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超级计算机最早出现在《1929年纽约世界报》的报道中，超级计算机的完整定义是“由超过百处理器组成的，能够完成普通PC机和服务器不能完成的大型复杂课题的计算机”。

超算领域的国际竞逐并非只有一个维度，而是运算速度、体系规模、产业应用的协同共进，中国超算研发的全面崛起，是建立在强悍的计算个体芯片、先进的运算管理技术、可靠的操作系统支持基础之上的。现今，超算领域的最强争夺，已是中国、美国、日本和欧洲的竞争，几乎没有哪一方能长久保持超算速度之冠。不过，中国超算的研发实力已经跻身世界第一阵营。

2018年8月5日，国产超算研制向着皇冠又迈进了一步：神威E级超算原型机在国家超算计算济南中心完成部署，并正式启用。可以预期，中国超算未来可以赢得很多世界第一，但这并不表示可以赢得未来。

长期以来，国内更关注升级技术，做好产品，很少去想如何提出一个好的问题。很多基础概念都是别人提出来的，别人设立这个跑道，我们在上面跟着跑。我们很少找出问题和逻辑的源头，所以，哪怕中国超算的研发实力已经十分强大，但未能提出更多真正有价值的问题，也就不能真正掌握未来，因为伟大的创造往往缘一个绝佳的问题。

（摘编自2018年8月刊总第4期《中国工业和信息化》）

材料二：

为进一步在与各国的高性能计算竞争中取得先机，我国将百亿亿次（E级）超级计算机及相关技术的研究国家“十三五”规划，希望在2020年左右实现这一宏伟研究计划。在2016年启动的国家“十三五”高性能计算专项课题中，国防科技大学、中科曙光和江南计算技术研究所同时获批开展E级超级计算原型系统的研制工作，形成了“三头并进”的局面，拟通过赛马机制打造我国自主的E级超算系统。

高性能计算是一门典型的交叉学科，其内容涉及计算机科学、计算数学、行业应用知识。我国高性能计算的研发人才具备相当实力，不但勤苦且在研发中有突出贡献，但应用人才相对短缺，特别是缺乏应用软件和系统软件方面的专业人才。主要原因在于培养相关人才的门槛高、专业性强，学科交叉协作还未形成风气，缺乏鼓励学科交叉合作的具体机制和组织保障。

因此，培养高素质跨学科人才显得尤为迫切，应建立长期的人才培养战略，通过科普让更多年轻人接触、了解高性能计算，同时扩大设置“高性能计算理论+多学科应用课程”的高校范围，加大对“懂计算懂专业”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力度，大力推动该领域多学科的交叉融合。要加强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还要拓宽人才培养渠道、结合实践培训用户来解决人才不足问题。

（摘编自2018年6月12日《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

材料三：

美国能源部表示，将不款五亿元给英特尔公司和克雷公司。以共同建造美国首台可实现每，每秒百亿亿次浮点运算的超级计算机（简称E级运算）“极光”。“极光”预计2021年交付，将主要用于推进科学研究，促进新发现。

美能源部表示，“极光”将建在能源部下属的阿尔贡国家实验室内，目标是促进科学创新、引领新的技术能力，进一步提升美国在全球的科学领导地位。

美国能源部部长里克·佩李19日在阿尔贡国家实验室举行的新闻会上说：“实现百亿次计算，对于提升美国科学界的研发能力，改善普通美国人的日常生活至关重要，“极光”及新一代百亿次亿次超级计算机可将高性能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用于癌症研究、气候模拟等领域，基于百亿亿次超级计算机的创新将对社会产生难以置信的重大影响。”

英特尔首席执行官鲍勃·斯旺则表示，人工智能与高性能计算的融合不仅是解决世界重大挑战的机遇，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催化剂。

中国目前已走在E级超算研制的前沿，据悉，由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牵头的“天河三号E级原型机系统”已在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完成研制部署，并于2018年7月22日顺利通过项目课题验收，其将逐步进入开放应用阶段，与中国一级超算将很快进入实质性研发阶段。

《纽约时报》的报道称，名为“顶点”的超级计算机，去年在每年排两次的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重夺第一名。此前这一位置以为中国占据5年。但中国在上榜数量上领先——中国有227台超级计算机上榜，而美国只有109台。

（摘编自2019年3月19日美国能源部网站）

材料一：

经常网购的消费者会发现，拆包裹时都会有“很费力”的感受。但是，为了防止商品在运输过程中被损坏，卖家和快递公司只好在包装上下功夫。为什么不少扎点胶纸或胶带呢？某快递网点负责人说：“我们也想节约成本，但如果因为包装问题，在物流过程中商品损坏，造成损失，就得不偿失了。”

市邮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2016年中国200万个快递员运送了350亿个包裹。包裹多了，肯定会产生垃圾。快递只是使用环节，而且我们国家没有关于快递包装的环保标准。记者了解到，我国现行的多为推荐性指标，约束力不强，执行有难度。

快递带来的包装垃圾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包装过度”与“安全所需”，如何在两者之间获取平衡，如何使商家与消费者尽量采用环保材料，如何实现回收——循环——再利用，这些正在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选自2017年3月2日《深圳特区报》)

（选自《中国快递领域绿色包装发展现状及趋势报告》）

材料三：

在对待快递包装问题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烦恼。买家既想让“宝贝”拥有“金钟罩”，又为家里堆积如山的快递包装物烦恼；店家担心快递途中物品受损便“里三层外三层”地包个严严实实，成本自然就高出许多；快递公司面对五花八门的包装只好望“包”兴叹，回收与不回收也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在我国大力推动绿色经济的背景下，对“两高一剩”（高污染、高能耗、产能过剩）企业的规范和整治是重点，而由于电商蓬勃发展所催生的物流行业所带来的环保问题，目前还看不到有效的管理与规范方式。绿色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整个社会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大到国家的产业政策，小到人们的日常环保意识，缺一不可。而这些日常细节需要从人们很小的时候进行教育和规范，知识和规则需要不断地在人们头脑中强化，因此，真正推动环保和绿色事业，需要从基础的教育工作抓起。

(选自《快递包装的“纠结”与绿色金融》)

材料四：

20世纪90年代，德国出台《包装废弃物管理办法》，提出包装废弃物管理应按照“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最终处置”的顺序进行，并设定了不同包装废弃物的回收目标和时限，强制要求包装生产商、销售商对包装回收共同负责。该办法还制定了包装废弃物从收集到最终处置的量化标准，比如规定80%的包装废弃物和100%的运输包装必须回收利用，使包装处理的每个环节都有具体标准可依。

美国从上世纪90年代便开始关注绿色包装。为了提高企业回收包装的积极性，美国各州政府根据企业包装回收利用率的高低，适当免除企业相关的税收。同时，美国还在《资源保护与回收利用法》中规定，“减少包装材料的消耗量，并对包装废弃物进行回收再利用”。目前，美国已在包装废弃物回收利用方面形成产业化运作，不仅改善了环境、提高了资源利用率，而且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除此，在包装材料技术上一些美国企业也进行了积极探索，一些酒类包装物是用秸秆制成的，强度高，便于物流运输，而且环保。

(选自《中国物流产品网》）

材料一：

2008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将中国志愿服务活动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批被誉为“鸟巢一代”的奥运志愿者通过积极参与和真诚奉献，在奥运会的平台上展现、锻炼和成就了自己，奥运会服务经历给“鸟巢一代”志愿者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可以发现，奥运志愿服务的实践产生了一种共同的精神素养，志愿者分享的回忆背后所蕴含的价值取向与我国倡导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较高的契合。他们积极投身奥运这一全球性的体育文化盛典，充满了对国家的热爱和认同，展现出这代人的社会担当和国际视野。因此，奥运志愿服务集体记忆可以作为潜在的精神遗产和志愿遗产，集体记忆的建构将对北京2022冬奥会有所助益。

（摘编自王艳等《“鸟巢一代”奥运志愿服务集体记忆与奥运遗产》）

材料二：

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年～2025年）》强调提升青年志愿服务水平、促进青少年的社会融入和社会参与，中国体育志愿服务事业在冬奥背景下的健全与发展将为青少年社会参与提供实现路径。志愿服务是一种利他行为，是以不求物质回报为前提地为他人、社会团体或某项事业，乃至为整个社会提供援助。近年来学者们逐渐构建了以讨论志愿者行为动机为主的解释范式，比如人们可能因表达个人价值、增强自身意义、增长职业技能和强化人际关系等方面来进行志愿服务。志愿者的参与动机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志愿服务不能简单地局限在无私奉献的框架内，志愿服务对于志愿者的自我成长和公民参与社会建设也有重要意义。志愿服务的最终目的是在全体社会成员的心中内化志愿精神，形成一种面对社会、面向人生的个体态度和公民意识，在这种层面上，志愿服务所谓“推动人类发展和促进社会进步”的价值オ得以彰显。

（摘编自李佳宝等《论冬奥背景下体育志愿服务与青少年社会参与》）

材料三：

近两年，共享单车成为市民出行的新宠。然而，在共享单车发展正盛的同时，违规停车、私自上锁、丢弃及破坏单车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为了规范使用，共享单车公司也尝试采取一些措施，除了运营人员加强维护之外，公司官方平台也会以信用分奖惩的方式来鼓励使用者对违规行为进行举报，以此规范共享单车的使用。随着举报反馈机制的建立，在城市中涌现出一群单车猎人，他们是共享单车的使用者，在业余时间他们也会寻找并拍照举报那些破坏共享单车正常使用秩序的行为，并将违规使用的单车搬到公共区域停放以维护共享秩序，他们将此称为“打猎”。在自发参与共享单车秩序维护的过程中，单车猎人的这一行为也逐渐体现出在消费社会中使用者自下而上地参与社会治理的特点。作为消费者的单车猎人也逐渐体现出一定的公民意识，他们参与治理并形成网络时代促进共享单车健康发展的新力量。

（摘编自许金凤等《卷入的消费者---以摩族猎人为例》）

材料一：

2019年暑期档电影市场中，国产动漫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无疑是一匹黑马。它不仅获得了市场的回应，也收获了观众的口碑，成为国产动画电影史上不容忽视的现象级作品。中国动画电影崛起的时代已经到来,近年来好的动画作品层出不穷,从2015年的《大圣归来》、2016年的《大鱼海棠》、2017年的《大护法》、2019年的《白蛇:缘起》和《哪吒之魔童降世》，都给观众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惊喜，尤其是正在热映的《哪吒之魔童降世》，截至目前票房超过了40亿元，成为中国内地电影票房榜上第4部达到40亿+的影片，也是其中的第一部动画电影。这给沉睡已久的中国动画打了一针强心剂。

(摘编自《哪吒"火了国产动画电影产业发展潜力大》)

材料二:

作为国内首部3DIMAX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的特效镜头在水准和量级上都较以往大大提高。在全国60多个制作团队的助阵下，该片的后期制作磨合了3年之久，片中涉.及5000多个初版设计镜头和1400多个特效镜头，最终呈现出特效精美、场面震撼的3D动画效果。

此外，《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剧本经过两年的打磨，在借鉴《封神演义》《哪吒闹海》等经典动画电影作品的同时，该片在塑造神话人物时摈弃脸谱化的人设，对其身上赋予的传统元素进行继承与重构，作者通过哪吒传递了一一种“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英雄，改变自己的遭遇和处境”的观念，从而完成了哪吒“反抗”精神从政治隐喻到现实观照的转变。“我命由我不由天”是一种现代人追求真正自我的信念，能引起观众内心深处的文化认同感。

《哪吒之魔童降世》能够收获如此高的票房，也离不开宣传营销节奏。其官方微博发出的三版预告片，将最丑的预告放在开始，最精彩的镜头剪进终极预告，宣发策略与影片节奏一致，大大增加了影片的期待值。从7月13日开始，片方就陆续邀请了大量电影方面的关键意见领袖和普通观众提前观看电影点映，等待口碑二次发酵。而后期又通过与《大圣归来》IP联动宣传广告，正式迎来参与式的营销狂欢传播热潮。

(摘编自《试论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成功之道》)

材料三:

尽管《哪吒之魔童降世》票房表现火爆，但国内动画电影总体发展并不理想。相比于海外成熟市场，国内动画类型电影“存在感”偏低。2018年，日本TOP20电影中动画片占六席，票房占比33%;美国TOP20电影中动画电影占五席，票房占比24%;而同期中国TOP20电影中无动画类型，且鲜有票房突破5亿元的国产动画电影。从目前情况看，国产动画电影多以低幼系《熊出没》《喜羊羊》为主，且多在春节档上映;而进口动画电影体量更大、内容更加丰富、受众更广。

多位知名动画导演、制作人坦承行业困境，“大洗牌”“打苦工”成关键词。有知名动画制片人透露，现在平台对于动画买价最低至20元/分钟。据了解，动画片制作成本普遍为每分钟几万至十几万元，售价与成本间相差巨大，而毕业生们，正在“逃离”低薪动画产业，行内人才流失较快。“今年班上同学大概只有一半在做动画，另一半去了游戏行业。”一位动画专业的毕业生说道，“前几届毕业生还在动画行业里的只占20%左右。”

还有国产动画电影仍停留在靠票房盈利的阶段，缺乏对品牌或IP衍生价值的挖掘。营利模式单一也是此前行业内投资环境较差的一个原因。

(摘编自《“哪吒"光环下的国产动画困境》)

当前信息的困境由过去的匮乏转化为过剩。一方面，海量信息以及其无序性挑战着人们的认知能力，无效信息、虚假信息充斥着人们的眼球；另一方面，人们应用媒体的能力和时间有限，如何快速高效获取所需信息成为迫切需求。诸如“今日头条”等资讯类APP，借助基于算法的个性化信息推送技术，根据用户的数据自动过滤掉部分信息，在短时间内呈现给用户更多的有效信息，提高了信息获取效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用户信息过剩的困境。

信息化社会的加速发展激化了现代人追求个性化的心理需求，市场需求决定着供给，用户对于个性化信息的需求，刺激了个性化信息服务的产生。基于算法的个性化推送技术，通过信息呈现方式的不同实现有效的个性化服务。这种基于算法的个性化的信息推荐服务，较之传统的人工信息在内容的把关上更为精准，给用户带来直接的“私人定制”感，真正实现了用户对于信息的“选择性接触”，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得到极大的满足。

（摘编自齐沛尧《浅析基于算法的个性化信息推送服务》）

算法主导的信息分配机制，高效地打造了一个“私人订制”的时代。然而换个角度看，技术、算法与其说是引领者，不如说是迎合者；与其说是提供思考的导师，不如说是强化偏见的囚徒。

技术为用户量身打造信息，开启了符合读者口味的一扇窗，却关上了多元化的一道门。我们或可名之为“孤岛效应”——在自我重复、自我肯定、自我强化中，公众的知识、思想逐渐固化，成为海面上的一座座孤岛。只看自己喜欢的、只读自己认同的，难免会带来固执己见、故步自封的危险。

（摘编自《算法时代，人民日报透过舆情看大势》）

如何在海量信息中获取更多关注，催生了“流量焦虑”；而智能推荐改变原有分发模式，又带来了“算法焦虑”。流量焦虑之下，各种“哭晕体”“震惊体”频现，偏激观点、浮夸文风令人不适；算法焦虑背后，则是所谓的“推荐阅读”助长了虚假信息、低俗内容的传播。

现实中，一些互联网信息平台确实在内容审核上下了大力气。某信息聚合类 APP 的员工中，内容审核团队几乎占去了一半，但“偏轨”问题一再发生，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内容的生产靠“众包（一种新闻生产模式，新闻机构通过网络平台邀请用户为新闻报道贡献内容，用户可以根据自身的特性，承担包括消息源、文字记者、摄影师、评论员等多种角色）”、内容的分发靠算法，这些具有媒体属性的平台，既缺少“总编辑”，也缺少“把关人”，技术取代内容成了主角。生产和分发一旦“去编辑化”，审核团队人再多，也无法应付海量内容。而如果媒体平台变成了纯粹的流量平台，既难言质量，也难保导向。

技术承载着价值，决定了它可以也应该成为主流价值的载体。比如，在决定给用户推送哪些内容时，不但要考虑用户的个人兴趣和习惯，帮助他们“各取所需”；更需要对内容产品的质量做出全面评价，善于辨别真伪、敢于判断对错。技术不是号称中立、逃避责任的借口，而应该成为启发思考、启迪智慧、传播主流价值观的流量入口。

重视技术带来的问题，并不是要拒绝技术，而是更需要保持技术敏感，学会“驯服”算法、驾驭技术。算法的优势在于充分了解读者、不断回应诉求，这也启示主流媒体，不能再“埋着头”创作、“仰着头”传播，而必须发挥技术的“赋能”作用，让主流价值搭上新技术的快车。

（摘编自《用主流价值纾解算法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