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任人之体不可疑札子

欧阳修

臣近见淮南按察使邵饰奏，为体量知润州席平为政不治及不教阅兵士等，朝廷以饰为未足信，又下提刑司再行体量。

臣窃以转运、提刑俱领按察，然朝廷寄任重者为转运，其次乃提刑尔。今寄任重者言事反不信，又质于其次者而决疑。臣不知邵饰为人才与不才，可信与不可信，如不才不可信，则一路数十州事岂宜委之？若果才而可信，又何疑焉？又不知为提刑者，其才与饰优劣如何？若才过于饰，尚可取信。万一不才，于饰见事相背，却言席平为才，邵饰合有罔上之罪矣。若反以罪饰，臣料朝廷必不肯行。若舍饰与席平俱不问，则善恶不辨，是非不分。况席平曾作台官，立朝无状，只令制勘，亦不能了，寻为御史中丞，以不才奏罢。朝廷两府而下，谁不识平？其才与不才，人人尽知，何必更令提刑体量，然后为定。

今外议皆言执政大臣托以审慎为名，其实不肯主事而当怨，须待言事者再三陈述，使被黜者知大臣迫于言者不得已而行，只图怨不归己。苟诚如此，岂有念民疾苦、澄清官吏之意哉？若无此意，是好疑不决，则尤是朝廷任人之失。自去年以为转运使不察官吏，特出诏书，加以使名，责其按察。今按察使依禀诏书，举其本职，又却疑而不听，今后朝廷命令，谁肯信之？

凡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宁可艰于择人，不可轻任而不信。若无贤不肖，一例疑之，则人各心阑，谁肯办事？今邵饰言一不才显者，所贵朝廷肯行，然后部下振竦，官吏畏服。今反为朝廷不信，却委别人，则饰之使威，谁肯信服？饰亦惭见其下，今后见事，不若不为。不独邵饰一人，臣窃闻诸处多有按察官吏，皆为朝廷不行，人各嗟惭，以谓任以事权，反加沮惑，朝廷之意不可谕也。伏望圣慈特敕其邵饰所奏，特与施行。又令今后按察使奏人，如不才、老病灼然不疑者，不必更委别官，示以不信。所贵不失任人之道，而令臣下尽心。

取进止。

（有删改）

左氏《国语》，其文深闳杰异，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本诸理，作《非国语》。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1）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人乏财用，不亡何待？若国亡，不过十年。十年，数之纪也。夫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岐山崩。幽王乃灭，周乃东迁。

非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为我设？彼固有所逼引，而认之者不塞则惑。夫釜鬲而爨者，必涌溢蒸都以糜百物；畦而灌者，必冲荡濆激以败土石。是特老妇老圃者之为也，犹足动乎物，又况天地之无倪，阴阳之无穷，以澒洞轇轕^（2）乎其中，或会或离，或吸或吹，如轮如机，其孰能知之？且曰：“源塞，国必亡。人乏财用，不亡何待？”则又吾所不识也。且所谓者天事手？抑人事乎？若曰天者，则吾既陈于前矣；人也，则乏财用而取亡者，不有他术乎？而曰是川之为尤！又曰：“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愈甚手哉！吾无取乎尔也。

（取材于柳宗元《非国语》）

贾至幼邻，擢明经第，解褐单父尉。从玄宗幸蜀，拜起居舍人，知制诰。帝传位至当撰册既进稿帝曰昔先天①命乃父为之辞今兹命册又尔为之两朝盛典出卿家父子手可谓继美矣至顿首，鸣咽流涕。

至德中，将军王去荣杀富平令杜徽，肃宗新得陕，且惜去荣材，诏贷死，以流人使自效。至谏曰“圣人诛乱，必先示法令，崇礼义。汉始入关，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不易之法也。将军去荣以偏裨提数千士，不能整行列，挟私怨杀县令，有犯上之逆。或曰去荣善守，陕新下，非去荣不可守，臣谓不然。李光弼守太原，程千里守上党，许叔冀守灵昌，初无去荣，未闻贼能下也。以一能而免死，彼弧矢绝伦、剑术无前者，恃能犯上，何以止之！彼逆乱之人，有逆於此而顺於彼乎？乱富平而治於陕乎？悖县令，能不悖於君乎？律令者，太宗之律令，陛下不可以一士小材，废祖宗大法。”帝诏群臣议，太子太师韦见素、吏部郎中崔器等皆以为：“法者，天地大典，王者不敢专也。帝王不擅杀，而小人得擅杀者，是权过人主。开元以前，无敢专杀，尊朝廷也；今有之是弱国家也。太宗定天下，陛下复鸿业，则去荣非至德罪人，乃贞观罪人也。其罪祖宗所不赦，陛下可易之耶？”诏可。

蒲州刺史以河东濒贼，毁庐舍五千室，不使贼得保聚，大扰。诏遣至慰安，官助营完，蒲人乃安。坐小法，贬岳州司马。

宝应初，召复故官，迁尚书左丞。丞相杨绾请依古制，县令举孝廉于刺史，刺史升礼部。诏有司参议，多是绾言。至议以为：“自晋后，衣冠迁徙人多侨处，因缘官族，所在占籍。今乡举取人未尽，请广学校，增国子博士员，十道大州得置大学馆诏博士领之，召置生徒。使保桑梓者，乡里举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议者更附至议。转礼部侍郎，待制集贤院。

大历初，徙兵部。累封信都县伯，进京兆尹。七年以右散骑常侍卒，年五十五，赠礼部尚书，谥曰文。

（节选自《旧唐书·贾至传》）

荀彧字文若，颍川颖阴人也。彧年少时，南阳何颙异之，曰：“王佐才也。”永汉元年，举孝廉，拜守宫令。董卓之乱，求出补吏。除亢父令，遂弃官归，谓父老曰：“颍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宜亟去之，无久留。”乡人多怀土犹豫，彧独将宗族至冀州。初平二年，彧去绍从太祖。太祖大悦曰：“吾之子房也。”以为司马，时年二十九。卓遣李傕等出关东，所过虏略，至颖川、陈留而还。乡人留者多见杀略。兴平元年，太祖征陶谦，任彧留事。会张邈、陈宫以兖州反，潜迎吕布。时太祖悉军攻谦，留守兵少，而督将大吏多与邈、宮通谋。豫州刺史郭贡帅众数万来至城下，或言与吕布同谋，众甚惧。贡求见彧，彧将往。敦等曰：“君，一州镇也，往必危，不可。”彧曰：“贡与邈等分非素结也今来速计必未定及其未定说之纵不为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将怒而成计。”贡见彧无惧意，谓鄄城未易攻，遂引兵去。建安元年，汉献帝自河东还洛阳。太祖议奉迎都许，或以山东未平，未可卒制。彧劝太祖曰：“普晋文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若不时定，四方生心，后虽虑之，无及。”太祖遂至洛阳，奉迎天子都许。进彧为汉侍中，守尚书令，常居中持重。十七年，董昭等谓太祖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密以谘彧。彧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会征孙权，表请彧劳军于谯，因辄留彧，以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太祖军至濡须，彧疾留寿春，以忧薨，时年五十。谥曰敬侯。明年，太祖遂为魏公矣。

（摘编自《三国志·荀彧传》）

董昭字公仁，济阴定陶人也。举孝廉，除屡陶长、柏人令，袁绍以为参军事。绍逆公孙痔于界桥，钜鹿大守李邵及郡冠盖，以痔兵强，皆欲属痔。绍闻之，使昭领钜鹿。问:“御以何术?”对曰:“一人之微不能消众谋欲诱致其心唱与同议及得其情乃当权以制之耳计在临时未可得言。”时郡右姓孙伉等数十人专为谋主，惊动吏民。昭至郡，伪作绍檄告郡云:“得贼安平张吉辞，当攻钜鹿，贼故孝廉孙伉等为应，檄到收行军法，恶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案檄告令，皆即斩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事讫白绍，绍称善。会魏郡大守栗攀为兵所害，绍以昭领魏郡大守。时郡界大乱，贼以万数，遣使往来，交易市买。昭厚待之，因用为间，乘虚掩讨，辄大克破。二日之中，打檄三至。昭弟访，在张邈军中。邈与绍有隙，绍受谗将致罪于昭。昭欲诣汉献帝，至河内，为张杨所留。时大祖领兖川，遣使诣杨，欲令假涂西至长安，杨不听。昭说杨曰:“袁、曹虽为一家，势不久群。曹今虽弱，然实天下之英雄也，当故结之。况今有缘，宜通其上事，并表荐之；若事有成，永为深分。”杨于是通大祖上事，表荐大祖。建安元年，大祖定黄巾于许，遣使诣河东。会天子还洛阳，韩暹、杨奉、董承及杨各违戾不和。昭以奉兵马最强而少党援，作大祖书与奉曰：“吾与将军闺名慕义，便推赤心。今将军拔万乘之艰难，反之旧都，冀佐之功，超世无畴，何其休哉！将军当为内主，吾为外援。今吾有粮，将军有兵，有无相通，足以相济，死生契阔，相与共之。”奉得书喜悦，语诸将军曰：“兖川诸军近在许耳，有兵有粮，国家所当依仰也。”遂共表大祖为镇东将军，袭父爵费亭侯。三年，昭迁河南尹。时张杨为其将杨丑所杀，杨长史薛洪、河内大守缪尚坡守待绍救。大祖令昭单身入坡，告喻洪、尚等，即日举众降。昭年八十一薨，谥曰定侯。

（节选自《三国志·魏书·董昭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