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舆论暴力”的清醒批判

——关于电影《搜索》①

《搜索》不过是揭开了今日某些媒体权力膨胀的一角：一段随机抓拍的手机视频未经任 何求证，连起码的平衡报道原则都不顾，就冠以道德批判的倾向性标题发布；次日虽然收到 了当事人的道歉视频，但为了保持公众对于事态与媒体的关注度，不惜压而不报。操纵事件 继续发酵。影片中媒体及其从业者为收视率和关注度炒作的“白领不让座事件”，不过是现 实社会中成百上千类似案例中的一例，但已足以揭示某些媒体被所谓“效应”绑架的糟糕现实。

如果说不经制约的媒体话语在影片中是恶的始作俑者，但这一行为还需借助网络这一当代社会最大的表征，集聚足够多的芸芸之众，才能制造出致人死亡的惨剧。网络言论凭借其匿名性、快闪性和众声喧哗的特点，让一些参与者可以不负责任地匿名发言而呈泥沙俱下之状，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会演变成素质低下的妄言詈语的狂欢舞台。正如影片《搜索》中所示，叶蓝秋所遭受的舆论压力主要来自网络论坛的谩骂和“道德审判”，她之所以要切断与外界的联系，躲到一家隐秘的旅馆，也是因为网络上的“人肉搜索”已经把批判从虚拟的状态转移到现实中真实的她身上，甚至于连累到她供职的公司和老板。网络匿名是把双刃剑，面对强势的公权力时，它可以成为另一个抒发的渠道：然而面对弱势的个体和群体时，它也可能变成作恶的挡箭牌。智者必须对此有高度的警惕。

无论是媒体还是网络，都只是一个平台，其善恶正邪的，归根到底是它们背后的人。影片《搜索》虽谈不上有意为之，但却客观上揭示了一个不乏深刻的社会现象——普通人甚至也是针对弱势者的施暴者。这种舆论暴力于一种“道德自觉”：无论是公共汽车上大声疾呼的售票员，还是闻腥起劲的媒体人，抑或是街头被随即采访的路人，他们之所以对叶蓝秋同声谴责，盖因他们自觉居于道德高点，他们自有着一种“共约”的正义感——这本来是这个社会向善与良性发展的希望和基础——然而问题是，很多很多的人在根本上是习惯性的“受众”，他们没有独立思考的传统，他们对正义与否的判断建立在媒体选择性和倾向性的信息过滤上，以及建立在某种自负的经验上；他们凭着某种表象来判断是非善恶，于是乎有时候就不免以讹传讹，人云亦云，以及感情用事，转移发泄。

生活在网络社会，习惯于虚拟生存的现代人另一项最大的威胁在于生活真实感和人际切身感的丧失。失去了真实感，言论施暴与围攻，就会十分轻率和随意；如同网络游戏中的厮 杀，没有了切身关联，人就丧失了换位思考、感同身受的痛觉。斯蒂芬 斯皮尔伯格在拍摄《辛德勒的名单》时，坚持让每一个角色都用历史真实人物的名字，并在影片最后让演员及其所扮演的角色原型相挽而出，目的就是要给观众一种切身感——这些人不是虚构的，他们曾经，如今仍然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如何在虚拟世界里保持本真性和切身感，或者二者选其一，这是摆在当下网民面前的一道问题。

(文章选自2012年7月13日《解放日报》，作者：刘海波，有删节)

注：《搜索》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癌症患者叶蓝秋因在公交车上拒绝让座，被人拍下视频，传至网络，引发人肉搜索，最终不堪重压自杀身亡。

①尽管网络文学已经发展了十几年，但什么是网络文学仍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不过，如果从媒介革命的视野出发，在不久的将来应该不再存在网络文学的概念，相反会出现“纸质文学”的概念。除了作为“博物馆艺术”传承的纸质文学外，网络将成为一切主流、非主流文学艺术的平台。

②目前的网络文学以类型小说为主，但也不是铁板一块。随着2012年互联网进入移动时代，针对移动受众阅读时间碎片化的特点，一些主打“小而关”的APP终端应运而生，如韩寒主编的《ONE·-个》，中文在线推出的“汤圆创作”，专门发表短篇小说的“果仁小说”，此外微博、微信公共账号也是相当活跃的个人作品发表平台。与此同时，传统文学期刊也开始进行“网络移民”，如由《人民文学》杂志推出的手机阅读平台“醒客”也于2014年7月上线。不过，传统文学要成功地实现“网络移民”不可能是原封不动的“穿越”，而是要经过脱胎换骨的“重生”。“内容一经媒介必然发生变化”，这是麦克卢汉那句“媒介即信息”断言的重要含义。所以，与其我们现在努力参照纸质文学的概念定义网络文学，不如直接去研究“网络类型小说”“直播贴”“微小说”这些自然生长起来的网络文学形态，在此基础上进行总结。

③媒介革命已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了，网络时代主流文学的建构必然是以网络为平台的。在这个汇集各种年龄、各种文化结构和文学趣味的“全平台”上，占据主流的应该还是类型小说，这是大众阅读需要决定的，也是文化工业的性质决定的。在理想的状态下，类型小说应该是分层的。其实网文作者现在就有“小白”和“文青”之分，“小白文”追求“爽”，“文青文”在追求“爽”的同时，还强调文笔和情怀。“文青”的粉丝团在人数上通常比不上“小自”，但文化层次和忠诚度都更高。某种意义上说，有些“另类”的“文青”代表着类型文中的精英倾向一一这里不是光有几个“大神”，还有他们大量的铁杆粉丝。由于网络文学即时互动的特点，每一部小说都凝聚了无数“集体的智慧”，作者更像是“总执笔人”。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铁粉”出钱出力、鼎力支持，在“小白当道”的总体阅读环境下，“文青大神”是活不下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几流读者才有几流作者。

④在大众的类型小说之外，还应该有各种小众的圈子，如“耽美圈”“同人圈”，以及上面提到的各种“小而关”等文学形态。这些“非主流”的小众圈子或有亚文化色彩，或有纯文学趋向，在文化观念或文学观念上进行探索，它们探索的成果可以推动更大众、更主流的文学的不断发展。对小众成果的吸收主要是由大众文学中的精英圈完成的，他们不但要吸收各种小众的文学成果（包括纸质文学），还要与思想界和文化界保持连通。大师级的大众文学作品不是只满足受众的阅读欲望，还要缓解他们的焦虑，并安抚他们的灵魂，网络文学这样的“集体创作”更是如此。如果这些作品能够与主流价值观对接，甚或参与主流价值观的建构，就自然是实至名归的主流文学。

⑤在主流文学建构的过程中，精英批评的力量是十分重要的。现在这部分工作主要是由“精英粉丝”自发完成的。学院派研究者如果要有效介入，必须重新调整定位。这不仅意味着研究方法的全面更新，同时也意味着研究态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一不能再以中立的、客观的、专业的超然态度自居，而是要以“学者粉丝”的身份进行“介入式研究”。研究成果发表的空间也不应只局限于学术期刊，而是应该进入网络生产场域。比如，对于现在网络文学的研究，知果学院派网络文学批评能够对具有精英倾向的作品进行深入解读，在点击率和网站排行榜之外，再造一个真正有影响力的精英榜，影响粉丝们的“辨别力”与“区隔”，那么就能真正“介入性”地影响网络文学的发展，并参与主流文学的打造了。

（注）小而关：在一个大工业生产均质化的时代，提倡“选取一个点，做到极致”的理念。

盯住刘大雄

王溱

卢浩被叫到领导办公室，进门便看到刘大雄。刘大雄是市纪委三处的头儿，主要负责党风党纪。

卢浩同志，根据有关人员举报，你和处里的有关人员在昨晚接受过下属单位的宴请，并接受礼品，严重违反了八项规定。刘大雄挺直了身子看着卢浩说。

卢浩的头“嗡”的一声，大了，解释道：我们就吃了个工作餐，至于礼品，那不过是属于试尝品，算不上礼品。

在酒店里吃工作餐？试尝品发放的对象是专家、市场营销、商家代表，你们算是其中的哪一类？刘大雄的话有些咄咄逼人，但卢浩意味凭两人的交情顶多写个检查。没想到，一周后市纪委给他和另外三名同去的党员，党内警告处分。

卢浩心里还有点不服气。这事放在以前算什么？卢浩现在最担心的是未来的前程。自己不到五十岁，还有发展空间，这下麻烦了。

想起这，卢浩心里就不舒服，对刘大雄一肚子“意见”。这天，不知谁又说起这事，说着说着又提到刘大雄。刘大雄就没有点“出格”的事？

卢浩心想，对啊，别人能犯错误，刘大雄就不会马失前蹄了？盯住刘大雄。于是卢浩一天一个人，下班后盯住刘大雄。但一连几天，刘大雄下了班也不离开办公室。卢浩纳闷，刘大雄连轴转也不嫌累？卢浩从心里有点佩服刘大雄了。

也许这些日子他们忙，过几天就会松闲。人一松闲下来就会考虑个人生活，那时就有好戏看了。卢浩鼓励同事。

晚上值班的同事打来电话，说刘大雄被一辆挂着公务车牌的面包车接走了。公务车牌？那就是说是公车私用了，单凭这点也是违纪。卢浩兴奋地搓着手。这回看他怎么说？卢浩突然有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刘大雄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大学毕业分配到了城市，一直干到处长。假如真的出了事，刘大雄会一下子跌落万丈深渊，从此抬不起后来。

卢浩的同情心占了上风。他掏出手机想告诉同事别跟下去了，但又想到，他刘大雄考虑过自己吗？想到此，卢浩又把手机放进了口袋。

快来吧，这里真的很热闹啊！好多公车，酒店门外还有登记的。同事有些激动又兴奋地说。

卢浩打车往酒店奔去。车到酒店刚停下，便有笑容可掬的小姐迎上来。先生是来参加慈善义捐活动的嘉宾吗?

是捐赠活动，不是饭局啊!他把同事拉到黑影处说。我这也是刚弄明白的。刘大雄是书法家协会的会员，来捐字的。慈善总会派车去接的。我刚才在登记处看到了，他捐了两幅条幅。

这一出戏演得真是让卢浩脸上无彩。

卢浩发现，刘大雄的加班，成了正常工作，甚至周六周日都照旧来办公室。卢浩他们也随着刘大雄的规律调换策略。周六周日也来“陪”着。

开始，无所事事，后来觉得时间这么流失了可惜，便开始看书，写笔记，甚至做第二天工作计划。习惯成自然，同事们都私下说，这“盯梢”工作变成了自觉工作!再后来，大家说起刘大雄来，更多的不是抱怨，而是钦佩了。

下午卢浩在楼道遇上一位妇女在打听刘大雄的办公室。妇女手里拿着一个大尼龙绸包，鼓鼓囊囊。卢浩脑子一下子飞速转起来。是不是来行贿的?卢浩觉得不能放过这个抓住证据的难得机会，便指了指刘大雄的办公室。他快步闪进旁边的开水间。在那里面可以清晰地听到走廊上的谈话。

刘大雄大概没在办公室，出来送妇女的是徐副调研员：这土特产刘处长不会收的，我们也不会收。你丈夫有问题，是他的事。但孩子有病做手术需要钱，我们力所能及捐点是应该的。

知道事情的原委后，卢浩久久没说话。年底到了，让卢浩意想不到的是，他们处获得先进。卢浩瞄了一眼刘大雄办公室，心里五味杂陈。

这天轮到小马晚上“值班”，但突然接到家里电话，说亲戚要来，让下班回家团聚。

卢处，能不能缓一天再盯?

不盯了，以后不再盯刘大雄了。卢浩若有所思地回答。

那盯住谁?

盯住自己。

（《光明日报》2017年04月07日14版，有删改）

将军的部队

李浩

我越来越多地想到他了。想到他，我感觉脚下的土地，悄悄晃动一下，然后空气穿过了我，我不见了，我回到了将军的身边，我重新成为了干休所里那个二十一岁的勤务员。

将军的部队装在两只巨大的木箱里。向昔日进行眺望的时候，我再次看见了那两个木箱上面已经斑驳的绿漆，生锈的锁，生锈的气味和木质的淡淡的霉味。

对住在干休所里，已经离休的将军来说，每日把箱子从房间里搬出来，打开，然后把刻着名字的一块块木牌从箱子里拿出来，.傍晚时再把这些木牌一块块放进去，就是生活的核心，全部的核心。直到他去世，这项工作从未有过间断。

那些原本白色的，现在已成为暗灰色的木牌就是将军的部队。直到现在，我仍然无法说清这些木牌的来历。我跟身边的伴儿说的时候，他只给了我粗重的喘息，并未做任何的回答。我跟他说，我猜测这些木牌上的名字也许是当年跟随将军南征北战的那些阵亡将士们的名字吧，我的猜測是有道理的，可后来，我在整理这些木牌的时候，却发现，上面有的写着“白马”“黑花马”“手枪”，而有一些木牌是无字的，很不规则的画了一些“0”。也许，将军稂本不知道那些阵亡战士的名字？

他非常缓慢地把其中的一块木牌拿出来，看上一会儿，摸了摸，然后放在自己的脚下。—块块木牌排了出去。它们排出了槐树的树阴，排到了阳光的下面，几乎排满了整个院子。那些木牌大约有上千个吧，很多的，把它们全部摆开可得花些时间。将军把两个木箱的木牌全部摆完之后，就站起身来，晃晃自己的脖子，胳膊，腰和腿，然后走到这支部队的前面。

将军说，我记得你，当然。我记得你的手被冻成了紫色。是左手吧？

将军说，你这小鬼，可得听话呀。

将军说，我不是叫你下来吗。

将军说，马也该喂了。

他用手使劲地按着眼角边的两道皱纹。

有时将军也和我聊一些和他这支部队相关的陈年旧事。譬如一个战士特别能睡，打完一场战斗，将军一发出休息的命令，即使他站着也会马上鼾声如雷。他脚还特别臭。将军说我原本想让他当我的警卫员来着，可我受不了他的臭脚。说到这里时将军的声音很细，并且有种笑意。他笑起来的样子让他年轻了很多。

将军还跟我说过逗蛐蛐、抓毒蛇、吃草根一类的小事，说过某某和某某的一点琐事，他很少跟我谈什么战争。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谈。要知道将军一生戎马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争，要知道将军在这无数次的战争中很少失败，要知道他现在指挥的这支木牌上的部队，很可能是在战争中牺牲的将士啊。

我悄悄地留下了两块木牌，那是两块没有写字的木牌，上面画的是“0”。原来我留下的木牌是三块，那一块木牌上写的是“白马”。对我这样一个从农村里出来的孩子来说，白马让我感到亲切。不过后来我把白马给将军送了过去，我看见那匹白.马从浓烟中站起来，回头望了一眼，似乎还有一声嘶鸣，然后甩下一路嗒嗒的马蹄声笼尘而去。白马是属于将军的。

对于将军那些木牌名字的来历，我曾经做过调查，当然这种调查是随意性的，我只是偶然地向有关的人提及，他们对我的问题都只能是摇头。似乎没人曾向将军提供过什么阵亡将士的名单，至少将军离休后没有。

那么木牌上的名字是如何得来的呢？它们是在什么时间成为了木牌，装满了整整的两个木箱？……

倒是干休所的王参谋向我提供了一个细节。他说他见过一次将军发火，那时我还没有来到干休所。他看见将军紧紧抓住一块木牌，对着它大声说，你就是再活一次，我还得毙了你！当时王参谋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将军把那块木牌扔出了很远，木牌划过地板时发出了一阵很脆的声响。过了很久，将军突然对王参谋说，你把木牌给我捡回来。将军接过了木牌，用手擦了擦上面的尘土，然后小心地把它放回了那些木牌之间。王参谋说他记不太清了，他记得好像他把木牌递到将军手上时，将军的眼红红的。

我的手指，抚摸着我一直收藏的那两块木牌。在我混乱的生活里它的位置却是一直都没变过。而现在，我抚摸着它们，感觉上它们变小了，但比以前更重了。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