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州地坑院

王剑冰

你知道“陕”是哪里吗？你一定会说，陕西。其实，陕在河南的三门峡，古时称为陕州，陕以西才为陕西。造物主随性造的这一块陕地，险崛而奇特。黄河南只有两条狭路可通东西，并汇于函谷关。从洛阳伸出的丝绸古道，至今仍留有一段深深的车辙痕迹，人称崤函古道。古道一直没入崤山天险，著名的秦晋崤之战即发生在此。秦皇汉武东巡的车辇，在函谷关写出《道德经》的老子，诗人李白、杜甫们，还有从这里出去的杨玉环、上官婉儿，无不要过这条古道。

千仞峭岩与万里怒涛的冲撞挤压，也在陕地托出了三道塬。不知何时起，身受仰韶文化浸润的陕州人，渐渐地在三道塬上将穴居与窑居的生活方式衍化成了地坑院。你能想到吗？多少年间，竟然有成百上千个村落，潜伏于地平线之下，成为世界奇观。

好些年前，头一次住进地坑院，感到有一种四合的凝聚与向下的沉淀力。院子像塬上开的天窗，所以人们不敢大声地说笑，怕吵了天地。天黑严的时候，繁星框了一院子，巨大的安静，使夜溶解得贴切而真实。偶尔有小曲传出，那种抑扬顿挫的眉户调，混合着蛐蛐、咕咕喵、南瓜花、扁豆花的声音，实为一种天韵，有女人在这天韵中剪着窗花，消磨一天中最后的时光。三道塬，相互交织和延续的，也许就是这种简单的安逸感，那是最本质的乡土的味道。

一位老人从坑院里走上来，见了我，看着不认识，话语却出了口。我赶紧回应，声音里，竟然有一种亲切与感动。一位红衣女子一点点地从地下冒出，手挥扫帚，坑院上方一条小路显现出来。这是新婚不久的女子，来的时候，柿子还在树上，红炫炫地挂满坑院四周。

雪片似梨花，覆满整个陕塬，勾勒出一个个坑院。谁家拦马墙散出了炊烟，让塬上的黎明活泛起来。一条狗钻上来，雪塬有了一溜花瓣。这时候听见了鸡鸣，起伏于无边的沉静中。

坑院虽不用一砖一瓦，却有自己的味道和风骨，所建必有遵循，所用必有遵守，所设必有尊重，说到底，还是民族的智慧，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活化石。只是听老人说，许多人进城去住，许多老院子因为没人打理，都逐渐荒废坍塌了，让人心疼。

独特的陕塬，高险平阔，南有重峦叠嶂的崤山，北临沉郁雄浑的黄河，深沟狭壑纵横。站在这样的地方，该是有诗的。唐玄宗旅次陕州，曾吟出“境出三秦外，途分二陕中。山川入虞虢，风俗限西东”的诗句。当时驻跸哪里呢？想他没住地坑院，若在地坑院留住一晚，诗中情怀当更为雄奇。

一代“诗圣”也错过了地坑院，黄昏时匆忙投入的是石壕村的靠山窑。那地方离塬上并不远，却存有不安定因素。如果老杜走上塬来，住在坑院，情境或有不同。说不定晚年会选择这里，茅屋也不会为秋风所破了。

又过去多少年，慈禧来了。慈禧避乱长安回京，没走回头路。光绪二十年九月，慈禧的銮舆进入函谷关，到这里天色已晚，只得在地坑院落脚，陕塬人没有亏待她，腾出最好的窑院，点起过山灶，给她做“十碗席”。高高在上的慈禧对现在高高在下有些不适应，然而面对舒适和美味还是做了一回普通人。

想李白、苏轼来，会把坑院当成一方金樽邀月起舞吧！地坑院是一个个模子，能翻模出乡情的孤绝与惊喜、诚厚与质朴。

陕塬人虽安于一隅，但性情刚毅，遇日本人来犯，自发组织，不让侵略者安宁。至今这里仍有遗迹，纪念抗争中的牺牲者。

自古以来，对于尘世，这里都是远避的、深藏的。这些年，当地实行旅游开发措施后，地坑院就像尘封的窖酒醇香四溢。但纯粹的乡情越来越多地远离了视线，少了些安静，多了些喧闹，多了些生意人和花花绿绿的游客。有人来看建筑，有人来搞摄影，有人支着画板写生，有人搜集俚语唱曲，有人学习泥砚剪纸，有人什么也不为，就为了看看与自己的老屋有什么不同。

再次来到地坑院，梨花正旺，路新修了，路边的树整齐地刷了白的腰，还有一些红红绿绿的标语、一些不和谐的汽车喇叭声。总感觉景色变了味道，就忽然有些不高兴。我四处张望，通向外面的村路在塬上起伏，渐渐升出一个人，又升出一个人，近了才看清是年轻的姑娘小伙儿回城里去，他们身后是年迈的老人，千叮万嘱地相送。年轻人渐渐没入塬下，只剩纷舞的梨花与摆手的老人。我突然有些伤感，当年坑院里种梨，是图吉利的意思，现在倒有一种离别之情，有些莫名的舍不得。再多少年过去，坑院里还会有人厮守吗？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从一个人身上辨认出契诃夫

①在人艺看话剧《万尼亚舅舅》，三小时的剧长，李六乙竟一处也没舍得删。结束时已近晚十点，出剧院才发现下雪了，薄薄的细雪敷在车顶上，在夜灯反射下闪着碎银一般的光。那一刻我感慨万千，似乎第一次看清，契诃夫已嵌入我的生活很多年了，不是通过书斋式的阅读，而是通过一道道四面八方折射过来的光。

②我得到的第一本与契诃夫有关的书是《惜别樱桃园》，由童道明先生签送给我。那时我还不知，童先生早年留学苏联时，就已决定把自己的一生和契诃夫联系在一起。全身心地阅读，毕生地翻译，进一步又创作剧本。不是灵魂相应，怎可想象，一个著名的戏剧评论家，晚年要做剧作家。当然，世间也因此多了两部与契诃夫有关的戏：《我是海鸥》与《爱恋·契诃夫》。

③和童老师交往，最初是编辑和作者的关系，我约他写了很多次契诃夫，他写的都不重样，像一口源源不尽的井。童先生一直不用电脑，文字都写在稿纸上，怕我认不清字，每次去他家取稿时，他总要先给我读一遍，还即兴发挥，讲点契诃夫的迷人轶事。对我这个酷爱买影磲的人来说，这就等于得到了契诃夫正片之外的花絮。我由此知道了契诃夫与托尔斯泰、高尔基之间的友谊，也知道他深爱的两个女人，一个成为《海鸥》中妮娜的原型，一个在舞台上演绎了这个角色。我就这样一点一点潜移默化地认识了契诃夫。

④《万尼亚舅舅》上演前，我照旧想请童先生写篇文章。因为李六乙导演的这个戏，剧本就是请他翻译的。取稿的那天天寒地冻，这次他没有读给我听，而是说你来读吧。看他坐在沙发上，已做好了聆听准备，我便也坐下来开始读。稿子共四页，写在印刷品的反面，字儿小，里面涂改无数。念起来打磕绊时，他就帮我辨认。上面照例有契诃夫作品的引文，念着念着，我竞像舞台上的演员一样动情起来：“我们要度过一连串漫长的黑夜，我们将会听到天使的歌唱，我们将看到镶满宝石的天空。人间所有的痛苦，都会淹没在慈爱之中，我们曲生活会变得安宁、温柔，变得像轻吻一样的甜蜜。”

⑤这是《万尼亚舅舅》的结尾。很快我就有机会，听演员将它念了一遍又一遍。先是看了彩排，当然是借了童老师的光。去之前我曾犹豫，这种不穿戏服的剧透式观看会不会影响我正式看戏的情绪，但看完我就不后悔了，因为只有彩排，你才能看到导演与全体演员在戏结束时眼中的泪光。他们都入戏了，连我一向熟悉的濮存昕都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愁容骑士。不短不长的头发，怎么看都乱糟糟的，以至于正式演出前，我从他手上接过票，就赶紧离开。好像不忍面对这个被生活打败的“万尼亚舅舅”。

⑥这么多年在北京上演的契诃夫的戏，尤其是人艺舞台上演出的，我差不多都看过。奇怪的是，一个演员接了契诃夫的角色，那角色就好像住进了他的身体，或者说，那角色一定会把他生命中的某些部分唤醒。而像我这样的观众，便也常常能看到戏里与戏外的联系。在我看来，扮演索尼亚的孔维，排练时的感觉比舞台上的好。或许因为不穿戏服，不打灯光，我始终能感到她那种因为年轻，因为缺乏历练而有的怯生生的劲儿，是很合角色的。真实的演员生活，并不像娱乐新闻渲染的那样光鲜，寂寞与等待属于大部分演员。听孔维演的索尼亚劝舅舅“要忍受漫长黑夜，要耐心忍受命运给我们的考验”，我总觉得，那也是她说给自己听的。契诃夫的台词，总是那样富有感染力，不经意间就能将人的心弦拨动。

⑦比起孤零零的剧本阅读，我更愿意在生活中与契诃夫不期而遇。

⑧我曾一连几天跑小西天电影资料馆，去看土耳其导演锡兰的电影，说不出的喜欢。后来看到他的《五月碧云天》，是请自己的老爹做主角拍的戏中戏。锡兰导演要拍戏，而他的老爹只惦记家中院子里的那些树，听老人诉说着自己与树的情感，我已经联想到了《万尼亚舅舅》。在影片最后，果然看到一行字幕：献给安东·契诃夫。原来，锡兰导演是以《五月碧云天》向契诃夫致敬。我心仪的另一位导演新藤兼人，晚年在拍《午后的遗言》的时候，让两位演过契诃夫作品的老演员重聚，并在一起念电影台词：“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完结，我们还要活下去。”这又让我联想到童老师所说的“契诃夫式的乐观主义”。

⑨朋友曾送过我电影光盘，有一天打开看，发现它竟然是路易·马勒1994年拍的电影版的话剧《万尼亚舅舅》。演员几乎都是坐下来表演，台词也译得很美国化，很口语、很生活，它让我再次感到契诃夫的神奇――所有的导演，都认为契诃夫写的是现代剧，无论用俄罗斯方式还是美国方式，抑或中国方式，都能走近它。

⑩而我，如此细碎地写出《万尼亚舅舅》演出前后的一切，是因为其中的每一个场景、每一个细节，都在构筑一个活生生的契诃夫。契诃夫于我，从来不是词汇、术语堆叠出来的经典，而是如此这般地出没于生活之中。你从一个人身上辨认出契诃夫，就是对自己的灵魂做一次确认，确认疼痛还不够，同时还要确认，生活里有种东西值得你继续为它付出。这样好像也是为了，别人能够再从你身上，辨认出你的灵魂以及契诃夫的种种。

（取材于孙小宁的同名散文）

就像去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布给了鲍勃·迪伦，今年瑞典文学院又避开热门，将其授予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

有人借此调侃诺奖“万年陪跑王”村上春树。（甲）不过村上春树自述读过石黑一雄出版过的每一本书，且评价说：“至今为止，我阅读石黑的作品时，从来不曾失望过，也从未不以为然。”（乙）他甚至说：“近半世纪的书，我最喜欢的是《别让我走》。”（石黑一雄2005年作品）

（丙）石黑一雄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他对困扰现代社会的历史、科技、道德责任等问题的线索都是通过故事展现出来，既不矫揉造作，也不生硬粗冷。一个个温暖而又感人至深的故事在艺术笔触下娓娓道来。他挖掘并细致地展示了普通人彬彬有礼的外表下下隐藏着的真实的内心世界及震撼人心的情感之流。

大家孙瀛洲

当代中国文博界，被人称之为专家甚至“著名”专家好像不太难，但称得上“大”的不多，孙瀛洲先生即是这少数中的一个。

孙瀛洲1893年出生于河北冀县一个贫苦的家庭。1900年到北京“同春永”古玩铺做学徒，后又到“聚宝斋”、“铭记古玩铺”任职。他聪明好学，积累了丰富的文物基础知识。

早在20世纪30年代，孙瀛洲先生就对历代瓷器了如指掌，先于他人准确鉴别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以及元代至明代的永乐、宣德、咸化、弘治瓷器。1956年，孙瀛洲受聘到故宫博物院专门从事古陶瓷研究、鉴定工作。面对故宫数以万计的陶瓷藏品，孙先生如鱼得水，他曾说：“活到60多岁，没想到还能为人民做一点事，内心很乐意接受这一工作，并愿意把我几十年在文物认识上的一点经验贡献给祖国的文化事业。”孙先生对自己在古陶瓷鉴定方面的经验进行总结，先后发表了《明嘉靖青花加彩鱼藻罐》、《试谈永乐、宣德景德镇官窑瓷年款》、《元明清瓷器的鉴定》等有关瓷器研究鉴定的论文9篇，文章中归纳的鉴定经验，对古陶瓷鉴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期间，有一次孙先生让人们把宋代官窑、哥窑、汝窑瓷器及一些明清的仿品放在一起，他背过身，人们打乱摆放次序，他闭上眼，转过身来，用手摸，一一准确地说出了各自的名称。

明清时期的墓葬出土瓷器很少，带纪年的更少；造型不像唐宋及更早期的瓷器那样有相对固定的标准。明清各个朝代的年限不长，瓷器的品种又繁杂，连续性又较强，因此明清瓷器的鉴定有自己的特殊性，对其进行精确的断代是非常困难的。孙瀛洲先生以明清带年款的官窑瓷器作为标准器，把不同朝代的瓷器所具有的不同时代特征排比出来，进行研究归纳，并将这些“鉴证”提到理论化的高度再用以指导鉴定实践，为明清瓷器的科学鉴定奠定了基础。孙瀛洲先生是我国采用类型学方法对明清瓷器进行排比研究的第一人，他使明清瓷器的鉴定从朦胧走向清晰。

孙瀛洲先生还是一位真诚待人、诲人不倦的教育家。身为古陶瓷界德高望重的大专家却从不摆架子，热心培养青年一代，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知识、经验传授给同行。有时生病在家休息，还让学生到家中听讲，对年轻一代寄予莫大的期望。孙老桃李满天下，培养出一大批文物鉴定人才，其中既有耿宝昌先生这样堪称古陶瓷鉴定“泰斗”级的专家，也不乏为数众多、各领风骚的中青年栋梁之材。

孙瀛洲的生活是朴素的，平日一身素衣，一日三餐也是极其简单，每星期只吃一次肉——二两猪头肉。过春节，自己动手给孩子们做糖葫芦吃。可是，为了收购绝世珍品成化斗彩三秋杯，孙瀛洲当年一掷就是40根金条。旧北平古玩商会会长要高价收买，孙瀛洲不为所动，坚决拒绝。

孙瀛洲的子女曾说过，觉得父亲好像就因为文物才来到这个世界，全身心投入到文物当中，生活在文物当中，就像他只有文物。据女儿回想，视古玩如命的父亲是向来不会让家里人看他的珍宝的，常常自己关门把玩甚至忘了吃饭。私藏丰盛到不可想象，但家里的日子却非常简朴，她冬天戴的手套都是母亲用袜筒改的。正是这种对陶瓷的热爱，使得孙瀛洲收藏了一大批高质量的陶瓷精品，从晋唐名瓷，宋代五大名窑瓷器到明清瓷器，无所不包，自成系列。

1950年，为抗美援朝，孙瀛洲拿出一批珍贵文物义卖，所得款项全部捐献国家；1956年以后，出于爱国热忱，孙瀛洲毅然将毕生收藏的文物精品2900余件全部捐献故宫博物院，陶瓷占2000多件，其中25件珍贵瓷器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国家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森先生说，孙瀛洲先生“从学徒到经营者，从经营者到收藏家，从收藏家到文物鉴定专家，从文物鉴定专家再成为文物捐赠大家，这是一条自学成才的道路，也是由小我到大公的升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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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清瓷器鉴定有四个要点，即：造型是鉴定瓷器的重要依据；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纹饰与色彩；掌握住明、清两代款识的规律；细致观察胎釉的特征。如果满足于局部的特征相符而失于整体的条件不合，或只看外表而忽略器里，或但观釉色而不问胎质，都是片面的。所以说造型、纹饰、款识、釉质与胎质等鉴定方法必须同时并用，方能收到全面一致的效果。

（摘自《孙瀛洲先生谈元明清瓷器鉴定》）

②孙瀛洲先生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明成化斗彩三秋杯、宋代哥窑弦纹瓶、元代红釉印花云龙纹高足碗等25件瓷器被定为一级文物，即国之重宝。如今，故宫馆藏数十万件古陶瓷中只有几百件是国家一级文物，这意味着孙瀛洲捐献的藏品奠定了故宫陶瓷收藏的基础。

材料一：

空巢老人是指无子女或子女不在身旁的老年人。据2017年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预计到202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到2.55亿人左右，将总人口比重提升到17.8%左右；空巢老年人将增加到1.18亿人左右。客观地讲，在我国目前未富先老的情况下，要彻底解决空巢老人“不敢老”的问题仍存在困难，需尽量采取多种措施以减少老年人的担忧。

（摘编自王庆海《破解空巢老人养老难题》）

材料二：

空巢老人的问题，折射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交织着现代化过程中的矛盾。地区发展不均衡，劳动力候鸟式的迁徙就不可避免；社保制度的割裂，使各种保障难以无缝衔接；户籍制度的坚冰，让老年人随子女迁徙难度加大；政府投入不足和民间资本进入不畅，导致养老服务供给不够且水平较低……时代的列车一往无前，老年人却已步履蹒跚，而最为弱势的空巢老人，更是难以承受的时代之重。

从要求各级政府“用于养老服务的财政性资金重点向农村倾斜”，到提出“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问题正在破解。而此前不久，国务院决定合并“新农保”和“城居保”，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无疑将有助于解决老人们面临的问题。

（摘编自贾壮《“空巢”之痛时代之重》）

材料三：

农村空巢老人安全现状令人担忧。具体体现在：一方面由于年老体弱而面临着外在危险的威胁，由于年老体弱，老人在受到外力侵害时无力抵御和抗衡；另一方面由于年老体弱而多陷“内在疾患”。调查显示，农村空巢老人的患病率在80%以上，甚至有50%以上的老人患有两种以上的慢性疾病。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农村空巢老人安全问题主要发生在以下六个方面：自理能力下降，慢性疾病，消防隐患，用药不当，不法分子诈骗、入室盗窃、抢劫，住房老旧。

下图是对农村空巢老人猝死家中的原因的调查统计分析。

（摘编自张晓琼、侯亚丽《晚年何以安度：农村空巢老人安全保障问题研究》）

材料四：

一方面是老龄化社会的步步逼近，一方面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如何把“互联网+”和养老服务结合？南京市民政局目前正在进行这样一种有益尝试。

这种基于“互联网+”的“一键呼叫式”养老模式，其最大的特点和优势就是便利，而便利也往往是老年人群体所最为期待的。通过“互联网+”把以上这些老人在居家养老过程中可能用到的各种资源、服务整合到一起，老人身边只要有一个电话或手机就可以轻松享受这些资源和服务。

养老服务网络等于是通过“互联网+”这种新的技术手段，在市场和老人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而密切的联系，进而实现双方的共赢。

但我们也要看到，老年人群体要想充分享受到这种服务的便利，就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那么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需要对那些被纳入养老服务网络的企业、商家在服务质量、服务价格上给予必要的引导，以避免有企业和商家哄抬服务价格，导致老年人群体消费不起的情况；二则，对于那些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老年人群体，政府应该加大养老补贴和救济的力度，以类似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来帮助他们享受养老服务网络上的各种资源和各项服务。

（摘编自苑广阔《盼“互联网+”惠及更多空巢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