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不很清楚。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望文生义地来说，人治好像是指有权力的人任凭一己的好恶来规定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的意思。我很怀疑这种“人治”是可能发生的。

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性质。乡土社会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但“无法”并不影响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

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的社会。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譬如我们在旧小说里常读到杀人来祭旗，那是军礼。礼的内容从现代看去，可能是很残酷的。但残酷与否并非合礼与否的问题。礼是社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对的，对是合适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来说，与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权力来推行的，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不但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自然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就会出毛病。于是人们对于传统有了敬畏之感了，礼并不是靠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加之于个人的。道德是社会與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只是主动的服于成规罢了。

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礼治和由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背灵魂回家

曾晓文

（1）回家的路，总是漫长。

（2）从多伦多出发，经过十三个多小时的航程，再搭乘两个小时的长途汽车，终于抵达中原的一座小城。走进家门，迎面撞见照片上风华正茂的父亲：浓黑的发是青春见证，鼻梁挺直正如他的个性，而他的眼神穿越岁月的雾霾风尘，明亮坦诚。照片下是他留给我的全部遗产：大约三千册书。它们立在质地不同的书架上，却拥有同样静默等候的姿态。

（3）上一次回家是在一年多以前，父亲在尝试了多种疗法后，仍勇士般地与肺癌对峙。谁料不到两个月，他竟在死神面前折戟沉沙。父亲读的是中文系，文采出众，担任学生刊物的副主编。他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甚至荣获省级文学奖。他把《艾子杂说》等译成现代文，并寄给了史学家吴晗先生，得到了赞赏和推荐。文革伊始，父亲因与他的书信往来被定成“黑帮分子”。他小说集被送回印刷厂打成纸浆。我出生那天，他正被关在“牛棚”里。他请看守带一张纸条给我的母亲，上面写着给我取的名字。晓文，通晓文学，他是以我的名字寄托文学梦想啊。

（4）我慢慢地抚触一排排的书籍，书脊上似乎还有父亲的温热。在他蒙冤入狱的那段日子里，我一个人躲在小屋里读他的藏书，以文学的烛光抵抗了生命中的黑暗。我决定从父亲的藏书中精选出几箱，海运到加拿大。

（5）翻开每一本书，都有数不清的仓颉创造的精灵跳跃出来，世界霎时变得不同寻常。在2005年回国时，我带走了《二十四史》的前20本，这一次把后面的46本装进了纸箱，从此至少拥有了历史的完整。我看到了自己写的几本书。父亲在我出版第一部小说之后，兴奋地买下一百本，送给他的老学友们，似乎向他们宣告，我承继了他对文学的拜谒和对文字的热爱，他的文学梦如凤凰涅槃，死而复生。

（6）我的目光被普希金诗歌集吸引了。翻开封面，再次置身于熟悉的场景。多年前父亲站在四壁皆空的小屋中，慷慨激昂地背诵《纪念碑》：

（7）“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在人们走向那儿的路径上/青草不再生长/它抬起那颗不肯屈服的头颅/高耸在亚历山大的纪念石柱之上/不/我不会完全死亡/我的灵魂在遗留下的诗歌当中/将比我的灰烬活得更久长，和逃避了腐朽灭亡/我将永远光荣不朽……”

（8）父亲没有成为诗人、作家，但他得到了众多亲友和学生的爱戴，而我朝朝暮暮用回忆的笔，在无形中写下他生命中一个又一个篇章。在我们的心中，耸立着一座专属于他的“非人工纪念碑”。

（9）几个月后，父亲的书被运到了我在多伦多的家里，我无法立即整理。我面对一片纯个人的精神空白，只好在书桌旁坐下来写作。

（10）我请人定制了栎木的书架，还装了灯，终于把父亲的书一一整齐地摆了上去，郑重得如主持一场宗教仪式。我与父亲阴阳两隔，但我在很多本书上发现了他的注解、指纹。在传说中，巫师背逝者的灵魂回家，与生者交流。这些书是成群结队的“巫师”，牵引我与父亲展开不倦的灵魂对话，于是在喧嚣的尘世，我拥有了一小片安宁的净土。

（11）我身居非中文环境的异国，在业余时间用一支不懈的笔，划一方精神清潭，灵根自植，使深情的兰花在水中四季绽放。也许我和千百位海外写作者一起，背载中华文化遗产，永远行走在回家的路上，正“建立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以文字“唤醒人们的善良的感情”。

（选自2015年2月《散文》（海外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