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织带

周吉敏

水碓坑，一个“脸”朝西的小村。村名藏起了旧事——在明朝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光里挨家挨户手工做纸这件营生。

上午,村庄与太阳隔岸相望。特别是冬日，自然的丰茂褪去，小村就凛然地裸着。正午，阳光才摸进村来，像电影的慢镜头推进，每处细节像幅画的画框。而绘画的内容是一位织带的农妇。我看她，就像看一幅画。

坐在竹椅上的她，没在阳光里，头发闪着银光，像鱼儿在水里。她的一双手，像鳍，帮助她在水中活动。而这双手的活动范围只在一个矩形木框上。

这是一个平面的矩形木框，大约长六十厘米，宽十四厘米。木框两条长边的内侧有槽，是中间那根木条上下活动的轨道。一头的宽边有一方形的孔，中间的木条从中穿过。推动木条的力于木条一端的把手。木框通体发着荸荠紫的光，是手和线与它长期摩擦出来的属于这个木框的光阴。

我实在难以描绘这种只有几根木条组成的工具——织带架。这种完全服从手的工具，直白到没有任何可以描述的繁文缛节。但我从这个简单的工具里看到一双手。是手让工具成为忠实单一的仆人。

织带架的一边顶在院墙上，陷进厚厚的苍苔；一边顶在农妇的肚子上，陷进柔软的肚皮。来自丹田的力仿佛使这个狭长的木框悬浮于空气中。而蓝白两色棉线，绷紧在木框的上下两边，像谱线，被一双手编排出听不见的音乐。

此时，音乐是图景——“梅花”开了，一朵，两朵，三朵——一米长的带子上，最后会开满八朵梅花。其实，梅花是在一双像老梅干的手上开出来的。这双手像安排节候农事一样安排着梅花开放前前后后琐碎的事：带边是“两双”（四条）棉线，带眉是“四双”棉线，中间的花纹是“二十双”棉线。这多么像播种，这个土坑里放几颗，那个土坑放几颗。“带刀”像一张椭圆形的树叶，配合手，拉，勾，压，点，这打理线与线的关系就像一把锄头侍弄庄稼。手的再生功能也表现在它以“提手旁”与好多的字结伴，生成“打”“提”“担”“拍”等新的字，也是新的图景。这是一双手的伟大吧！

而不可见的线是光。图案也是光的踪迹——那些被树枝，或者云朵遮挡的，被水面折射的光，也被这一双手编织——那是“梅花”影子。

我的眼睛肯定拦截了一些东西,在场和不在场的事物只被我部分地框了进来。在这个过程中，我惊叹于一位农家妇女身体里携带着的艺术直觉。我甚至可以确定这艺术的直觉于她那柔软的腹部——是孕育生命的腹部把天生的艺术能量通过织带架源源不断传导上来。织带的几何图案，让任何一个几何学家或者擅长于透视的西画家也自叹不如。

农妇的艺术自觉培植于博大的自然和自身需要，这也是人类工艺起源的两个因素——不用于交易，只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创造，就像把树叶当器物，用苇叶编草席，这是人类的智慧。在机械和电脑凌驾于手工之上的今天，或许可阐释为人类原始的灵光。这个词在今天仿佛也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然指向遥远的造物之初。

这幅画面上的内容是可见的，当我进入它的空间后，却给我打开了多重的世界。这多么神妙。我清楚地看到：不用于交易的山野民众的工艺，总是在微小的事物上构建着意义——这是形而上。

织带是一块藏蓝的长方形土布的系带，这块布叫“围身”，带子就叫“围身带”了。围在身上除了保护衣服不易磨损，还可用作背娃娃的包巾，仿若少数民族的小背篓。

土布“围身”，在带子上动了繁密的心思。以“梅花”图案最为常见，也有“五世其昌”“福禄寿喜”“天长地久”等文字图案。这些文字指向词的本身，犹如创造之物投射到创造者身上——她们渴望的世界。这仅有的装饰，附在身体上，成为有象征意义的符号。

太阳在屋后山梁上那株老树的枝桠上挂着，织带架上的带子已开出两朵“梅花”，第三朵已开了一半。蓝白棉线交织出的图案，犹如雪中墨梅，骨子老得很。

一条织带暗示着时光的流逝。 织一条常见的“梅花带”，需要一天的时间，而织一条“文字带”需要一周时间。而我这个有着“梅花带”记忆的人，看到了另一种时间的流逝——从前，当下，今后。我们都有一双内在之眼，收集、整理、保存消失的东西，然后在某次视觉的经验中重新归来。这是怀旧，其实也是启示。看一幅画如此，看眼前的一条织带也是如此。

于我，在“梅花带”的第一朵梅花里，我看见我的祖母把围身围在衣服的第四颗纽扣处，两手把带子拉到腰后打个结，而围身的下摆一直铺到脚跟，走起路来，鼓着风“蓬蓬”地响着。双手仿佛永远没空的祖母，再也没有一只手伸出来牵我，我只能拉着围身，跟在她身边，从老屋到山野，或者到纸槽里捞纸。直到哭了，祖母才放下手中的活，解下围身朝我走来。围身从我后背裹过来，开着梅花的带子从我手臂下穿过，然后她背朝我蹲下来，长长的带子越过她的肩头，交叉于胸前，而后又穿过臂下，拉到后面我的脚弯处，打一个结，最后直起腰站起来。我已经贴在了祖母的背上了，小小的身体随着祖母的身体一起一伏捞纸，暖暖的，像在摇篮里，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

第二朵梅花里，我的祖母像老梅树上的一朵花瓣，随风化泥而去。那条“围身”搭在老屋那张落满灰尘的椅子的靠背上。有一次，我回到老屋拿起这条“围身”，手一拉带子，“梅花”随即寸寸成灰。此时，村里已没有人织“梅花带”，那些善织的老人都像花儿一样凋落了。

而这朵还没有织完的半开的梅花，是眼前织带的农妇——林秀凤，她今年六十五岁，夏天从城里回乡下住。一座七间老屋，只有她与老伴住，两位老人也不下田，也不做纸，闲不住了就从楼阁里找出织带架，买来纱线，慢慢的，慢慢的，在一朵梅花里打发时光。这时的梅花比往日开得慢了一个节候。

林秀凤已织好了三条“梅花带”。她说，都被外路人买走了，一条一百五十元钱。

“梅花带”在即将遗落前夕显出另一种价值来。

此刻，太阳落下去了。我一直描述的这幅画的内容开始模糊不清，最后消失不可见——一切埋藏在黑暗里，如白雪覆盖大地。

给黑夜以雪的款待。雪里的梅花还会一直开吗？在这东海一隅的山坳里。

中国旧小说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是指叙述人并不进入作品，而是站在统揽全局的位置上，仿佛世间万事万物无所不知晓、无所不能表现。如此，虽便于展现广阔的生活场景，自由地刻画、剖析人物，但失掉了文学联系生活和读者的最宝贵的东西：真情实感。

鲁迅对全知全能的外视角叙事的突破和改造，运用的是限制叙述原则。所谓限制叙述，是指叙事者所知道的和书中的人物一样多，这就从根本上破除了作者那种居高临下妄断一切的专制态度，以有限的职能和平等态度建立起作者与读者的新型关系，从而赋予作品以真诚性和逼真感。

第一人称小说在《呐喊》和《彷徨》中超过半数。第一人称叙事的一种情况是内部第一人称叙述，“我”是故事的主人公或当事人，如《狂人日记》。鲁迅在必须真实的体裁——日记中去虚构一个“迫害狂”的文学故事。当狂人成了小说的叙述者后，立刻把读者引入到他自己观察和体验到的世界，他对世俗社会、历史文化的“吃人”本质的认识，他的浓重的“罪感”意识和容不得吃人的人、救救孩子的精神挣扎，在常人看来是语无伦次甚至荒唐的格调中显示出惊人的真实性。以第一人称叙述所冲淡和消解的文学故事的虚构性也许是《狂人日记》的最大艺术成功。

第一人称叙事的另一种情况是，“我”虽是故事的讲述人，却以旁观者的身份出现。这可称之为外部第一人称叙述。如《孔乙己》。《孔乙己》中的“我”只是咸亨酒店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小伙计，他对周围的世界和社会世相没有多少明确的冷暖感受和是非观念，但孔乙己的穷酸、迂腐、落魄、善良和痛苦，以及这个世界对社会“苦人儿”的态度，都在他的带有童真的眼光和心灵中被不动声色甚至朦朦胧胧地折射出来。读者自然会伴随着叙述人，开始以一种超然的、调侃的态度对待孔乙己，说不定还会“附和着笑”。最后随着孔乙己的惨死而“我”的叙述口吻反倒越发轻松、平静起来时，表层叙述与真正意义的矛盾冲突也达到了高潮。这种矛盾所产生的压力和张力往往能产生比正面的、直接的引导更强烈的艺术效果。最终必然会使读者从表面的“误导”中走出来，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矛盾，感受到社会的不平以及建立在不平和矛盾基础上的人心的“冷漠”，从而以内省的态度思考自己与悲剧故事的关系和应负的道德责任。

内部第一人称叙述大多以充沛情感、激越语调和明确的思想倾向性构成直接作用于读者的力量，外部第一人称叙述则是借助叙述者的超然的或近乎“无言”的存在，把作家自身的心理经验经由完全中立的叙述间接转移到读者的灵魂波动中。无论“内部”或“外部”，第一人称“我”的“当事人”和“在场者”的身份，使小说这种虚构的形式具有了极大的艺术真实性。

（摘编自姜振昌《<呐喊><彷徨>：中国小说叙事方式的深层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