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

他一个唿哨，在积雪的旷野打着旋子，远远传开。随着口哨声，远处一个红点跳动着，跌跌撞撞滚来，越滚越近，是只小小的狐狸。

小狐狸毛茸茸的，如一个小小的红线团，额头有指蛋大一块白毛，珍珠一样。

这是只才出生不久的狐狸。它胖乎乎的，蹲在他面前，一双亮亮的眼睛望着他，眼睛里跳跃着喜悦、快乐和顽皮。

它知道，他拿了可口的食物。

因为，从第一次遇见他，直到现在，他都这样，从未断绝。果然，他笑笑，手一扬，竟然是它最爱吃的鸡肉。

它跳起来去抢，他呵呵笑着，摸着它的头道：“别闹别闹，放好了吃。”

为了避免被雪弄脏，他拿块油纸铺在地上，放好鸡肉。肉一放下，小狐狸就扑过来，使劲嗅着，流着哈喇子，回头望他一眼。他在旁边吸着烟，向它挥下手，小狐狸呱叽呱叽吃起来。

半只鸡吃完，它小小的肚皮胀得鼓鼓的，更像个毛茸茸的线团了。

接着，它抬起头，亮亮的眼睛期待地看着他。

它知道，接下来，他会逗它玩，带着它跑，这些，从相遇到现在，也从没断过。也因为如此，它从一只生性胆小的小狐，变成了只爱亲近人的小狐。

果然，他拍拍它的头，在雪地里跑起来，快活地笑着。它跟着跑，一路翻着跟头，发出稚嫩清脆的叫声。

两个点，一红一黑，在雪地里翻滚着。

玩得差不多了，他喊一声：“回了！”一挥手，走了。小狐狸舍不得，跟着他，轻轻叫着撒骄，好像没玩够似的。一直到他走远了，不见了，小狐狸才回过头，回到山林，回到自己隐秘的洞穴里，偎依着母亲，做起一个个香甜的梦。

一直这样，大概两个月吧。

那天，雪特别大，四野一白，小狐狸没吃的，饿得叽叽溜溜叫。老狐狸也饿得浑身发软，连出外觅食的力气也没有了。

几次，小狐狸跑出洞，又失望地哼哼叽叽跑回来。

上午时，雪地响起一声唿哨。小狐狸一听，乍了下耳朵，跌跌撞撞，跑了出来，球一样滚到他面前，扯他的裤脚，跳起来，抢他手中的鸡肉。

他笑骂：“馋东西，饿坏了。”

他把肉放好，很大一只烤鸡。

小狐狸扑过去，流着口水，摇摆着脑袋撕咬着。

这时，那边土坎上，一只狐狸露出头，是那只老狐狸。它小心地看看，小狐狸正在大快朵颐。肉的香味，远远飘来，它也流出了口水。

它小心地爬上土坎，一步一步靠过来。

它可能清楚，自己一身火红的皮毛太珍贵了，会引来无数的贪婪和阴谋，所以不得不小心。可是，这次它仍上当了。

刚走几步，它踏着一个机关，是个钢夹，“哐”的一声夹住它的脖子。钢夹力道很大，传来骨头碎裂声，还有老狐狸惨叫翻滚声。

这夹子，是他下的。

夹子必须有一定重量，机关才能绊动：小狐狸不行，老狐狸恰好。

他要的，是老狐狸的皮子。这样的皮子，想要猎到，势如登天。因此，市场价忒好，几万元一张。小狐狸的太嫩，没人要。

因此，他想出了这个办法。

小狐狸停住了，抬起头，眼光中，一片迷蒙疑惑。

他扔了烟头，扑过去，一把抓住被夹的老狐狸，再回头，小狐狸已不见了。

那只老狐狸的皮，他卖了三万多。

他笑笑，数着票子。他知道，还有一个三万元在山林里等着他：一年后，小狐狸长大，他会想法猎来的。

一年一晃就过去了。

他上了山，果然看到了那只长大的小狐狸，皮毛比它母亲的还红还净，额头那块白毛，仍珍珠一样；但眼光变了，不再纯蓝，而是闪着白白的光。显然，它也认识他，蹲在那儿，长长叫了一声。

他已跟踪它几天，办法用尽，也无法到手。

他举起猎枪。

它一跃跑了，雪地里一条红线，弯弯曲曲，弹弹停停。他打不中，就追。

雪很厚，狐跑起来有些艰难，他看看就要追上，猛扑过去。那只狐一拐，转了个弯。他扑空了，只听“哐”的一声，接着一声惨叫，他晕了过去。

醒来时，他的一只手已断。

这山里，下夹子的人很多，他中了别人的一个夹子。

手好后，他再也不敢打猎了。

山中，也再不见了那只红狐。

（取材于余显斌的同名小说）

“她”从哪里来?

张宝明

在沿袭几千年的古代汉语里，是没有“她”可言的。“伊”字是“她”的代言人。“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中的“伊”就是一个例证。直到《新青年》诞生并带领新文化运动进至高潮，“她”才逐渐取代“伊”。

被称为新文化旗手的鲁迅是第一位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小说的现代文学作家，即使如此，他在《呐喊·自序》中仍用“伊”字而不是“她”来指称母亲。衣着时尚的“她”究竟第一次闪亮登场是在何时何地?“她”在新文化中的最早使用是发表于1920年11月1日《新青年》上由俞平伯撰写的诗歌《题在绍兴柯严照的相片上》。诗的开头一句的第一个字就由“她”领衔：“她含着所谓的我，我却藏住另外一个她。”在小说中最早使用“她”字的是茅盾(沈雁冰)。他在翻译法国作家莫泊桑小说《西门底爸爸》中率先使用“她”字，时间是1921年5月1日。

早期白话文，“他”、“伊”、“他(女)”都作第三人称代词。这种混乱的书写方式给译文和白话文创作带来了诸多不便。外来语英文中的第三人称代词是分阳性、阴性和中性的(he，she，it)，汉语难以对译。早在1918年8月之前，刘半农就与友人交流过。当时正值讨论女性解放、男女权利平等的高潮时期，周作人在他翻译的瑞典小说《改革》译文前特别加上了一段关于“中国第三人称”的说明，其中透露了刘半农的大胆构想：“中国第三人称代名词没有性的分别，很觉不便。半农想造一个‘她’字，和‘他’字并用，这原是极好；日本用‘彼女’(Kanoio)与‘彼’(Kare)对待，也是近来新造。起初也觉生硬，用惯了就没有什么了。”

1920年，远在海外的刘半农在与好友的讨论中形成了《“她”字问题》一文，这也是他实践《教我如何不想她》的理论前奏。《“她”字问题》发表于1920年8月9日。遗憾的是，他理论指导下的实绩没有很快在报刊上发表。尽管1920年9月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已经成诗，但毕竟没有正式铅字付梓。《教我如何不想她》的创作是以刘半农留学英伦为背景的。怀着对故国家园的思念，刘半农将个人的思乡感情与对祖国的怀念之情编织在一起，写出了以“她”为对象的情诗。声声呼唤的“她”字，带着英伦留洋赤子如泣如诉的情感，漂洋过海回到了祖国。许多留学生都为刘半农的情诗所感动，主攻语言学的赵元任还专门为“她”谱写了乐曲。从此，《教我如何不想她》不胫而走，广为流传。

正是由于刘半农创造出的“她”这半边天具有“男娲”补天之功，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篇杂文《回忆刘半农君》中深情地说：“他活泼、勇敢，打了几个大仗。譬如吧，‘她’，和‘它’字的创造，就都是的。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如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

现代白话文中流行的“她”乃是一个了不起的创意，“她”绝对不是一个字的形式创意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她”身上贯注着生气淋漓的现代性。

材料一：

近日，央视节目《朗读者》制片人、主持人董卿返回母校华东师范大学，与《朗读者》节目总导演田梅、执行总导演邵玉峰、导演荣毅参加由华东师大传播学院承办的第十届上海大学生电视节的活动之“人文精神能否照亮中国电视变革之路——朗读者现象研讨会”。

在研讨会上，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哲学教授童世骏说：“从第一期《朗读者》开始，《朗读者》现象核心大概就是朗读者和观众们的一起倾听。《朗读者》最吸引人们的是那种与情交融，但并不是被情淹没的理。”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党总支书记、文化产业管理系主任教授单世联则表示，“朗读者”的读书场景是非常完美的，几乎无可挑剔，不过这种高雅有时会对别人产生排斥感，有时会对自己产生优越感，两者都不利。

华东师大对外汉语学院教授、影视评论家毛尖直言，《朗读者》这一节目无限的用镜头逼出眼泪，“太潮湿了”。在她看来，《朗读者》如果要追求一种更现代的美学，从美学上说，应该有种更克制的追求。

（摘编自《董卿现身母校，与专家学者聊“朗读者现象”》）

材料二：

事实上，很多电视台也都有读书节目，只是偏重于介绍图书和作者、时代背景等，传递内容局限于知识，并没有延伸到情怀方面，也就容易走向高冷化，受众面相对狭小，而《朗读者》比较贴地气，将朗读者的个人经历，与文字连接在一起，更容易触动观众的同理心，抵达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情感。

诸如《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等文化节目的兴起，并受到广大好评，不仅是人文的复苏也反映出时代潮流的嬗变。在经历多年的娱乐节目轰炸后，观众也开始分化，一部分人希望在忙碌繁琐的生活里，得到更多的人文关怀，回归人文精神。《朗读者》做到了这一点，让观众感受到心灵的宁静，优美文字对精神的陶冶，从而喜欢上朗读，重新拾起书本，轻声朗读起来。

（摘编自江德斌《（朗读者）的成功是人文精神的回归》）

材料三：

谈起综艺节目，人们首先想到跑男、歌手、亲子、小鲜肉，还有真人秀，鲜少有人会想到文化。其实，近年来也曾出现过优秀的文化类节目。央视推出的《百家讲坛》就火很长一段时间，节目以文化题材为主，还捧红了于丹、易中天、纪连海等一批专家。2013年，河南卫视推出了《汉字英雄》获得极高的收视率和关注度，此后，各大卫视陆续推出了以弘扬和传承文化的节目，但似乎文化类节目引起的热潮只是三分钟热度，过后就渐渐被淡忘了。

如今，文化类节目再次赢得满堂红，大放异彩，并不代表文化已成为综艺主流，正如董卿说的“文化类的节目真的很难做，我并不认为中国文化类节目真的迎来了一个春天，还需要整个社会大环境有所改善”，并且反观如今的综艺节目形式，文化类节目的春天之路，依旧任重而道远。

（摘编自张雄艺术网《从<中国诗词大会>到<朗读者>文化类节目依然任重道远》）

鲁迅的性格

曹聚仁

①周作人先生在北平和记者谈到鲁迅先生的性格，说：“他这肺病，本来在十年前，就已隐伏着了；医生劝他少生气，多静养；可是他的个性偏偏很强，往往因为一点小事，就和人家冲突起来，动不动就生气，静养更没有这回事，所以病状就一天一天的加重起来。说到他的思想，起初可以说是受了尼采的影响很深，就是树立个人主义，希望超人的实现，可是最近又转变到虚无主义上去了。因此，他对一切事，仿佛都很悲观。……他的个性不但很强，而且多疑，旁人说一句话，他总要想一想，这话对于他是不是有不利的地方。他在上海住的地方很秘密，除了舍弟建人和内山书店的人知道以外，其余的人，都很难找到。”记者的笔录，也许有点走样，大致该和周先生所说相符合，以启明先生的博学多识，益以骨肉之亲，这些话该是十分中肯的。

②但由站得比较远一点的我看来，启明先生的话不无可以商量之处。

③“为了一点小事，就和人家冲突起来，动不动就生气。”这样的人，古之人曾有过伯夷，孟子称之为“圣之清者也”。说个性很强只是“圣之清者”的特征，却不十分妥当。因为柳下惠式的“圣之和”，伊尹式的“圣之任”，孔丘式的“圣之时”，都非有很强的个性不可。个性不强，就变成乡愿式的“德之贼”，当然非启明先生所许与的。鲁迅先生生前，曾写信给我，说：“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成仇的人，我还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这话，正如启明先生所说的相反；换句话说，鲁迅先生并不是伯夷式的人物，他若是伯夷式的人物，他也不会以上海的环境于他很适宜了。

④启明先生有点近于柳下惠式的“圣之和”，鲁迅先生则有点近于伊尹式的“圣之任”。孟子说伊尹将以道觉斯民，自任以天下之重，但一面又说：“伊尹耕于有莘之野，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

⑤这才是鲁迅先生人格的写照。鲁迅先生和胡适先生的分野正在于此，胡适先生爱以他的学问地位“待价而沽”，鲁迅先生则爱受穷困的磨折，并不曾改变过他的节操，至死还是“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见《遗嘱》）。

⑥说到鲁迅先生的对一切事都很悲观，也只说了一半。他的幼年时代的经历，以及壮年以后对于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的幻灭，无疑的使他变成虚无主义者；这幻灭的影片，如《好的故事》所写的，的确够悲观了。但鲁迅先生在《自选集》的序文，已经提到他自己意识的转变，说：“我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又知道，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极其有限的。”他自悟：“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所以对于热情者们时常有同感，不断为热情者呐喊几声以助威。鲁迅先生在近十年间，努力克制个人主义的成份，要和为社会舍身的战士们的步骤相一致，或者应该这样说罢，他是渐渐远离了虚无主义，投入社会主义中去，对于革命事业的完成，并不和先前那样悲观了。

⑦启明先生也说鲁迅“多疑”，这倒是很有趣的。“多疑”和“非常透彻的观察事物”正是相反，既说他“多疑”，又说他“观察得非常透彻”，这两句话，不知怎样合得逻辑。以医病为例，断症既明，则开方自易，不必犹疑了。鲁迅先生有一回，说：“……有些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横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历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但我是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就回头钻入草莽，舐掉血迹，至多也不过呻吟几声的。只是现在却因为年纪渐大，精力就衰，世故也愈深，所以渐在回避了。”

⑧照这话看来，住址的秘密，想一想旁人所说的话是什么用意，只能说是“野兽”的生存本能的反应，难道定如羔羊的等着受宰割才算是“镇定不惑”吗？

⑨鲁迅先生的文章中对于“多疑”二字的正面驳斥，已经一见不一见，他决不料死后还要蒙“多疑”二字的冤枉的。

⑩我和鲁迅先生间的交谊，自然不及启明先生之“亲”而且“切”。本不必“谬托知己”。但我心目中的鲁迅先生，是一个“认真”的人，不肯轻轻放松一件事一句话，要彻底想一想的人，和启明先生所见的会有这么多的差距，倒是值得仔细吟味的。

（选自《鲁迅先生纪念文集（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