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栖居与“生活美学”的出场

徐国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的整体趋向已从过去的精英文化范式，转向了一种更为通俗化、娱乐化，更贴近常生活的大众文化范式。这种大众文化形态与传媒、消费、时尚等紧密旧结合在一超，具有很强的生活伴随性，它能是一种娱乐、一种展演，甚至是一种消费行为，比如影视欣赏、艺术鉴赏、时尚消费、演艺活动等。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人们越来越把日常生活看作自身的发源地和目的地，以“生活世界”为主要追求，迎向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的“美好生活”。“生活世界”是胡塞尔后期现象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主要针对的是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在胡塞尔看来，“生活世界”是一个“真正人性”的世界，它突出日常生活的本体性地位，重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和体验。“生活世界”的理念对日常生活本体性意义的肯定，使大众的休闲、消遣和娱乐得了正名，它规避了教条化、工具化的约束，追求的是忙里偷闲的完全放松和喜剧式开怀一笑的快乐体验，影视剧、微博、微信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应该看到，“生活世界”在匡正功利主义、工具理性之偏，把人们从“异化”、粗鄙状态中拯救出来，回归诗意栖居的生存态度等方面，具有现实意义和文化价值。

生活美学的出场，反映出大众文化从早期对精英文化的一味“反叛”“对立”状态中，找到了“生活”这个落脚点，走向了更具有实践和建设意义的“诗意栖居”的安顿之所。生活美学的崛起，应和着当代人的美好生活诉求，把去士大夫式、精英式的优雅品位，与大众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了。过去，审美活动是少数人的专利，孤灯黄纸，唱和，多么与众不同，是文人圈超凡脱俗的精神壮举；今天，审美变得唾手可得，人人都能刷“抖音”，个个都拿照相机，艺术审美的神秘感消失了，而且实质地回归了大众生活。

生活美学打破了审美的“两个世界”分割的围墙。它把士大夫与老百姓、美与生活、艺术和自然、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分裂状态，重新沟通、融会，营造出一种“美即生活”的生存态度。一方面，它把审美从传统的精英“仪式化”状态，拉回到生活体验的日常状态，从“独乐乐”的精神独享转变为“众乐乐”的人人分享等。另一方面，美已不再呈一种客体“观赏”状态，而是一种主体“享受”的状态，并与文化消费和文化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了一种消费美学、休闲美学、创意美学、体验美学和实践美学，渗透融合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生活美学的观念，沟通了精英和民间两个场域，统合了人的自在性和创造性，积聚着自然法则和诗意栖居的生态精神。它隐含的价值观，打破了历史、文化差异造成的阶层区隔和“两极分化”的对立状态，建构出一种弥合文裂缝的“混合场”和协调机制，包括现代与后现代、科技与人文、自然与创造、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灵与肉与、理性与感性、传播与接受、文化与消费等。同时，生活美学也从传统各派价值理论的“交叉”点中，引申形成一种“以生为中心”的具有“包容性”的理论价值指向，如物我同在、灵肉同感、涵性养性、水费理性、诗意生存等。

在期待“生活美学”保留审美“在世性”的同时，也呼唤其以深厚的人文精神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真正实现人的“诗意的栖居”。

（有删改）

①在国际舞台上，过去20多年来，我们不断见到有政治家为本国政府的罪行公开道歉。政治学家格拉汉姆·多兹整理了囊括数百年的“一个相当全面的重要政治道歉编年目录”。他的目录始于1077年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向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就政教纠纷道歉，皇帝本人赤脚在雪地里站立三天”。此后，历史等待了600多年才见到另一次政治道歉，1711年，马萨诸塞向萨勒姆驱巫审判的受害者家庭道歉。20世纪的第一个道歉来自德国，德国在1911年的《凡尔赛合约》中承认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这个道歉也许不能作为鼓吹道歉的合适案例。但最近20年的一连串道歉的确标志着各国自我展示的新时代。有史以来，各国领导人第一次将历史事实与国际和解置于国家一贯正确的面子之上。在这一时期，德国为纳粹集中营道歉，美国为拘押美国日裔道歉，苏联对“二战”期间杀害波兰俘虏道歉，英国人向爱尔兰人、印度人和毛利人道歉。

②人类社交节目单上的道歉和其他和解姿态真的能够打破复仇的循环？政治学家威廉·朗和彼得·布莱克在他们2003年的著作《战争与和解：冲突解决的理性和情感》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选择了114对在1888年至1991年间有过国家间战争的国家，外加430场内战，结论是：对国际纠纷而言，情感姿态没有任何作用。显然，成功不取决于象征性的姿态，而是依赖发出代价更高昂的信号。

③朗和布莱克说，有些时候，那些厮杀了几个世纪的宿敌可以成为好朋友——英国和法国，英国和美国，德国和波兰，德国和法国——但是，这样的和好是几十年和平共存的结果，而不是某个和解姿态的直接产物。然而在国际冲突中没有意义的和解姿态，在结束内战方面却有自己的作用。毕竟，内战的双方同处一道国境之内，国旗和足球队给了他们某种想象上的联盟。

④朗和布莱克研究了1957年以来发生的11个象征性结束了内战的和解活动，其中有7个（64%）没有复发暴力。而在没有经历任何和解活动的冲突事件中，只有9%看到了暴力的终结。他们发现，成功的共同条件既不是完美的公正，也不是完全没有公正，而是在一套和解仪式之下实现象征性的和不完全的公正。

⑤南非的和解过程是内部冲突和解的典范。援用科萨人的兄弟概念，尼尔森·曼德拉和德斯蒙德·图图确立了修复性司法，而不是报复性司法，用以愈合种族隔离统治下数十年的暴力压迫和反抗给南非造成的创伤。正如权利革命的各种策略，曼德拉和图图的修复性正义既得自于非暴力解决冲突的思想库，又是对此思想库的新贡献。朗和布莱克发现，莫桑比克、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和萨尔瓦多的国内和平都得益于类似的项目。

⑥在很多人看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是最可怕的冤冤相报。即使最最天真乐观的人也不敢说知道如何解决巴以问题。但是，以色列小说家阿默斯·奥兹对解决纷争的想象得到了“和解应用心理学”的支持：

⑦悲剧只有两种终结方式：一是莎士比亚式，一是契诃夫式。莎士比亚悲剧结束时，尽管天空上也许盘旋着某种正义，舞台上却已经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尸体。与之相反的是契诃夫的悲剧，结尾时每一个人都感到幻灭、苦涩、心碎、失望、精疲力竭，但是都还活着。对于巴以悲剧，我想要一个契诃夫式的结局，而不是莎士比亚式的。

(选自《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有删改)

池莉读《花经》

池莉

①一个人一生可做的事情很多，但世上不知多少聪明人，一生没有搞好一件事。在很长一个人生阶段里，我只长年岁不长心眼，想来真是痴长。

②先前，我外婆家屋后有一座大园子，园子里头长满花木蔬菜和中草药，芙蓉花、鸡冠花、桃树、垂柳、小白菜、香葱、车前草、鸡血藤等混长在一个园子，引得蜂来燕往蝶飞蚓爬，使儿时的我玩得十分着迷。

③当然，这种私家的园子后来很快就没有了，支援了国家建设。园子变成了一座丝织厂，工厂的围墙抵在我家屋后，整日整夜哐当哐当地响，我不喜欢这声音。从此，我一直心怀渴望，非常非常想养花种草。渴望与日俱增，可多年来就偏是没有机会，既没有自己的住房也没有自己的一寸土地。

④十几年熬过去，去年分得一套公寓，奔到阳台上一看，发现竟然留了养花槽。这一高兴，头脑轰地发了热，不知不觉拿业余爱好当了正经事做。一连好些日，提只篮子和小桶，四处挖湖泥。在大大忙了一阵之后，花种上了，草也养上了，菜子也撒上了。然后，抱着肩来来回回欣赏，倒真有一种了却了某个夙愿的感觉。以后每逢出差或笔会，凡遇上奇花异草，都挺执著地弄点回来栽进盆里。家里厨房三天两头做鱼、肉，也常记得将洗鱼洗肉的水倒入花槽。

⑤可是到了秋季，结果并不理想。葡萄才结了几颗，花儿没开几朵，从庐山植物园特意带回的碗莲之类也都死了。怎么回事呢?为此，我特意找了《花经》来读，读着读着，心中渐亮。合上《花经》，扔下花铲，淡然一笑：我不再养花了。实际上，《花经》这本厚书我翻来覆去看的只是前面一节：序言。

⑥序言里简洁地记叙了本书作者之父黄岳渊先生的一段经历。黄岳渊先生在宣统元年的时候本是一名朝廷命官，斯时年将三十。有一日黄先生想：古人曰三十而立，我该如何立人呢?他想，做官要应付人家，做商呢，又要坑害人家，得做一件得天趣的事才好，才算立了为人的根本，于是，黄先生毅然辞官隐退。他做什么呢?他购买田地十余亩(时田价每亩约二十金)，渐扩充至百亩。黄先生从此聚精会神，抱瓮执锄，废寝忘食，盘桓灌溉，甘为花木之保姆。果然，黄家花园欣欣向荣，蒸蒸日上，花异草奇，声名远扬。每逢花时，社会名流裙屐联翩，吟诗作赋。更有文人墨客指点花木，课晴话雨。众人深得启示：既混浊之世，百无一可，唯花木差可引为知已。

⑦据说当时的文坛名人周瘦鹃、郑逸梅等人皆为黄先生的花木挚友。黄先生养花养出了精神文明，养出了人间知己，养出了《花经》这等好书，恐怕这才叫养花种草!这才叫做了人生一件事!

⑧一件事要做好，岂能凭你心中有一点喜欢?有一点迷恋?三天浇点水，五天上点肥?

⑨曾少年狂妄，自以为聪明。把表面的一些由头借来，实际标榜自己为至情至性之人。这也做做，那也试试，好听人评价个多才多艺。近年来国家大兴经济，文人纷纷“下海”，我也曾与人发议论说作家的智商是足够经商的。最近由读《花经》而获顿悟：人的一生只能做一件事。政客们终身搞阴谋，商人们终身搞欺骗，情种终身搞爱情(比如贾宝玉)，黄岳渊先生终身搞花草。一生的时间并不多，一生的精力也不多，要搞好一件事实在不容易。用去一生，搞好了一件事，那也就够可以了。世上不知多少聪明人，一生没有搞好一件事。

⑩总之，我是不敢再说文人经商之类的话了，也不敢再狂热地养花弄草。就连剪裁时装、研究烹调之类的兴趣也淡了下来，兴致所至，偶尔为之，拿得起，放得下，决不长期牵肠挂肚。傻一点儿，笨一点儿，懒一点儿，冷一点儿，就做一件事——写作，我这一生。

(有删改)

史诗是一种庄严的文学体裁，不仅表现当时人类生存状态和生活形态，更体现人类发展内在的心灵史。

创作历史题材的影视剧，要达到“史诗”这个高度并不容易，但必须有书写史诗的胸怀和决心。

史诗胸怀的建立离不开创作者对历史的正确认知。创作者需厘清不同物质基础、生产环境下形成的文化形态差异，并分析某一特定历史阶段人们的生存结构、生活形态，理解与当代生活不同的原因，挖掘其蕴含的可以超越时空的精神价值。历史剧之所以受到大众喜爱，正是因为一方面可以借此文艺形态了解人类过去的历史、重拾文化记忆，一方面可以体味到历史剧中蕴含的现代价值，并有所思考和启发。

今天出现一些历史题材影视剧，见事不见人，见人不见心，见心难见真，剧情雷人，同质化严重，观众也不满意，其根本原因在于创作者对历史缺乏认知。从历史认识上正本清源，才能够规避创作中出现的匪夷所思的情节和桥段，才能够让历史剧传达出正确的唯物史观和积极的文化精神。这建立在创作者对大量一手资料的阅读和思考基础之上。

史诗胸怀的有效传达同时还离不开创作者对文艺创作规律的遵循，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创作者需要以美学的、文学的方式来叙述故事、传递正确的历史观。历史剧本不同于历史学术论文，文学艺术有自己的叙事系统和逻辑规则，在编剧结构的房子里只有艺术形象才住得进去，美学价值的突破往往也会带来思想价值的突破。比如，传统戏曲一人一事的叙述方法——一个故事只有一个核心主人公，主人公往哪儿走，故事就说到哪儿，然后带出新的人物——在当下已经不能满足今天人们的审美需求。写作时不局限于这种传统的架构方式和叙事方式，“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这是苏东坡对自己创作的总结。

今天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不同文化互相激荡、互相影响、互相融合，我们就更加需要“以我为主”的文化立场，需要对自己的历史有较为深入、全面的理解和认知。文艺工作者都应具有史诗胸怀，在讲好中国故事中彰显当代价值，这是写作者应有的担当。

（摘编自刘和平《创作历史剧当有史诗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