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天教室

李汉荣

记得那是秋天，我刚上小学一年级。

我们坐的那个教室，低矮，潮湿，光线昏暗。窗玻璃碎了，就用报纸糊上，好像舍不得用白纸糊。学校太穷了，但我们不怨学校，因为同学们都是农家子弟，都穷。学校再穷也有这么大的教室，我们家里可没有这么大的房子。

但是，几十个小孩子挤在教室里，又闷又暗，这可比不上家里那么自在、随便。我和同桌喜娃都感觉上学不好玩了。

我们的语文老师，也是班主任，姓王，别的老师叫他岳仁老师，他好像是忍不住了。

那天上语文课，王老师扶扶眼睛，擦擦脸上的汗，说，同学们，闷不闷呢？

大家齐声说：闷。热不热呢？热。暗不暗呢？暗。怎么办呢？教室默然。

王老师看看大家，说，我有一个想法，校长也同意。我上语文课的时候，如果天不下雨，就到野外去上。这一段主要是识字，许多字在大自然里都能找到，我们的祖先就是在大自然里受到启发，发明了这些字，那么，我们也可以在大自然里体会先人们造字的艺术。同时，野外敞亮，空气好，对大家身体有好处。你们愿意吗？愿意！

于是，刚刚“圈养”起来的这批乡下孩子，就有了“放生”的机会。

那个露天教室距离学校约有三百米，是一块比较平坦的坡地，四望皆山，中间是一小块平原，一条小河朗诵着一组费解然而好听的句子蜿蜒北去。

我们坐在草地上，抬头看天，天好像也在低下头，面对面的看着我们。这时我们已有一点点“文化”了。忽然在没有文化的天底下、野坡上学文化，一切都变得陌生、神秘起来。

我们把目光从天上收回来，哪个字是“山”？同学们都认识了“山”，老师说，是啊，我们的四面八方到处都写着山，这就是象形字，模拟自然物象发明的字，发明这个字的古人，说不定与我们一样，也是个山里人。

再看“水”，随着老师的提示，我们的目光都投向了前面的那条小河是的，我们看见了水，认识了水，水，从河里流进书里，又流进我们的记忆里。

最有意思的是这几节课。那天早上第一节是语文课，我们早早就来到坡地。

当我们打开课本，天空也哗啦一下子打开课本。蓝莹莹的黑板上，写着亮灿灿的一个“日”字。而离开“日”字不远，蓝黑板上还隐隐约约写着一个“月”字。

这白昼的月亮，夜晚的字迹还没有从黑板上擦去。

老师兴奋地望着我们，望着天空。他几乎是手舞足蹈领着我们齐声读起来。

我们都离开课本，望着天上的旭日和残月，此时的我们，使用的是多么大的课本啊。

太阳渐渐靠近了月亮。老师说，同学们，你们看，天上的板书，那是一个什么字？

坡地上响彻着童声：明，光明的明，明天的明，明白的明。

就这么我们认识了日，认识了月，认识了明。那个蓝莹莹的黑板，就写着这三个字。三个字，再过一万年都在记忆里刻着。还有一次，老师教我们读写“人”字。一撇一捺，很好写。但做人可不容易啊。同学们，我们一生一世都要写好这个人，做好这个人啊。

正在这时，一个农民扛着一根扁担从坡地不远的玉米地边走过。老师让我们注意，看前面，一个字走过来了，大家快认啊

那不是一个“人”字吗？是的，那个人的肩上多了个什么？一根扁担。

是的，也是多了一横，这个人字就变成“大”字了。

老师继续说，这就是说，劳动使人变大了，或者说，大人们总是很辛苦地劳动。

我看那个人，似乎很熟悉，仔细读了一会儿，才知道，他就是我父亲。

父亲始终不知道，多年前他是我们的一个象形字，他被很多孩子写进了记忆的黑板上。

老师接着说，是的，人的肩上扛根扁担就成了大字，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劳动使人变得伟大了，但能不能说，人就是最大的东西呢？

我们回答不上来。

老师指着远处渐渐变小了的人字（我们的象形字，就是我的父亲），说，这位叔叔，也就是这个“人”字，因为劳动（那多出的一横，那根扁担）是“大”了，你们再往高处移动一点点，是个更大的东西，你们看见那是什么？

老师指着我渐渐变小的父亲，那个移动的大字和大字上方，领着我们齐声读出一个字：天，天空的天，天亮的天，天天向上的天。

在坡地，在露天教室里，我们只上了不到十节课，这位王老师就被调到别处了，我们也就结束了这段快乐有趣的日子，重新回到低矮、潮湿、昏暗的教室。由“放生”回到“圈养”，回到小小的课本里。

这些年，已是中年的我，常常回想往事，把日历一天天倒着往回翻，翻着翻着，就翻到了童年的那些日子。我也曾访问过我当年的中学小学，令我伤感的是当年的教室都拆了，校址也搬迁了，竟然找不到往日的一石一瓦，那多梦的年华，全都深埋进岁月的厚土里了。

去年，我回到故乡，找到了当年那个露天教室，那个平缓的山坡、这不起眼的地方，却是我心中的名胜古迹。

它还保持着当年的样子，平缓，略微倾斜。王老师当年讲课的位置，稍高一些，在这样的角度面对他的学生，面对我们身边摊开的无限延展的课本，他可能找到了一种奇妙而宽阔的美感。现在想来，王老师虽只是个小学教师，但是他是深有教养、别有胸襟的人。从今天的眼光看，他也是个另类，是高品位的另类。我深深的想念着王老师，岳仁老师。

坡地四周有许多树，柏树，松树，槐树，香椿树，青冈树，是个杂木林。我坐在被树木的绿荫和香气笼罩的坡地上，闭起眼睛，让时光倒流，流到那露天的童年，流到那鸟飞草香的童年，流到那写满象形字的童年。

山还在那里写着山，水还在那里写着水，云还在写云，雾还在写雾，田还在写田，苗还在写苗，虫还在写虫，羊还在写着、念着自己：羊羊羊。

我用手掬起一捧土，贴近耳朵，我听到一片童声，由远而近。

我伏下身子，注视一丛苜蓿花，那细微的香气向我心里吹送，与我身体里藏得很深的那些香气汇合了。我被这单纯的香浓缩成一个简单的思想，一个简单的字。我知道，这丛苜蓿花认识我，多年前，它就望着我笑，笑着笑着就凋零了。它把那段记忆藏在泥土里，年年都要捧出来复习一次，然后又珍藏起来。

到黄昏，我仍然坐在坡地上，一一辨认着写在高天厚地、刻在青山流水上的无数象形字，直到银河哗啦啦打开。抬起头，我看见宇宙的大书如此浩瀚，多少深奥的文字我们都不认识。我忽然意识到：我们人类懂得什么呢？顶多只是认识了几个常用字。在时间的滔滔辞源、空间的滚滚辞海面前，我们，只是牙牙学语的顽童。

是的，再豪华的殿堂，再排场的教室，都会被时间拆掉、被岁月夷平。但是，有一种教室永远坚固，永远存在。

（有删节）

材料一：

10月10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正式发布了由该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制的“碳离子治疗系统”。该系统已于9月29日获批第三类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这也预示我国有了自主品牌的碳离子治疗设备，实现了国产重离子治疗设备零的突破。

所谓重离子，是指“原子序数大于2”的原子在失去部分或全部电子后而形成的带电粒子，碳离子就是其中一种。据“碳离子治疗系统”项目负责人、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肖国青介绍，重离子束拥有独特的物理和生物学特性，被认为是理想的放疗用射线，其副作用小，疗程短、疗效好，特别适合不宜手术、对常规射线不敏感、常规射线治疗后复发的部分实体肿瘤的治疗。

1975年，美国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利用其已有的科研加速器装置率先开展重离子治疗肿瘤研究。上世纪90年代，德国和日本相继开展重离子治疗肿瘤技术和临床研究，并逐步推广应用。截至目前，重离子治疗已成为全球放疗领域的前沿和热点，国际上共有11台医用重离子加速器在运营。2008年，我国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也引进一台装置，并于2015年投入使用。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9年10月10日）

材料二：

据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院长郭小毛教授介绍，截至2019年5月8日，医院共收治患者1945例，覆盖40余种肿瘤疾病。

治疗患者中全部采用重离子或采用重离子联合质子治疗的患者有1818例，单纯采用质子治疗的患者为127例（主要为开业初期收治患者）。

据院方透露，首批临床试验患者5年随访统计结果显示，在安全性评价方面，绝大部分患者的一些轻微不良反应已完全消失；在有效性评价方面，排除非肿瘤原因，临床试验患者总体随访近5年生存率达97.1%，近5年局部肿瘤控制率达81.8%。

“医院不仅着力临床治疗，还在这块沃土进行方案优化和自主创新。”院长郭小毛教授说，开业至今，医院放射物理团队自主研发了旋转治疗床、旋转治疗椅及粒子治疗限束设备等粒子系统设备辅助设施。

在粒子系统设备的信息系统更新研发方面，医院自主研发了国内第一套更为适合质子重离子的“中国版”治疗流程管理信息系统，并已正式投入临床使用。该套系统替代了医院原先使用的国外版本，极大提高了与医院粒子系统设备的匹配度。

（《晨报》首席记者 杨眉 《晨报》记者 陈里予）

材料三：

为加快推进甘肃省武威碳离子治疗系统注册上市过程，甘肃省药品监管局在国家药监局领导和支持下，认真贯彻落实甘肃省委省政府关于重离子装备及技术运用决策部署，确定甘肃省肿瘤医院牵头作为临床试验第一主体，武威肿瘤医院牵头作为临床试验第二主体，解决临床试验机构及人员资质的合法性问题，对临床试验人员进行全面培训。联合上海市医疗器械审评认证中心组成专家团队，开展并完成注册质量管理体系核查，为开展临床试验工作创造条件。同时，启动重离子治疗系统上市后监管研究，组织甘肃省药品和医疗器械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开展风险预判，防范控制重离子加速器临床使用风险，保证临床试验者的受试安全与临床试验的顺利进行。

甘肃省药品监管局副局长王宗伟表示，自武威碳离子治疗系统项目启动以来，甘肃省药品监管局将此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扎实推进，围绕项目注册上市全方位开展工作，跟进项目进展，提供配套服务，全力支持重离子治疗系统临床应用和产业化发展。下一步，甘肃省药品监管局将全力优化服务，加强联系沟通，积极邀请相关领导和专家进行现场检查指导，协调开展注册申报资料预审核等工作，积极造福广大癌症患者，为甘肃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

（《我国首台国产医用重离子治疗系统临床试验治疗圆满完成》，选自《中国医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