚”或“词为艳科”说之由来。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词不如诗：但若表现复杂的感情世界，词又有胜于诗的优越性。王国维曾论道：“词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他概括出诗与词的不同文体特征，的确很有见地。

词的文体特征与其音乐属性密切相关，而其接受方式也有了双重选择的可能。它除可供文人案头欣赏外，宛转于歌伎之口以娱悦听众也是一种普遍的方式。词演唱时的听众不仅限于文人士大夫，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市井中人，听众成分的复杂化要求词的写作须向俚俗靠拢。当然，除字句易于听懂而外，情趣的共鸣也是不可或缺的。此外，耳听与目怡接受方式的不同，也要求词的写作不宜晦涩艰深，而要有一定的口语化基础。所有这些要求都无疑会令词的市井文化品格得到加强，否则，词将失去赖以发展的土壤，而成为纯粹供文人欣赏的案头文学——恰如词在宋以后的遭遇那样。柳永《鹤冲天》词写男女惜别之情：“假使重相见，还得似旧时么?”李清照《永遇乐》词写无奈之情：“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前者写恋人细语温柔，缠绵悱恻：后者感人生苍凉，寓悲于乐。词句浅显易懂，毫无费解之处，便于听唱：如果用诗的形式表现，就很难传达出个中细腻微妙的情愫。当然，词也并非只局限于风月情怀或身世之悲的抒发中，在害志咏史与挥洒壮志的有关题材中，也有其区别于诗的潇洒风度，苏轼“大江东去”(《念奴娇》)的放歌、辛弃疾“千古江山”(《永遇乐》)的抒怀，皆可为证。

(有删改)

中国戏曲诞生于十三世纪，是一种形态和内容丰富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由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其他表演艺术综合而成。戏曲中每一个元素都有特定的含义，是中国文化的体现。

中国戏曲与希腊悲剧和喜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其种类繁多，不同地区都有各异的戏剧种类，比如昆曲、坠子戏、粤剧等。不同剧种使用的乐器也有区别，比如，京剧使用的是管弦乐和打击乐。

中国传统戏曲具有深远的艺术影响力，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外国观众的喜爱。中国元代时期是戏曲的黄金时代，元代诞生了许多优秀的戏曲作家，他们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戏曲作品。这些作品至今被中国人以及外国观众所喜爱。而在中国明代时期，戏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鼎盛时代。

中国传统戏曲的内容涵盖了各个方面，创作十分广泛。一些经典戏曲是以讲述爱情故事为主，比如，中国古代四大爱情戏曲《长生殿》、《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还有一些戏曲以讲述历史故事为主。

（摘编自2018年12月12日环球网）

2017年，陌陌直播做了一期“国粹艺术来袭”的直播节目，北方昆曲剧院演员邵天帅和北京京剧院演员白金，第一次被请进直播间进行网络直播表演。

那次接近两个小时的直播，观看总人次超过140万。直播中，邵天帅和白金两位青年演员，不仅表演了《牡丹亭》《长生殿》《贵妃醉酒》等经典剧目，还为网友介绍了妆容、服饰等戏曲知识，网友与他们不停地互动交流，并在听得尽兴之余把“小金熊”“金话筒”等虚拟礼物送给二人。

在白金看来，戏曲等传统文化曾经一度面临传承困境，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自身内容和形式，没有跟上现代社会多样化的审美，而直播的出现，则“倒逼我们不得不做出改变，否则没法面对直播间里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观众”。

酷狗直播平台的主播庄妃，本是粤剧演员出身，擅长粤剧、京剧、川刷等传统艺术，拥有超过20年的舞台表演经验。入驻酷狗直播后，庄妃将网络直播特效与戏曲结合在一起改编莲花手舞，并在戏曲表演中穿插粤语说唱，让传统戏曲以全新的形式呈现，受到年轻观众的欢迎和追捧。

（摘编自2019年3月20日《光明日报》）

在新媒体环境下如何推进戏曲传播与普及？日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围绕“戏曲传承与网络直播”进行了深入探讨。

对于戏曲，传播和传承同样重要，如果不能吸引年轻人，发展必然受限。“文化领域有许多优质内容，但缺少优质传播，尤其是当下基于新媒体的传播。在戏曲领域，问题尤其突出。”面对进剧场的观众日益减少的现状，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陆先高说，“网络直播与传统戏曲结合，既能拓宽传统戏曲传承传播的渠道，又能丰富网络直播的内容、提升网络直播的内涵，更能有效扩大传统戏曲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年轻人中的影响力，可谓一举多得。”

比起传统的舞台演出或电视转播，网络直播有着独到优势。中国评剧院院长侯红说，网络媒体传播打破了时间、地点的枷锁，不拘泥于时间先后、人数多少和场地大小，能在电子产品上随时播放、回看，十分自由。再者，网络直播的内容十分丰富，演员的排练是怎样的，服饰、化装有什么学问等台前幕后的方方面面，都能链接到多平台上展示、互动。“这样不仅能大幅促进宣传推广，观众的反馈意见还利于提升品质，让艺术更好地服务人民、让观众检验。”

不过，戏曲携手直播也必须注意一些问题。“快餐文化没有足够内涵，年轻人的关注会迅速递减，但对传统文化的渴求会自觉回归。”侯红说，因此不能为了吸人眼球而过于娱乐，甚至违背原则，扭曲戏曲的内涵和灵魂，只有尊重艺术规律，才能营造利于戏曲健康发展的传播格局。

（摘编自2018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

对于任何一种文化传统来说，如何协调守成、创新与外来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关键问题。晚清至20世纪，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大规模接触伴随着侵略、殖民与长时间的冷战，这些历史事实增加了问题的复杂程度。尽管如此，多数人愿意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成功范例。五四新文学不仅改变了古典文学的传统形式，而且，相当多的作家动手译介域外文学，使各种西方文化元素逐渐汇入中国文学的表述体系。这开辟了汉语白话文学的新阶段——“现代文学”。之所以认定这是一次成功的文学转换，首要的标志是：相对于先秦至晚清的中国古典文学，汉语白话文学更适合表现今天的中国经验。这丝毫不存在贬低中国古典文学的意思。中国古代批评家就曾经深刻地指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及其评价依据。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都将受到文学传统与现实世界纵横坐标构成的不同压力。强调来自纵轴的文学传统，还是追求更大限度地再现当代的现实世界？现实主义的宗旨显然是后者。这时，所谓的创新可以表述为，一种再现当代现实的企图改变了文学传统的发展方向。

这同时划出了一个区分的标准：如何辨别鲁迅式的“盗火者”与“言必称希腊”的崇洋分子？尽管二者都对西方文化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但是，“盗火者”的主旨是探索民族的独特道路，力图“师夷长技以制夷”；相反，崇洋分子热衷于将民族历史纳入一个普遍的模式，使之成为西方文化逻辑的具体例证。

如果说，五四时期的“盗火者”曾经将西方文化视为现代性的启蒙，那么，现今的历史语境中，中国文化业已成为更重要的思想资源。中国文化浩如烟海，门类繁杂，一批饱学之士始终专心致志地从事清理和阐释工作。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只有意识到现今中国文化对于“改变世界”负有的历史使命，人们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这一批饱学之士的学术贡献。也恰恰因为意识到这种使命，人们才不会满足于某些徒具形式的表面文章，诸如儒冠儒服、三叩九拜之类。中国文化的真正活力并不是刻意维护某种古老的礼仪，而是进入当今社会，力争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工业社会的机器节奏响彻生活的每个角落时，农耕社会的古典诗学——例如“意境”“情景交融”乃至“天人合一”——保存了哪些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因？启蒙、革命、利益、市场以及围绕这些概念产生的社会关系瓦解了古代的乡绅之治以后，儒家的“修身”与西方文化的宗教具有哪些不同的社会功能？在一个群雄争霸、风起云涌的时代，“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蕴含着哪些重大的启示？这些问题的提出与展开，已经显现出中国文化对话历史、对话现实的思想含量与独特价值。

（摘编自南帆《中国文化的活力》，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