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文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一一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娓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一一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一一良知和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来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忌惮”，他深恶痛绝，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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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唐诗的天空，群星灿烂，诗人们写出了诸多优美的作品。谁荣膺唐诗桂冠？便有了不少纷争。

第一个从唐诗中选出独占鳌头之作的当数严羽，他在《沧浪诗话》中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明代胡应麟则认为《登高》“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当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

五言与七言绝句分别起源于汉代和西晋的民间歌谣，至唐朝时蔚为大观。对于唐人绝句，明代李攀龙推王昌龄《出塞·其一》（“秦时明月汉时关”）为压卷之作；章太炎先生推王之涣《凉州词》为“绝句之最”。

尽管第一都是唯一的，但对于唐诗的评价，却有“多元第一”之说。对唐代律诗，杨慎认为崔颢《黄鹤楼》与沈佺期《独不见》难分优劣，故而把两者并举：“崔诗赋体多，沈诗比兴多。”（《升庵诗话》）王世贞认为崔颢《黄鹤楼》与沈佺期《独不见》，“百尺无枝，亭亭独上，在阙体中，要不得为第一也”，乃是唐诗的王冠。

对于唐人绝句，也有多个第一的主张。明代王世懋认为“必欲压卷，还当以王翰‘葡萄美酒’、王之涣‘黄河远上’二诗求之。”（《艺圃撷余》）李光地认为李白的绝句超群绝伦，特地标举《峨眉山月歌》和《山中问答》两首为第一。

明代胡应麟则提出“分期之冠”说：“初唐绝，‘葡萄美酒’为冠；盛唐绝，‘渭城朝雨’为冠；中唐绝‘回雁峰前’为冠；晚唐绝，‘清江一曲’为冠。”（《诗薮》）胡应麟不但开创了唐诗分期第一的评价思路，而且认定王翰《凉州词》、王维《渭城曲》、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刘禹锡《杨柳枝》分别为唐代各个时期的绝句第一。

更有甚者，认为第一不是恒定的，而是流动的。清代吴乔《围炉诗话》：“凡诗对境当情，即堪压卷。余于长途驴背困顿无聊中，偶吟韩琮诗云‘秦川如画渭如丝，去国还乡一望时。公子王孙莫来好，岭花多是断肠枝’。对境当情，真足压卷。”在吴乔看来，诗歌乃是对境当情、情与境会的产物，不同时空中的境与情不同，认定为鳌头独占的诗歌作品也不相同。

当然，也有人认为不必角逐出桂冠诗作。清代袁枚《随园诗话》：“音律风趣，能动人心目者，即为佳诗，无所为第一第二也。”

其实，但凡好诗都可以予人以艺术的享受和启迪，所以我们在接受唐诗时，大可不必在意哪首诗堪称第一，哪首诗可谓压卷，能够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理想的读者便足够了。

（搞编自朱美禄《哪首诗是唐诗压卷之作》，《光明日报》2018年11月23日）

咱们镇上没有小偷

何君华

（1）我在科罗拉多小镇开诊所已经有四十多年了,但是现在,我不打算干下去了,我太老了,我决定从明天起退休,也就是说,今天是我上班的最后一天。在最后一天里,我决定做一件好事,一件特别一点的事,为我的职业生涯画上一个句号。

（2）我已经有了主意。因为我看见瞎子乞丐马里奥·罗德里格斯走进来了。

（3）“马里奥,遇上我你今天可真是行大运了!”我抬起脖子对瞎子马里奥说道。

（4）“令人尊敬的费尔南多医生,说实话,我并不明白您的意思.难道您是说今天真的要大发慈悲给我几个比索吗?感谢上帝!”罗德里格斯看着我说,眼神充满期待。

（5）“难道获得几个比索就称得上是行大运吗?马里奥,你也太小瞧我了!”

（6）“那么,令人等敬的费尔南多医生,您能告诉我今天我究竟要行什么大运吗?”马里奥·罗德里格斯殷切地看着我。

（7）“你还真得好好感谢上帝。马里奥,我该怎么跟你宣布这个好消息呢?我决定——免费给你做白内障复明手术。”我斩钉截铁地说。

（8）“哦，天哪，令人尊敬的费尔南多医生，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您此前可从没这么做过啊!”马里奥·罗德里格斯惊讶地叫道。

（9）的确如马里奥·罗德里格斯所说，此前我从未为一个病人免费实施过手术。我想在科罗拉多小镇树立这样一种观念，给人看病也是一种劳动，医生也是需要吃饭的，绝不是什么圣人君子，看病必须给钱，给钱才能看病，一个比索也不能少，我当然知道有人在议论我太过绝情，尤其是在艾伦娜事件上。三年前，可怜的艾伦娜小姐由于支付不起医疗费用眼睁睁死在我的诊所前。人们对我展开了空前的抨击，甚至扬言要将我赶出科罗拉多小镇，但他们当然不会这么做，因为整个科罗拉多小镇只有我这唯一一家诊所，也只有我一名执业医生。赶走了我，谁来给他们看病呢？

（10）“所以我说你撞大运了啊，马里奥。从明天起，我就打算退休了。我决定为人免费治一次病来结束我的职业生涯。当然，我也用不着为我自己亲手打破规矩而担心，因为明天我就要关门——我再也不会给任何人看病啦，马里奥，你真是三生有幸，我决定把这唯一的免费机会给你。”我说。

（11）“哦，天哪。令人尊敬的费尔南多医生，您真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哦，感谢上帝!”马里奥·罗德里格斯激动得语无伦次。

（12）说实话，马里奥的病情并不复杂——先天性白内障，而这样的复明手术我不知道做过多少次了。马里奥家实在太穷了，即使是做这样简单的手术，马里奥家也拿不出一个比索。要不是我今天大发慈悲，马里奥可能一辈子都是瞎子。

（13）我顺利为马里奥实施了手术，马里奥千恩万谢地走了。我准备收拾好物品，就此关门大吉。就在这时，一伙人闯了进来，我仔细看了一下，领头的一个应该是马里奥·罗德里格斯的哥哥——费利佩·罗德里格斯。

（14）费利佩·罗德里格斯气势汹汹地走到我跟前，怒气冲冲地指着我的鼻子逼问道:“费尔南多,你为什么要在我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为马里奥做手术?你获得授权了吗？咱们镇上没有小偷，没有抢劫犯，没有人干非法的勾当，我们只能靠马里奥四处乞讨，合法地博得人们的同情来养家度日，现在，你无缘无故弄好了马里奥的眼睛，我们一大家子人今后吃什么?”

（15）不等我开口申辩，费利佩·罗德里格斯就一拳击在我的额头上。我瘫倒在地，打翻了还没来得及收拾的手术盘，我感觉有什么东西插进了我的后背，可能是一把手术刀或者手术剪什么的，我感觉后背有血流了出来。我想爬起来，但根本爬不起来。

（16）恍惚中，费利佩·罗德里格斯还在嘟哝着:“咱们镇上没有小偷，连一个也没有，咱们可不能去偷去抢啊,犯法的事我们可不能干，可眼下该怎么办呢?”

（17）“不如，我们重新把马里奥的眼睛弄瞎吧？要不我们只能饿死……”有人建议道。

（18）“我看也只能这样了……”

（19）我已经无力阻止残忍的命运再次降临到马里奥·罗德里格斯身上，我感觉我的血越流越多，我就要死了。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