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从公安部交管局召开的全国视频会获悉，今年以来，全国公安交管部门严抓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现象治理，查处不礼让斑马线违法行为同比上升3.4倍，因不礼让斑马线造成人员伤亡的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18%和9.3%。

公安部数据显示近3年来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事故中，约9成是机动车未按规定让行导致。为进一步整顿城市交通秩序，公安部交管局要求各地创新管理举措。各地要安排民警、辅警在行人过街流量大和未设置交通信号灯的斑马线处执勤，适时组织执法小分队加强重点路段、路口整治，加大现场查纠力度。各地公安交管部门还要对非机动车道、人行横道及信号灯和标志标线进行全面排查整改，确保交通信号设施有效、科学、规范。

公安交管部门还将联合其他相关部门一同参与，如会同交通运输等部门，组织公交车、出租车等车辆驾驶人带头遵守让行规定；会同文明办、团委等部门，动员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工作人员以及文明交通志愿者参加文明交通劝导和体验活动等。

各地公安交管部门要认真分析本地斑马线管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坚持零容忍、全覆盖、严执法，像治理酒驾一样，深入推进不礼让斑马线治理，牵引城市交通秩序整体提升，带动市民文明素质和法治意识整体提升。

（摘编自新华社《今年因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造成伤亡的事故同比下降》，有删改）

材料二：

从长沙市城区机动车斑马线不礼让行人事故辖区分布情况来看，岳麓区、雨花区、开福区事故数量最多，占全市城区机动车斑马线不礼让行人事故数的80%。

从全市城区机动车斑马线不礼让行人事故时间分布情况来看，天心区、岳麓区、开福区机动车斑马线不礼让行人事故高发时段为夜间18～24时；雨花区则为上午6～12时居多，其余时段分布较为平均。

从全市城区机动车斑马线不礼让行人事故受害人年龄分布情况来看，除天心区外，其他区域，机动车斑马线不礼让行人事故受害人年龄以50岁以上居多。

（摘编自红网综合《大数据告诉你“斑马线上的安全”有多重要》，有删改）

材料三：

江苏宿迁是一个地处苏北，在全国知名度并不高的地级市。然而，交通治理工作却走在了全国前列，甚至已经达到欧美发达国家水平，私家车礼让率高达90%以上。取得这样的成绩，根本原因就在于交管部门有着较强的责任意识，不断创新交通管理工作的新手段和新方法，对不礼让斑马线的行为严管重罚，从而使私家车主逐渐养成了礼让斑马线的文明习惯。

（摘编自萍乡文明网《礼让斑马线不应“公”“私”有别》，有删改）

材料四：

礼让斑马线的本意是深化城区交通秩序整治，提高广大市民的交通法治观念和文明交通意识，让人人都可以享受秩序交通带来的好处。我们不该单单纠结于目前实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应从自身做起，遵守秩序。对于交警来说，应对如何礼让行人有权威解读：对于司机来说，积极了解政策；对于行人来说，也不应有恃无恐，应严格遵守交通规则。斑马线的文明需要保证司机与行人之间的平衡。对司机的违法行为坚决惩戒，同时对于行人的违法行为也绝不姑息。只有建立起车与人共同对规则的遵守和敬畏，心中都有了“火线”，才能真正实现斑马线文明。

（摘编自胶东在线《礼让斑马线彰显城市文明的一道独特风景线》，有删改）

《逍遥游》是《庄子》内7篇之首，又是整部《庄子》的开卷第一篇。不管《内篇》是否庄子手订，把《逍遥游》放在首篇，客观上也的确显示了它在整个《庄子》中的突出地位。这足以证明编书者是一位对庄子思想理解极深又有高明见解的人。

庄子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种独特的思想学说——逍遥哲学的开创者。“逍遥”一词在《诗经》中就已经出现，但作为哲学概念和对人生心理状态的抽象哲学概括来使用，却始于《庄子》。它的内涵虽然继承了《诗经》中的基本义项，但总体而言又不同于《诗经》中的“逍遥”，而是更丰富了。从《逍遥游》的内容来看，“逍遥”在这里是指一种超凡脱俗，不为身外之物所累的一种心理状态和精神境界，近乎我们今天所说的“绝对自由”。追求“逍遥”是庄子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也是整个庄子思想的核心。庄子思想的庞大体系，就是围绕着这个核心构建起来的，其他一切思想观念和理论元素无不与这一核心存在着紧密联系。正是在这个基本点上，显示了庄子思想区别于其他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的主要特质。因此我们可以说，庄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就是一整套关于追求“逍遥”的“逍遥哲学”。若从“逍遥哲学”这个角度来观察庄子思想的各个部分，我们就会发现，庄子的自然哲学是它的理论基础，庄子的相对主义是它的认识论根源和走向逍遥境界的思想方法，庄子的社会思想是它产生及形成的心理土壤，庄子的文学思想和创作风格是它的具体表现和外化形式。

庄子认为，宇宙中包括人类在内的万事万物都是不逍遥的，因为它的存在和生活方式都是“有所待”的，即有条件的、受限制的，因而都是不自由的，即使那些自以为逍遥，表面上看去也貌似逍遥的人与物，也是如此。比如，在《逍遥游》中描写的貌似逍遥的大鹏，是很不自由的，因为体形太大，飞翔时不仅需凭飓风之力来托付，而且还必须有大的空间才能展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才受到小鸟斥鴳的嘲笑。斥鴳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大鹏优越，是最自由的。其实这正反映了它由于生活环境的狭小所带来的局限，因为它无能力到广阔天地中去遨游，所以形成了目光短浅的习性。这讲的是万物在空间上的局限。

在时间上也是如此。朝菌不可能了解一天之外发生的事情，寒蝉不可能知道一年四季的变化，而生命长的灵龟和大椿也不能知道其生前死后的事。这讲的就是万物在时间上的局限。至于人类，看上去似乎比动、植物自由得多，实际上他们所受的限制也更多，除了名利、富贵之外，还有伦理道德、感情欲望等多种牵累，而且对死亡的恐惧和担忧的精神负担，远远超过其他生物。从受限制这个角度来审视人生，人是世界上所有事物之中最不自由的。所以庄子认为只有“无己”的“至人”、“无功”的“神人”、“无名”的“圣人”才是进入绝对自由境界的人，这就是庄子的理想人格，而“逍遥游”也就成了庄子理想的人生境界。

（节选自《智通庄子——游心于物之初》）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谓如火如荼。人工智能已由一般性工作向具有创意性的工作扩展，其中人工智能在艺术领域的运用就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尝试。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甚至恐慌：难道人类最后一块领地也要被人工智能占领了吗？

人工智能艺术创作与人类自身的艺术创作的区别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是“身体”。也就是说，人工智能之所以是“人工”而不是“人类”，就在于它不具备人类的身体。而艺术创作与人类的身体具有密切联系。

首先，艺术家的身体对外界环境的感知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动力。艺术创作的触发是艺术家主体和外部客体之间共同作用的结果。清代画家郑板桥画竹，正是因为他看到了“院中之竹”后，“胸中勃勃，遂有画意”，这个“画意”就是艺术创作的冲动。虽然人工智能现在也可以通过看图进行艺术创作，但人工智能的“看”与人类通过身体的“看”具有本质的不同。人工智能的“看”与其说是一种“看”，不如说是“数据分析”。通过分析所“看”之物的数据，人工智能再调动内存数据库，找到合适的模型、编程进行所谓的“艺术创作”。

其次，艺术家的身体状态影响着艺术创作过程。一方面，艺术家在进行创作的时候，整个身体都会进入到一种不同于日常生活的状态。古希腊柏拉图认为，诗人在吟诵诗歌的时候会进入到一种“迷狂”状态；而中国古代诗人写诗之前也强调要进入到“虚静”的状态。另一方面，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其喜怒哀乐均会影响到他的艺术创作。艺术家通过艺术创作将自己的想象、情感、志向、思想等内容通过艺术表达出来。而对于人工智能艺术创作来说，其艺术创作过程仅仅是数据的整合、模型的筛选等计算、推理过程。人工智能并不知道自己所“创作”的艺术为何物，对于它们来说，这些艺术仅仅是冰冷的数字与毫无温度的符号而已。与艺术家有生命的人的身体不同，影响着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的是它数据库的大小以及学习能力的强弱。

再次，艺术家在创作艺术的过程中，也在改造着包括身体在内的整个自己。马克思指出，当人通过劳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毫无疑问，艺术创作也是人类的一种劳动实践。艺术家在艺术创作的实践过程中，一方面是把自己的本质力量通过艺术对象化出来，另一方面对象的特质也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对主体形成了某种反作用。正所谓“文如其人”——文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同时“人如其文”——人也会受到文的反作用。但是，对于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过程来说，即使它可以对人工智能产生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仅仅是人工智能对艺术创作的经验和情感的积累，而且这些积累是作为一种数据和符号保存在人工智能的存储器之中，这显然与人类本身的艺术创作截然不同。

毫无疑问，人工智能艺术创作也为艺术家带来了更多挑战，在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艺术家如何让自己的艺术作品与人工智能艺术作品竞争？艺术家如何让自己的艺术作品不同于人工智能艺术作品？这些问题将促使我们去思考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与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的关系。

（摘编自张新科《艺术、身体与人工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