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空间与公共意识

①众所周知，“公”是相对 “私”而言的，公共空间自然应该不同于私人空间。一家人坐电梯下来，电梯就是你的私人空间，一到大厅，有了外人，马上就进入了公共空间，应该小声说话。为什么?怕干扰到别人。这是对他人基本的尊重。可是，即便在文明程度很高的今天，我们还是到处可见抽烟、吐痰，甚至在公共场合大声讲话，大声打手机……餐馆里的众声喧哗就更不用说了。对于这种现象，我们总是将其归因于未能把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区分开来。

②这□□是没错的，但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也不是我要强调的重点。

③所谓“公共空间”应有两层意思，一是指日常公共生活的“公领域”，在这一领域中“私”是无所作为的，只要遵规矩、按常理、循旧俗就行；还有一层更重要的意思，就是一个将各种各样的私人意见、看法、观点等汇集为公意的地方。没有这样一个“公共空间”，就不会形成真正的“公共意见”。当然，在这一“公共空间”中，需要的是理性，要让人说话，同时要辩论。

④中国人的古训是在公共场所“莫谈国事”，而康德却说只有在公共场所，你才应该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在私下里，你倒真应该执行你作为一个合法公民应尽的义务，要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但所有的不满与意见都应该在“公共空间”得到发泄与表达。有学者指出：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人就开始意识到了自己是“国民”，“盖国家者，成于国民之共同心”，再以后，到1897年，就有人提到了“社会”这个词，专指国家之外为某种目的自行形成之组织。于是“社会”就成了“绅士”表达其个人意愿的公共空间。而立宪运动一开始就存在着“皇帝”和“绅士”两个主体，正是这两个主体之间日益尖锐的冲突，导致了清王朝的崩解灭亡。

⑤对“公共空间”的意识就叫“公共意识”。有了“公共空间”的意识，也就是有了公民的意识，知道我应该遵守公共秩序，知道我可以也应该在公共场合表达出我个人的不同见解，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场合，我个人的想法才能形成公共意见，获得别人的承认。“公民”，按其本意，指的是一个人意识到了他对这个国家所承担的义务及所享有的权利。一旦“意识到”，就可以在这个公共空间里把本属“私”的东西变成“公”。

⑥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学校篇》中也曾提出了以家族为本位的公共空间的设想。他主张设立学校，并且认为，设立学校，不仅仅是为了养士，更不是为了科举，而是使学校成为议政的场所，从而起到限制专权的功效，使学校成为绅士的公共空间。有意思的是：他心目中的公共空间还是以家族为本位的，“私”所指的并不是独立的个人，而是家族，家族的代表就是绅士。

⑦这当然很有中国特色，但我个人对此还是心存疑虑，害怕家族完全取代了个人，害怕家族中的“家长制”蔓延为全社会的行为规则，然后又成为国家统治秩序的正当性依据。家国一体，社会的伦理秩序就是国家的政治秩序，这是一种人们业已习惯了的生活态度。

⑧但不管怎么说，有了公共空间，有了对公共空间的意识即公共意识，中国的社会变革才有了根本前提。

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过传统节日

翁敏华

过节是全世界各民族的普遍文化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英语作holiday，含有神圣（holi-ness）的意味；日语作“祭ヮ”，突出节日活动；但是这些都不如“节日”来得形象生动。2005年11月，韩国的“江陵端午祭”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这一事件让我们警醒。几年来，每到端午节，我们心里总有一丝隐痛。它让我们认识到：所谓国家意识，绝不仅仅指空间上的领土。

派定哪些日子作为节日？西方每每同历史上的人事相关，无论是圣诞节、万圣节还是情人节；中国却不是这样。你看：一月一“元旦”，一年中第一个冉冉升起的旭日；三月三上巳，蛇开始活跃了，让我们亲近春水；五月五端午，毒虫百脚需要好好对付，才能平安度夏……原来，中国的节日尽是太阳的、月亮的、星星的、山的、水的节日，其本质就是一个和谐天人的节日。我国的岁时节日还非常强调“节物”，比如，梅花是新年的节物，桃花是三月三的节物，石榴花是端午的节物，桂花属于中秋，菊花属于重阳。新年的饺子年糕、元宵的汤圆、清明的青团、端午的粽子、七夕的巧果、中秋的月饼、九月九的重阳糕，包括腊月初八的腊八粥，凡此等等，也同样是“节物”。

传统节日，历来还是国人和谐人事的一个有效的时间节点，是国人沟通人心的一个有效的平台。在孔夫子时代，人们过年，就是“乡人傩，一国皆若狂”，举国狂欢，真正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我们能以什么样的名义凝聚在一起，温习、积累和增加我们的缘分？在我看来，再也没有比传统节日更好的名义了。“缘”，大概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一个独特的命题，他国语言中很难有一个对应的译词来与之匹配了。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缘”字：相互关联的人们，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共同祭祀。多少年过去，现代人也许早已不再记得传统节日各自的崇拜对象和初始起源了，但是，一种共同血脉的感觉还在，一种“我们感”在这些日子里显得格外强烈：因为我是中国人，所以我今天过节。我们的传统节日在一年四季中分布匀称，大小交替，大致一两个月必然有一节，也就是说：“竹筒”有段时日了，该“竹节”一下了，聚一聚，聊一聊，深化一下感情。

江苏省中秋节有一个奇俗叫“摸秋”。这一天晚上，无论男女，都可以到别人家的田地里偷一个瓜吃什么的。人性中的一些缺点，比如说小偷小摸，一味的“堵”也不成，有的时候，得给它们一点出路。它是民间的一种约定俗成：平时不许偷，中秋夜允许他们稍稍地去过一下“偷”瘾。注意：只许“偷”别人家地里的东西，而且是小东西。第二天就不行了。这与西方的“万圣节”，孩子们戴着各种可怕的面具，到各家各户恶作剧，去闹，去讨糖果吃，有异曲同工之妙。平日里，西方社会是最忌随便打搅别人的。或许，安顿人们不太光彩的欲望，和谐人们疲惫的身心，原本就是节日的一个题中之义。

在一个个自古及今的节日里，我们善解天意，善解人意。明天，也许我们又要各奔东西，但至少今天，借助传统节日，我们可以温暖自己、温暖别人。

材料一：

在文化遗产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发人们关注略晚于物质文化遗产。它见证真实历史，承载民族文化，其重要作用不可忽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其特点是活态流变，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与物质文化遗产的“固态”特征比较起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的显著特征是“活态”。因此，保护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它已经存在的状态，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本质上就是保护那些使之存活的人。

（摘编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

材料二：

2001年，中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项目，2004年，加入世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2006年，国务院批准并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518项。2008年，国务院又发布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510项和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共147项。2011年，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191项，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扩展项目名录共164项，第一、第二、第三批共收录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1530项。

非遗标准的认定是由父子、或师徒、或学堂等形式传承三代以上，传承时间超过100年，且要求谱系清楚、明确。我国有一批非遗传承人年岁已高，后继乏人，亟待抓紧培养青年传承人，以避免人亡技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在生活，要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秉承传统、不失其本的基础上，更加全面地融入当代人的生活，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传承。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合国名录中拥有项目较多的国家有：中国34项、日本18项、韩国11项、西班牙10项、法国9项等等。

（摘编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2016年）

材料三：

我国政府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为进一步加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国务院从2006年起，把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活态性、传承性的特质，保护难度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面临困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国家发展的需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承载着人类社会的文明，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体现。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国际社会文明对话更加频繁，文化交流尤为重要。当前，我国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一些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或流失境外，随意滥用、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时有发生，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刻不容缓。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信息资源，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摘编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民族的传承》）

以网约车、共享单车、共享雨伞和网络短租房等为代表的分享经济，在深刻改变我们生活的同时，也引发了一连串的经济、社会和治理挑战。分享经济的实质是用户之间的相互分享，即将各自的闲置资源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分享，从而达到资源的节约、最大化利用等效果。目前，共享单车是最受公众关注的分享经济。一些人质疑其是否属于分享经济业态，因为共享单车的投放目前主要依靠新兴的运营商，而来自用户的贡献则微乎其微。换句话说，共享单车就像传统自行车租赁行业或公共自行车计划的升级版一样，是“互联网十自行车租赁”，与分享经济的旨趣相去甚远。

（摘编自马亮《分享经济公共治理的四大问题》）

（资料于《中国共享单车行业用户监测报告》）

一种以分享生产、共享产能和共享工厂为主要形式的新型分享经济生产模式，正在中国制造业部门悄然兴起。在消费者需求偏好由低成本、品牌化逐步向个性化、特质化转变的情况下，这种新型生产模式将会削弱甚至颠覆已有的“生产--消费”范式，导致由“生产决定消费”模式向“消费决定生产”模式发生彻底性变化。“互联网十”向中国制造业部门的渗透和融合，不仅仅创造性地联结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大体系，缓解了两者在新经济形势下的诸多矛盾，更创造性地构造了不同生产者之间的新型协作网络体系，极大降低了各生产者之间小批量外包、定制以及零配件供应的生产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这就为降低国内部分传统商品价格，促进传统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激发中国地方产业集群的国际市场竞争活力提供了可能。

（摘编自张杰《加快分享经济与制造业融合，释放中国经济更大潜力》）

西方经济理论需要发生一场革命。自《国富论》谈到“利已主义”后，“理性经济人”就成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理性经济人，被看作是追求个人利益而不顾别人和集体利益的代表。但在分享经济这个催化剂的作用下，人们不再把所有权看作获得产品的最佳方式，“使用但不占有”成为分享经济最简洁的表述。但这远远不是分享经济的全部。分享经济对于经济剩余问题的解决，也有着有别过往的重要作用。由此，实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宏观经济的发展也具备了新动能。不光是企业端可以有分享经济，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也可以引入分享经济。目前，世界主要国家都认识到分享经济对于资源高效分配的重要价值。出台鼓励政策促进分享经济发展。例如，英国政府2014年制订分享经济计划，旨在打造分享经济的全球中心；韩国政府也提出发展分享经济“示范城市”；欧盟拟出台分享经济发展指南等。分享经济是一场深刻的经济革命，正如罗宾·蔡斯所言：“人人共享正在推动这个工业化社会转型为分享经济社会。”

（摘编自郭凯天《<分享经济>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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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烛之武

秦晋围郑，郑危在旦夕，“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佚之狐的力荐可谓慧眼识英雄，烛之武临危受命，夜缒而出，智说秦君，秦穆公心悦诚服，秦军乃还。晋文公面对风雨突变，亦毅然去之。郑国终于转危为安。

在国家危难面前，烛之武深明大义、义无反顾；在强秦面前，烛之武不卑不亢、能言善辩、聪慧机智。他的不计个人得失，处处为郑国安危着想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的义无反顾赴敌营的信心和勇气都值得我们学习。烛之武的智勇及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溢于字里行间。

1955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回国，当时美国的海军处长金波尔说：“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无论他在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一个人的力量能抵得上五个师吗？《烛之武退秦师》告诉了我们答案。

曹操有句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古往今来，有多少志存高远之士，哪怕社会、命运对他如何不公，但到了紧要关头，依然挺身而出，为国家、为苍生献出自己的一份光和热。烛之武就是这样一个让我们敬佩不已的人。

刘备三顾茅庐见到了诸葛亮，诸葛亮对他畅谈天下大势。可以说诸葛亮未出山前就做着出山的准备，烛之武也是如此，尽管怀才不遇，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希望。烛之武不是不想做一番事业，他的心始终没有放弃过“一飞冲天”的渴望，他一刻不停地关注着天下形势，思考着定天下济苍生一逞抱负的路径。你想，一个小小的“弼马温”，怎么对晋国的历史、对晋国国君的为人那么清楚，对秦伯的心理、对秦晋之间的恩怨又是如此了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情无疑是后人景仰他们的主要缘由。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样一个让才华长久没显出来的人，当国家有难的时候他还是出来解国家之围了。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须发尽白的老者，夜缒而出时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当他拄着拐杖走进秦营时又是怎样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岁月给了烛之武太多的落寞与不甘，同时也磨砺了他的沉稳与敏锐，对郑国的最朴素的爱又加固了他的沉稳与敏锐。他与秦伯的交锋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的胜局，几十年积蓄的能量终于在瞬间有了释放和爆发的闪亮时刻。“机会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只是这机遇来得太迟了一点儿，而且是冒着亡国的危险。但如果不是秦晋围郑，烛之武恐怕真得“骈死于槽枥之间”，湮灭在历史的风雨之中了。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齐鸣。那些鲜活的身影却依然存留在人们的心头。像烛之武这样的识大体顾大局，临危受命的勇士，可以说就是国家的脊梁！让我们以古人为镜来勉励自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