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雨巷

董滇宁

①有人说，江南的小巷是历史留给现实的入口。是啊！雨后的江南小巷是心灵的圣地，心在红尘中沾满尘埃，不能辩识来去，不妨就让这江南雨巷的烟雨旧梦浸润你已疲惫的心灵！

②轻轻地走入小巷。暮春的细雨在两旁的瓦棱上跳跃，忽而又顽皮地跳到青石板的路上，和他们在青石板上的伙伴们嬉闹着、喧哗着。踩在青石板的路上，这一刻，随着细雨，滑入历史的最深处……

③撑着油纸伞，血管里冲涌着莫名的悲与喜，呼吸着空气里的清新，和岁月积淀下来的味道；江南的盛世在烟雨中落下了帷幕，惟有这雨后的江南小巷，褪尽铅华，延展着世人的想象。

④空气中浸透着静谧。幽远的小巷中，我的移动和杂着雨儿们的跳动，成全了小巷的生动。小巷的两边是安然矗立着的老屋子。一幢幢灰瓦白墙的老屋子，饱受了风雨的侵袭，彰显着一种沧桑积淀后的黯然。灰白色的墙面在班驳间隐现时光的痕迹，青黑的瓦片耐不住寂寞，邀了几根闲草做伴。

⑤几间铺子半敞着门面。铺内，几人横靠着帐台边的木柱，正在打盹；忙碌着的小二，手脚极为麻利地端茶递水之间，仿佛都不会激起哪怕一丝尘屑的飞扬。大多数的屋子已是人去楼空，一把铁锁，锁住了一屋子的寂寞春秋。透过门扉间的夹缝，瞅见一口八角的古井，井沿上残留着几片风吹落的树叶；眨眼间，似乎看见一个梳着两条小辫儿的蓝衣少女蹲在井边，手中拿着极粗的衣捶，露出一口极白的牙齿，对着这边轻轻地微笑；一阵风吹过，扫落了井沿的树叶，也带走了姑娘的影象……依然是个空落落的院落，一把生了锈的铁锁！

⑥雨停了。收起纸伞，听着檐下滴答的水声，由心底升腾起一种恍如隔世的落寞。风儿抚过脸颊，把雨的湿气驻留在我的眼窝。眼前的小巷变的迷蒙，心在此刻却显得犹为的澄净。

⑦一些墨绿的青苔粘在墙角，吮吸着雨露，淡漠了这多情的江南，绵绵的愁绪。抬眼望去，一只燕子飞掠而去。是否是从王谢堂下飞出的那只？可还能在这物是人非之外，辨识出你的故居吗？

⑧巷的尽头，是一座小石桥。扶拦上的雨滴落入水中，荡起一层层的涟漪。在繁华与颓废之间，吹箫女子的面庞有了几多的改变？碧波还聚而来的，不是那提着油纸伞的栗色长发，却是那伤心桥下的惊鸿艳影。

⑨沉浸在江南的幽幽梦幻里，抬头，眼前已是那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街市。回望小巷，雨后的它显得更为平静与安宁。寥落的水泡，在小巷的那头冉冉升空；街市这头袭来一阵一瞬的光景，五彩的霓虹映亮整个天宇，嘈杂与躁动在这个节界中无限延伸！小巷深处隐隐透出的阑珊灯火，闪动着清亮的光芒，也足以照亮夜归人的路！。一座小桥，两方天地，是两势对立下的无奈疏离，也是历史白描地书写下的自然并存！是也罢，不是也罢，小巷犹在，而雨——今年下，明年下，一千年以后，还会下。

⑩走过雨巷，别无其他，清香盈鼻……

（摘编自“百度百科”等）

改革开放后，来自河南信阳固始县、河北和四川等地的农民到达北京后，开始依靠买卖废品为生。20世纪80年代，这个由外来谋生农民搭建的废品回收网络，从社区甚至垃圾箱开始，实现了高效的废品回收、集中，再到末端再生利用，整个链条实现了无缝衔接。可以说，这些人是城市的清道夫。2014年左右，北京的废品回收从业人员达到历史高峰，近30万人分散在废品回收、分类和再利用各个环节。其他大城市的情况也与北京类似，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一直拥有较高的废品回收率。除首尔之外，东京、新加坡、纽约等城市的再利用率均低于北京。

现在很多人在谈垃圾的智能识别，而我国20世纪的废品收购者早就会判断型号、材质、塑料的种类，甚至洗衣机电机是铜是铝，他们都能高效区分。他们的下游——收购市场中，废纸、废铜分门别类，塑料制品甚至分为好几个类别。

所以，中国原本的市场化的、成熟的废品回收体系，在这一波垃圾分类中，不应该缺位。新的更高技术、更大规模的市场化，应该吸纳这个行业过去成熟的流程、专业能力。

（摘编自刘远举《高大上的垃圾分类风口，不应忘记拾荒者》，2019年7月22日“央视网”）

材料三：

在垃圾分类方面，日本走在了世界最前列。20世纪60年代严重的环境污染“逼”出了日本一流的环保技术，70年代石油危机又促成了最好的节能技术。在号称垃圾分类标准“最严格”的日本，垃圾分类已成为人们的基本“生存技能”。

在日本，如果垃圾回收人员发现垃圾分类得不合理，可不予回收。如果谁家的垃圾分类不当而被拒收，是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情。情节严重的“不法投弃”则会被通知警方出面处理。如果乱丢垃圾，可能面临高额罚款甚至坐牢。

日本的儿童打小就受到正确处理垃圾的教育。日本居民扔垃圾真可谓一丝不苟：废旧报纸和书本要捆得非常整齐，有水分的垃圾要控干水分，锋利的物品要用纸包好。

分类垃圾被专人回收后，报纸被送到造纸厂，用以生产再生纸，很多日本人以名片上印有“使用再生纸”为荣；饮料容器被分别送到相关工厂，成为再生资源；不可燃垃圾经过压缩无毒化处理后可作为填海造田的原料。日本商品的包装盒上就已注明了其属于哪类垃圾，牛奶盒上甚至还有这样的提示：要洗净、拆开、晾干、折叠以后再扔。

（摘编自2019年5月20日“北青网”等）

玉米的馨香

那片玉米还在空旷的秋野上葱葱郁郁。黄昏了。夕阳从西面的地平线上透射过来，映得玉米叶子金光闪闪，弥漫出一种辉煌、神圣的色彩。三儿站在名为“秋种指挥部”的帐篷前，痴迷地望着那片葱葱郁郁的玉米。早晨，三儿刚从篷内的小钢丝床上爬起来，乡长的吉普车便停到了门前。乡长没进门，只对三儿说了几句话，就匆匆忙忙地走了。三儿便在乡长那几句话的余音里呆了半晌。“明天一早，县领导要来这里检查秋收进度，你抓紧把那片站着的玉米搞掉，必要时，可以动用乡农机站的拖拉机强制。”乡长说。三儿知道，那片唯一还站着的玉米至今还没有成熟，它属于“沈单七号”，生长期比普通品种长十多天，但玉米个儿大籽粒饱满，产量高。三儿还是去找了那片玉米的主人——一个六十多岁的瘦瘦的汉子，佝偻着腰。三儿一说明来意，老汉眼里便有浑浊的泪涌落下来。“俺，俺还指望这片玉米给俺娃子定亲哩，这……”汉子为难地垂下了瘦瘦的头。三儿的心里便酸酸的。三儿也是一个农民，因为稿子写的好，才被乡政府招聘当了报道员，和正式干部一样使用。三儿进了乡政府之后，村里的人突然都对他客气起来。连平日里从不用正眼看他的支书也请他吃了一顿饭。所以三儿很珍惜自己在乡政府的这个职位。

三儿回到“秋种指挥部”的帐篷时，已是晌午了。三儿一进门就看见乡长正坐在里面，心便剧烈地顿了一顿。“事情办妥了？”乡长问。

三儿呆呆地望着乡长，“是那片玉米，搞掉没有？”乡长以为三儿没听明白。“下午……下午就刨，我，我已和那户人家见过面了。”三儿都有点儿结巴起来。

乡长狐疑地盯了他一会儿，忽然就笑了。乡长站起来，拍了拍三儿的肩膀说：“你是不会拿自己的饭碗当儿戏的，对不对？”

三儿无声地点了点头。乡长急急地走了。三儿目送着乡长远去后，就站在帐篷前望着这片葱葱郁郁的玉米。天黑了，那片玉米已变成了一片墨绿。晚风拂过，送来一缕缕迷人的馨香，三儿陶醉在玉米的馨香中，睡熟了。第二天一大早，乡长和县里的检查团来到这片田地时，远远地，乡长就看到了那片葱葱郁郁的玉米在朝阳下越发地蓬勃。乡长就害怕地看旁边县长的脸色。县长正出神地望着那片玉米，咂了咂嘴说：“好香的玉米呵！”乡长刚长出了一口气，县长就笑着对他说：“这片玉米还没成熟，你们没有搞形式主义把它刨掉，这很好。”乡长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脸上一片灿烂，心想待会儿见了三儿那小子一定表扬他几句。

乡长将县长等领导都让进了帐篷。乡长正想喊三儿沏茶，才发现篷内已经空空如也。三儿用过的铺盖整整齐齐地折叠在钢丝床上，被子上放着一纸“辞职书”。乡长急忙跑出帐篷，四处观望，却没有看到一个人影。一阵晨风吹来，空气里充满了玉米的馨香。乡长吸吸鼻子，眼睛湿润了。

百岁杨绛亦芳华

著名作家、翻译家杨绛年满百岁了。杨绛先生富有“老派”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和魅力。我们习惯说杨绛是“钱钟书夫人”，很少有人会想到几十年前，人们是以“杨绛的丈夫”来称呼钱钟书的。

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杨绛涉足剧本，始因《称心如意》这出“泪和笑只隔了一张纸”的话剧一炮走红，继因《弄真成假》《风絮》而声名大噪。直到钱钟书写出《围城》，这一局面才得到根本改观。但即便如此，在1945年，夏衍看了杨绛的剧作，顿觉耳目一新——“你们都捧钱钟书，我却要捧杨绛！”

1958年，年已47岁的杨绛下决心“偷空自学西班牙语”，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她无师自通，锲而不舍地完成了这项庞巨的翻译工作。未完译稿历尽磨难，“黑稿子”在“文革”中“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九死一生”，总算逃过劫难。1978 年4月，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她应邀参加国宴，邓小平惊讶道：“《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此事一言难尽，杨绛忙于和西班牙皇室握手，无暇细谈，只好答非所问：“今年出版的。”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向75岁的杨绛颁授“十字勋章”，表彰她对传播西班牙文化所作的贡献。

其后，从《洗澡》、《干校六记》，到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风雨生活的《我们仨》，到96岁成书《走到人生边上》，杨绛的作品一直深受读者的喜爱。

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异常俭朴、为人低调。在杨绛先生住宅小区的几百户人家中，没有封闭阳台也没进行装修的，如今只有这一家。杨绛拒绝封起阳台：“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 1977年春，钱钟书一家搬到此处新宅，这也是他人生中的最后居所。三十多年来，这是一个略显寂寞的地方，因为主人罕有的孤独；但它也不断迎来送往，因为主人稀世的分量。

“他们家不是一般的朴素啊！”很多人都为此感叹，素粉墙、水泥地，天花板上还有几个手印，据说，那是钱钟书活着时杨绛登着梯子换灯泡留下的。

家里一切都保持钱钟书在世时的旧样。客厅即书房，中间安放着一张大写字台，钱钟书过去坐这里，他走后杨绛继续在此伏案，坚韧地写出《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等近作，百岁老人的她如今仍天天读书，笔耕不辍。

钱、杨二老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酝酿将他们的全部稿费收入捐献给母校。奖学金给谁呢？给考上清华的贫寒子弟。叫什么名儿呢？绝不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就叫“好读书奖学金”。女儿钱瑗和丈夫钱钟书相继去世后，2001年9月7日，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与清华大学签订了《信托协议书》。当时捐献的现金是72万元；到了2008年8月，已累计到630万元；到了2010年春，已是800万元出头了。

她和钱钟书的低调，一度被人误读作清高、孤芳。黄永玉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披露：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钱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去开门，来人说声“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钟书只露出一隙门缝说：“谢谢！谢谢！我们很忙，谢谢！谢谢！”这让他很不高兴，说钱钟书伉俪不近人情。当然，更多的时候，这种拒绝别人的“苦差事”，还是由杨绛来做，她因此也自嘲是钱钟书的“拦路虎”。

在她自己，低调是自然而然的事。对待自己的作品，她也是如此。有一年，她的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请她“出山”，召开作品研讨会。杨绛坦陈：“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所以开不开研讨会——其实应该叫做检讨会，也不是我的事情。读过我书的人都可以提意见的。”她谢绝出席研讨会。

事实上，杨绛的低调，也隐含了她独特的人生智慧。杨绛深知，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一个人身上，要学会享受做一滴清水的快乐。

而今，自称已经走到了人生边缘的杨绛，愈加通透。她说：“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

（摘自《深圳特区报》）

酒仙张三

楸立

我是张三。

张三爷语气很淡又很坚定，央杂着些轻蔑。日军少佐美津智朗，打量了一眼清瘦的张三爷。

哟西，有胆量。

四十碗酒斟得满登登的，排满了两张条案。正宗鲁北烧刀子。

美津智朗做了个“请”的手势。你的，一碗酒放一个人，四十碗四十人。张三爷点了点头，走了过去。

张三爷，德州武城人，居武城瓦房胡同。几十年过去，老人们仍旧记得张三爷身着长衫，挽着袖口，右手平端一碗鲁北烧酒，秦然自若地端坐在柴家酒铺门旁的长椅上的情景。

所有老人的记忆中，没人清楚张三爷以什么为生，有无子嗣。有人说他在辛玄革命时去过东洋，有人说他参加过义和团，还有人说他在马家作坊教过私塾。

酒是张三爷的全部生活。日头从东方初升，张三爷的酒碗就已经端起；日头落入西山，张三爷才将酒碗放下。张三爷微抖长衫、背着双手、轻抬阔步的样子，反复出现在人们的记忆里。

民国二十五年的冬天冷得早，张三爷一身单布长衫早早坐到了柴家酒铺门口，右手高擎海口酒碗，口称，武城张三烦请柴掌柜赐酒。

早有伙计从坛子里舀出一提，斟到张三爷的碗里。张三爷报了一口，扬手将酒泼在青石砖道上。掺水了。伙计赶忙又开一坛“十里香”。苦。又泼。伙计冷汗直流。柴掌柜闻声颠颠地跑来，连开“隔壁好”“四季青”“一杯醉”三坛老酒。张三爷泼了三碗，腥，涩，火嫩·····一时酒气飘满了整条青石街。柴掌柜面红耳赤，哭丧着老脸，无计可施。张三爷喝谁的酒是给谁家捧场子。何家的“小米香”、胡家的“杂粮酒”、马家的“地瓜烧”和孙家的“状元红”，都是张三爷给品出来、叫出来的。 

忽听一阵银铃之声，请三哥品小女子的手艺。柴家掌柜大女儿步履轻盈，双手捧着一碗高梁酒，不喊三爷口称三哥，轻移金莲来到张三爷近前。酒未沾唇早闻酒香，张三爷脖子一仰滴酒不刺。好一碗“女儿红”，好酒好酒。抬足离去。自那次后，柴家红高梁酒坊叫响了鲁北一带。

美津智朗想夺柴掌柜的酿酒方子，柴掌柜就是不吐口，美津智朗恼羞成怒，一声令下，捆了柴家四十口人。

张三爷端起一碗酒，咕咚一口，那边绳子头就松一个。张三爷连干二十碗，那边绳头就松了二十个。烧刀子常人一碗就会放倒在地，美津智朗惊得瞪目结舌。

张三爷喝到三十来碗时，身子晃动了一下，柴掌柜吓得抖如筛糠。张三爷淡然地看了柴掌柜一眼，又一碗酒入口，捆柴掌柜的绳子一松，柴掌柜瘫倒在地上。

喝到三十八碗的时候，张三爷眼皮发木，视线模糊，被相着的柴家大女儿和新女婿双双注视着张三爷，张三爷对柴家大女儿微微笑了笑。

最后两碗酒，张三爷咕咚咕略吞了下去，四十碗喝完，在场所有人都惊得目瞪口呆。美津智朗拍了拍军刀，放人。

张三爷迈着八仙步，拨开日本兵的刺刀就向院外走，美津智朗鸣哩哇啦地说一通日本话。

张三爷止住脚步，回头问美津智朗，你说中国人野蛮无酒德？告诉你，关于酒德的记载，最早见于我中华民族《尚书》《诗经》，有“饮惟祀”“无彝酒”“戒溺酒”等记述。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华夏酒文化源远流长。小小番邦岛国无端侵略我中华民族，竟敢陈说礼法，简直岂有此理！

张三爷不觉兴起，滔滔不绝，身子晃动，嘴里兀自振振有词：铁拐李提腿把神起，回头观望汉钟离。韩湘子口中吹玉笛，吕纯阳拔剑把头低······一套“八仙拳”使出来，如风如影，飘逸出神，少顷收式站定，张三爷气不长出，面不改色，更增神采。

美津智朗没想到张三爷精通日语且身怀武功，狞叫，八嘎，把人留下。

张三爷一个鹞子翻身飘上了高墙，晃动几下就没了踪影。从那以后，武城再也没有人见到过张三爷。

张三爷后来的故事发生在1952年，武城县政府联合何、胡、柴、马、孙五家，各取其祖传酿酒秘方之精华，组建国营酿酒厂。酿出新酒的第一天，大门口外，直直走来一位清瘦矍铄的七旬老者，说是来尝新酒的。门卫见来人仪表非凡，不敢阻拦，又恐是敌特分子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赶忙向厂民兵连报告，民兵连紧急集合赶到，那老者早不知去向。众人听到贮酒仓库有轻微声一响，民兵们进去搜查，见一坛高梁酒封泥打开，一只空瓷碗放在当场，墙上用干树枝画的一行草字笔走龙蛇：好酒。故人张三到此。

（选自《小说月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