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之学，兴起于先秦，当时一大批富有创见的思想家喷涌而出，蔚为思想史之奇观。在狭义上，诸子之学与先秦时代相联系；在广义上，诸子之学则不限于先秦而绵延于此后中国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至今仍没有终结。

诸子之学的内在品格是历史的承继性以及思想的创造性和突破性。“新子学”，即新时代的诸子之学，也应有同样的品格。这可以从“照着讲”和“接着讲”两个方面来理解。一般而言，“照着讲”主要是从历史角度对以往经典作具体的实证性研究，诸如训诂、校勘、文献编纂，等等。这方面的研究涉及对以往思想的回顾、反思，既应把握历史上的思想家实际说了些什么，也应总结其中具有创造性和生命力的内容，从而为今天的思考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与“照着讲”相关的是“接着讲”，从思想的发展与诸子之学的关联看，“接着讲”接近诸子之学所具有的思想突破性的内在品格，它意味着延续诸子注重思想创造的传统，以近代以来中西思想的互动为背景，“接着讲”无法回避中西思想之间的关系。在中西之学已相遇的背景下，“接着讲”同时展开为中西之学的交融，从更深的层次看，这种交融具体展开为世界文化的建构与发展过程。中国思想传统与西方思想传统都构成了世界文化的重要资源，而世界文化的发展，则以二者的互动为其重要前提。这一意义上的“新子学”，同时表现为世界文化发展过程中创造性的思想系统。相对于传统的诸子之学，“新子学”无疑获得了新的内涵与新的形态。

“照着讲”和“接着讲”二者无法分离。从逻辑上说，任何新思想的形成，都不能从“无”开始，它总是基于既有的思想演进过程，并需要对既有思想范围进行反思批判。“照着讲”的意义，在于梳理以往的思想发展过程，打开前人思想的丰富内容，由此为后继的思想提供理论之源。在此意义上，“照着讲”是“接着讲”的出发点。然而，仅仅停留在“照着讲”，思想便容易止于过去。难以继续前行，可能无助于思想的创新。就此而言，在“照着讲”之后，需要继之以“接着讲”。“接着讲”的基本精神，是突破以往思想或推进以往思想，而新的思想系统的形成，则是其逻辑结果。进而言之，从现实的过程看，“照着讲”与“接着讲”总是相互渗入：“照着讲”包含对以往思想的逻辑重构与理论阐释，这种重构与阐释已内含“接着讲”；“接着讲”基于已有的思想发展，也相应地内含“照着讲”。“新子学”应追求“照着讲”与“接着讲”的统一。

（摘编自杨国荣《历史视域中的诸子学》）

面“壁”自视

潘 飞

①从物质形态来看，“壁”是砖的累积物，但在某些特有的情境里，它却是话语和情感流泻的媒介。比如，佛教第二十八代祖师菩提达摩在少林寺面壁修行长达九年，一言不发，出洞时奇迹般地把自己的影子留在了墙壁上。他在《入道四行观》中将此举喻为“凝住壁观”，意在提醒人们遇到一切境界，心无贪爱取舍，不生烦恼嗔恨。这一点足以被新近出版的《壁上观：细读山西古代壁画》所证：死硬的“壁”生发出镜照功能，供人观视自我，感受“诸天宫殿，近处虚空，人天交接，两得相见”的艺术氛围。在壁画总量已达上万平方米的“佛国圣地”——中国文物大省山西的那一千余座大小不等的庙宇中，古代的画工在墙壁上作画，将信仰、敬畏、崇拜、祈祷等精神内涵付诸于笔下，镌刻于墙上，从而令内心所想固凝为永恒之态，便应和了此意。

②普通人往往遇壁则返，但壁画的作画者却将其加以时空层面的延长，比如，墓室壁画、佛教经变画将苦短、有限的人世，向极乐世界、永生永世无限拉长，墙壁仿佛被打通，洞窟穹顶仿佛是对“升天之路”的模拟和神化，冥土之旅亦是人生行路的伸展，生界与死界、此岸和彼岸只有一墙之隔。故而，“壁”以及壁上之画实现了人精神上的解放和自由。壁上作画，是在万物有灵的观念支配下完成的对生命的特有的感知和开拓。

③壁画建构的时空总是多维的、现实与非现实同在、逻辑和非逻辑共存、画面和环境互生的——从时间性来说，过去、现在和未来竟可以同在于一个画面里，这便脱离了架上绘画片断性、瞬间性的局限；从空间性来说，三维空间、想象空间、梦幻空间等组合在一起，是对作画者内心结构的拓展和深化，是不受现实拘囿的想像力驰骋的原野，外在地显现着心象时空的内在张力。同时，审美主客体即作画、赏画者之间的距离也荡然无存，功利欲望的束缚灰飞烟灭，审美体验最终超以象外，化入海德格尔所言的恬然澄明之境。如果追溯传统，不难发现，壁画依然延续了中国绘画的空间意识，体现着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审美趣味和艺术品格，追求的仍是主客体的契合和突破具体时空的局限，营构表现生命意识和宇宙精神的感性空间。

④与架上作画不同，壁画的作画者与其说是面壁而画，不如说是在完成“笔随心走”“象随意生”的自我传播——他们依照内心的感受、反思，在理解“粉本”和“义理”的基础上欣然运笔，重新加以演绎。体现在技术层面，就是画工总是以生物的眼光观照自然万物，以生命体会生命，追求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因此，手中画笔俨然就是他们的唇舌、口齿，尽言其内心的通阔与敞亮。

⑤壁画是人的精神世界的“物化”形态，图式亦不过是以情为桥，将作画者对于生命精神的感知，丝丝入扣地输送给后世的人们；他们仿佛把热气腾腾的情感植入一面面冰冷的墙土中，令其有了血肉、呼吸、脉动以及蓬勃的生气，以至于哪怕千年之后，赏画者的心也能穿透厚厚的墙壁以及历史烟云，与作画者对话、交织与共鸣。壁画要呈现的，“不仅是画，而应是一切”，画里的时空的绵延或顿挫，无不意蕴着画工的心智和情感，这导致画中的内容由具体的物象，发展到所思所想，最终升华为一种精神的抽象。壁画总是用“符号”构建、编码着不同于创作者生活的世界——符号世界，这种“符号”又最终架构出严肃、庄重、神秘、欢快等“意义”，比如，宗教画以佛的宏大与包容、俗界的色相之美感化众生，使其获得审美满足时，心灵也得以升华。由于抽象、晦涩的经典义理被形象化，加之洞窟的朦胧光线和摇曳灯光也参与到这场“造境”的运动中，信众于半虚半实的幻觉里，感受佛法的庄严、神圣和温馨。到了当下，壁面脱离宗教，获得更加自由和广阔的空间，想像力终究从神性、法性、天堂、净土的云烟中，恢复原本所依据的人性、社会性、时代性、物质性，现代人最高的心灵需要得到充分的满足。

（有删改）

大众媒介在塑造偶像时，热衷于塑造能够带来娱乐效应和经济效益的娱乐化偶像，如影视歌星、体育明星等，使本应多元化的偶像塑造，呈现出单一的、片面的、娱乐化的景象。于是，青少年崇拜的偶像也以娱乐偶像为主。

如今，几乎每家电视台，每个频道，每家纸质媒体，每家网站，都开设了常规性的娱乐栏目、娱乐板块和娱乐网页，对娱乐明星感情生活、日常出行、演艺工作、时尚消费等等事无巨细地跟踪报道，甚至连易中天这样的文化精英，也被塑造成堪比演艺明星的偶像巨星。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早在2003年对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地对2710名大中学生进行“青少年偶像崇拜现象”专题调查。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50％的人承认有过特别喜欢、崇拜某个“明星”的经历；有34.5％的人承认自己正在崇拜某个“明星”。学生们崇拜的偶像中，99％以上是影视界和体育界“明星”。大部分青少年认为偶像崇拜是一种娱乐活动，他们的崇拜行为主要集中于模仿偶像行为、参加“粉丝”团活动、纵情谈论维护偶像等方面。许多青少年可能对记英语单词一筹莫展，但对娱乐偶像的血型、星座、爱好、绯闻逸事却能如数家珍。而20世纪以来因疯狂崇拜娱乐偶像而发生的悲剧也数不胜数，如杨丽娟追星事件、温州某中学生没见到赵薇而自杀事件、香港某女生因张国荣离世而跳海等等。

选自《青少年偶像崇拜与教育策略》有删改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各自时代的偶像。对才华出众、外形靓丽、造型时尚、为人友善、个性独特的明星产生倾慕心理，恐怕是每一代青少年必然经历的心理体验，由于所处的文化环境不同、传播渠道不同、审美标准不同，每一代人对偶像的认知自然会有所区别。然而，在差异化的表象之下，不同时代的人们又会对偶像的概念达成一定的共识，那就是任何优质偶像、大众榜样都应该具有过人的艺术才华、执着的敬业精神和良好的公众形象。

（选自杨洪涛《文艺界需要真正的优质偶像》，《光明日报）2018年8月30日，有删改）

伟大的队伍孕育伟大的精神，刚毅的品格塑造独特的气质。军人气质，是英雄主义的血性，是集体主义的奉献，是永不言败的刚毅，是为国为民的担当。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身上那种气质之美，为浮躁的社会打开了另一个审美维度，理应引领时代潮流。

而当下，受商业炒作等影响，社会上渐渐刮起一股“阴柔之风”。一些“小鲜肉”“花美男”充斥屏幕，他们看起来弱不禁风却妆容精致，说起话来有气无力且矫揉造作，没有一丝阳刚之气，却被扭曲的“眼球经济”推波助澜。不少人担心，这种反常现象的泛滥，容易影响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进而销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追求。

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向上的民族，应该有昂扬雄健之气概，有敢于开拓之勇力，有青春勃发之精神。如果放任“阴柔之风”劲吹，让不良文化侵蚀人们的思想，血性阳刚之气和尚武精神就会消退。改变病态审美，扭转矫揉造作，不妨给社会多注入军人气质，把优秀文化品格灌入以青少年为主的大众群体。唯此，方能塑造刚健勇毅的时代气质和自信自强的社会风尚。这一点，也应该永远是公共传播中的主流。

（选自王宁《用军人气质激扬民族雄风》，《解放军报）2018年10月4日有删改）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过美学和美育高潮后，学校美育越来越被分工细密的现有课程体系边缘化了，我们看到的常常只是偏重技能、缺失审美内蕴的“艺术课”或者仅剩知识、脱离现实生活和主体精神世界的所谓“美学课”，而少见品位高雅、内涵丰富、陶冶学生身心的“美育课”。社会转型期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有损美育实施的生态。转型过程中，整个社会难免产生许多浮躁、趋利、庸俗等负面情绪，使得校园文化生态异化，更使得青少年人格发育趋向“空心化”，即愈来愈缺失崇高、阳刚与雄壮的美感元素。不少学生更多沾染的是经济意识、“小我”考量和感官愉悦，对美的发现、追求和创造的自觉精神日超稀薄。“走偏”的文化消费与“病态”的审美创造互为因果，值得忧思。

（选自潘涌《美育为何难落实》，《光明日报》2017年1月17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