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一些乡村在变为城镇的过程中，虽然面貌焕然一新，但很多曾经让人留恋的东西却荡然无存。人们或多或少有这样的担忧：快速的、大规模的城镇化会不会使“乡愁”无处安放？要在城镇化进程中留住乡愁，不让“乡愁”变成“乡痛”，一个重要措施是要留住、呵护并活化乡村记忆。

乡村记忆是乡愁的载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物质文化的记忆，如日常生活用品、公共活动场所、传统民居建筑等“记忆场所”：另一方面是非物质文化记忆，如村规民约、传统习俗、传统技芑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生产生活模式等。物质文化记忆与非物质文化记忆常常融合渗透，构成有机整体。这些乡村记忆关人们认知家园空间、乡土历史与传统礼仪的主要载体，留住它们，才能留住乡愁。至于哪些乡村记忆真正值得保留，一方面可以借助一些科学的评价体系进行合理评估，另一方面可以广泛听取民意，然后进行综合甄选。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做好这方面的前期规划。

仅仅留住乡村记忆而不进行呵护，乡村记忆会逐渐失去原有魅力。呵护乡村记忆，使其永葆“温度”，就要对相关记忆场所做好日常维护工作，为传统技艺传承人延续传统技艺创造条件，保持乡村传统活动的原有品质。比如，对一些乡土景观、农业遗产、传统生产设施与生产方法等有意识地进行整理维护，对于乡村中的集体记忆场所，如村落的祠堂、乡村的入口、议事亭、祭祀场所等，不可因为城镇化就让其全部消亡。既要让当地居民生产生活更为方便，又要让游子在故乡找到依恋感与归属感。

如果说留住和呵护乡村记忆是一种消极型的留住乡愁的话，那么，活化乡村记忆则是一种积极型的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就是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深度挖掘乡村记忆与乡村传统产业，进行精细化、产业化升级，将“文”“人”“居”与“产”融合在一起，让原来的乡村记忆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充满生机活力。这需要相应的公共设施与之配套，需要发展教育、医疗、商业、娱乐休闲产业等，使乡村记忆在新的时空条件下产生新的凝聚力。

(摘编自陆邵明《留住乡愁》)

   材料一：

近日，国办印发《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今年全面启动多种形式的医联体建设试点，提出组建三级、二级公立医院及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参与的多种形式的医联体。在城市主要组建医疗集团，由三级公立医院牵头，联合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护理院、专业康复机构等，形成资源共享、分工协作的管理模式；在县域主要组建医疗共同体，以县级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为枢纽、村卫生室为基础，与乡村一体化管理有效衔接；跨区域组建专科联盟，以专科协作为纽带，组建区域间若干特色专科联盟，重点提升重大疾病救治能力；在边远贫困地区发展远程医疗协作网，公立医院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远程医疗、远程教学、远程培训等任务。利用信息化手段促进资源纵向流动。医联体内部形成分工协作机制，推动形成基层首诊、家庭医生服务等分级诊疗模式。

不论哪种合作模式，其目的都在于通过优化医疗资源结构布局，提升医疗服务体系整体效能，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连续、省钱且优质的医疗服务。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7年5月2日）

材料二：

2015年8月，深圳以罗湖区为试点，启动了医疗机构集团化改革。

罗湖区整合区属 5 家医院和 23 家社康中心，成立唯一法人的基层医疗集团——罗湖医院集团，形成“ 人员编制一体化、运行管理一体化、 医疗服务一体化”的“ 管理共同体”。该集团重新调整和明确集团内各医疗卫生机构的功能定位：医院逐渐向提供危急重症、疑难复杂疾病的诊疗服务和科研教学转变；社康中心逐渐向提供常见多发病诊疗、预防保健和公共卫生服务转变。成立罗湖医院集团不是为了做强做大医院， 而是为了举集团之力做强基层。因此，罗湖医院集团不断将工作重心和优质资源下沉，并建立财政补助、收费价格激励引导机制，做强做实社康中心。为此，集团采取了如下改革措施：一是公开招聘优秀全科医生，聘请外籍优秀全科医生对集团内全科医生进行培训，组织专科医生进行全科医生转岗培训，鼓励集团专科医生到社康中心开设工作室；二是社康药品目录与集团内各医院药品目录一致，达到 1350 种，针对缺药品种，集团 24 小时内配送到家；三是改善社康中心医疗装备水平，在部分区域社康中心配置了 CT、胃镜、眼底照相等设备，并打造“ 社康检查、 医院诊断”模式。

同时，罗湖医院集团对医保基金管理方式进行突破性改革，对签约参保人的住院统筹基金实行“ 总额管理，结余留用”的制度，发挥医保支付经济杠杆的倒逼作用，促使集团主动下沉资源做强社康中心，做好预防保健和健康管理，让签约参保人少得病、少得大病。签约参保人越健康， 集团越受益，推动医保从“ 保疾病”向“ 保健康” 转变，促进医院集团从“治病挣钱”向“防病省钱 转变。

改革两年多来，“罗湖模式”试点正在逐渐破解社康“缺医少药”“检查不方便”“只签约不服务”“重医轻防”“医养分离”五大难题，初步实现了社康中心能力、预防保健能力、患者满意度、 医务人员收入“四提升” 和医院运营成本、居民就医成本“ 两下降”。“ 强基层、促健康”的医改目标成效初显。

（ 摘编自 2017 年 9 月 1 日深圳新闻网）

材料三：

目前，全国医疗联合体的建设多数以临床医疗服务的简单“联合”为主， 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措施，下派医生去基层坐诊往往靠所在医院的行政指令，而非本人意愿，因而大多应付差事。而基层医生仅靠在三级医院进行的短期培训，也很难真正提高水平、获得患者信任，导致这一做法徒有虚名，没有实效。

医联体的政策本意，在于“小病在社区，大病在医院”。然而，现实操作中，医联体帮助大医院在基层社区中建立了更多的“挂号窗口”，方便了患者进一步向上聚集，也加剧了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一些三级医院院长甚至坦言，牵头形成医联体的一大动力就在于与其他三级医院竞争，吸引下面县乡更多的患者。同时，也通过医联体寻找下级医疗机构中的管理与临床人才，将优秀的人才向上虹吸，这显然也会带来对患者的虹吸。

从一定程度上讲，医联体已经变成了大医院重分势力范围、 从基层汲取医生、 汲取患者的捷径。依托医联体来建立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的长效运行机制，困难重重。

（ 摘编自搜狐网）

材料一：

当前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低头族”，这种现象逐渐低龄化，甚至在小学生中蔓延。社会有关人士建议，加强对学生在校使用手机的管理，明文禁止带手机进学校。

这些建议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支振锋提醒，立法落实起来有难度。从执行上来说，谁有权力没收学生带进学校的手机，那么多学生每人每天进出学校都要检查，显然不现实，而且易引发冲突。

在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张荆看来，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并未明确规定应采取措施预防未成年人沉迷手机，但是因为智能手机具有上网功能，而学生们用手机也不排除沉迷网络的可能性。因此，对于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可以参考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规定。

支振锋建议，要降低手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又不违背信息时代发展的规律，这就需要个人、家长、学校、社会多方面联动起来，个人提高自控力，家长给予正确引导，学校多组织有益身心的户外活动，社会加大对未成年人的关怀，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更好的效果。

（摘编自朱宁宁《学生带手机进校园立法该不该禁》）

材料二：

尽管俄罗斯学校没有明文禁止使用手机，但教师们会要求学生尽量少用，保证不会因为使用手机而对学习过程产生不利影响，也不能干扰其他学生。与此同时，趙越来越多俄罗斯人对手机在校园里的广泛使用发出了不同声音。

2016年下半年，专门刊登民众对俄联邦政府提议的“俄罗斯公众倡议”网站曾发出一项禁止学生上学期间使用手机和其他移动设备的倡议。倡议认为，俄学生学业成绩水平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就是大量使用各种移动设备，“学生使用手机并非用于准备课程，他们更喜欢在互联网上寻找任务答案”。倡议呼吁从立法层面禁止学生在教室和校园中使用手机和平板电脑，每所学校可设立一个移动设备储存室。“通过这种方式，确保提高学生知识的总体水平，并激励他们完成家庭作业”。倡议指出，禁止使用手机将对学龄儿童身体健康产生积极影响，也将有助于学生的社会化交往。该倡议得到了众多网民的支持。

尽管负面声音日渐增多，但此间也有专家认为，手机最终对学生产生何种影响完全取决于个体。有使用手机能获得超出学校课程的额外知识，有人则仅用于娱乐目的，还有人可以将两者有机结合。

（摘编自韩显阳《俄罗斯：学生带手机进校园遇挑战》）

材料三：

据报道，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人员曾在全美范围内对1000多名父母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这些父母的青少年子女大多存在睡眠问题，而深夜里使用电子产品尤其是手机是主要原因。

美国硅谷是高科技电子产品的摇篮。美国媒体《商业内幕》曾报道了一对在硅谷从事高科技行业的精英夫妇的故事。这对夫妇共有两个孩子，分别为10岁和12岁。尽管这对夫妇所在的公司从事研发高科技产品，但他们却没有给孩子买手机。孩子有时可以在家长的手机上玩游戏，但每周只能玩10分钟。这对夫妇认为，他们知道孩子们总有一天会拥有自己的手机，但希望尽可能推迟这一天的到来。这对夫妇所代表的一类父母正是十分清楚科技对孩子心理的影响深度，他们才担心使用电子产品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比如焦虑或者抑郁。报道显示，这些父母为防止孩子从小接触电子产品，自己会避免在孩子面前玩手机，下班后则把手机丢在一边。

（摘编自汤先营《使用手机，美国青少年遭遇“严重干涉”》）

亦短亦长多伦路

⑴多伦路终于安静下来了。当开发的热潮渐渐降温，繁华与喧闹逐步消退，多伦路又回复当初的宁静和闲散。或许只有这个时候，承担着许多盛名的多伦路才能稍稍喘一口气。那些历史的惊涛骇浪，自由进步灵魂的慷慨激昂，渐渐演化成为马路淡淡的背景。

⑵我在多伦路长大，在这条马路上度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女时代。它于我而言，只不过是一条亲切温暖的马路。

⑶这条不长的马路位于四川北路最北端的一隅，呈L形。我家便在这L的折角处。在我初有记忆的时候，多伦路甚至比现在更加人流如织。那时，这条马路还是条石子路，路面是用一小块一小块的不很规则的石子铺成的，上海人叫做“台阶路”。大半条马路都是菜场，总是充斥着讨价还价的叫嚣声、运输蔬菜家禽的卡车的来往之声。到了雨天便会污水横流。马路上用塑料顶棚遮蔽着，那时你若要走过多伦路，多半也不会注意它两旁的各色洋房。即使是晴天，你也看不见湛蓝的天空。

⑷多伦路文化街改造项目的启动，让菜场在瞬间轰然倒塌。菜场顶棚被掀掉的那天，我站在一边相当诧异，多伦路的天竟会如此明澈和灿烂。那时翻新工程还未开工，老洋房也未被整修，放眼望去，一幢幢灰扑扑的房子掩映在各家门前的绿树中，倒也质朴可爱。

⑸多伦路开发后不久，我家便搬离了那儿。城市开发热潮让本已隐退的多伦路又开始充斥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躁动。这条交织着革命历史和海派文化的小马路将何去何从？

⑹穿越了历史的回廊，这里曾经是一条多么悠闲和富丽的街道，一条隐藏着激情和青春的街道。景云里，那是当年 鲁迅 先生从北京南下，辗转厦门广州后，于1927年10月来到上海后一直到死都居住的地方，是鲁迅与许广平相恋相知之地，是一个痛苦而伟大灵魂的栖身之所。这条不过10余米的巷子里，还住着郭沫若、茅盾、瞿秋白、叶圣陶、丁玲、夏衍、冯雪峰和柔石等当年左翼文化运动领导人以及进步文化人士，年少的我似乎能感觉到他们呼吸的气息。

⑺短短不过500米 的多伦路上汇聚了荷兰、西班牙、法国新古典主义等不下十种风格的建筑。如果要找一个可以代言多伦路的地标，我会选择建于上世纪20年代的鸿德堂。只因为它中西合璧的建筑形式，在上海甚至在中国的教堂建筑史上都算一个异类。教堂的设计打破了西方传统，屋顶采用中国的斗拱飞檐结构，外墙用青砖砌成，檐下彩绘，中国韵味浓郁。里面那些昭示着历史的物件尽管蒙上了尘埃，却依旧典雅地显示着当年的风貌和雅致。它们老了，旧了，可是依旧风情万种，依旧让人赞叹。另外，名闻遐迩的公啡咖啡馆、孔祥熙公馆、白崇禧公馆、汤恩伯公馆等遗址，更使得多伦路彷佛成为海派建筑的露天博物馆。

⑻当年，我最钟意的去处是永安里对面的旧书店。书店充斥着萧瑟兮兮的怀旧气息。一本本泛了黄、卷了边的古旧书籍、海报被主人用透明玻璃纸袋仔细装饰了起来，标上了让你没有任何理由再把他们当作故纸堆垃圾的价钱。而后，你就学着去发现它们的价值与有趣；而后，你开始动了心；再而后，你就会流连于书香，迷恋于历史，久久不愿离去……

⑼如今，这条见证近代中国命运变迁的著名城市街道，被冠了名，立了牌坊。街道两头矗立着颇具石库门风格的崭新银灰色牌楼，赫然刻着“多伦路文化名人街”几个大字，不长的街道两旁除了博物馆和展览馆，更多的是古玩字画、书屋文苑和茶室吧廊等各色店铺。马路东头靠近四川北路的地方便是如今文艺青年汇聚的多伦美术馆。这幢灰红相间的建筑虽然显得有些突兀，却应和了80年前多伦路存在的意义。而我则更喜欢这里不定期举办的艺术普及活动。在六楼那个有着玻璃天花板的咖啡馆里，数十人围坐倾听，或是古筝，或是昆曲，或是哑剧，无不让人获益匪浅，陶醉其中。

⑽多伦路作为上海变迁与发展的“软名片”，它有充满魅力的过去，也有发展求新的今天。走在这条改造后的老街上，感受到的是“百年上海滩”的人文风情，还有“文化搭台”衍生出的商业气息，她让我亲切，又感觉陌生了。

⑾多伦路将亲切温暖植入了我的记忆，也为这个城市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文化上影响着这个城市，影响着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居民，多少还影响这个城市的未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