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帽面

宋梅花

甘城的这个夏天，确实热得古怪。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稀奇事：在甘城小学旁的一条小巷内，来了个卖热面的，卖的是普通的葱花肉丝面，可人人都说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面的香味。常常凌晨两三点了，还有很多人坐在那里吃的吃等的等，像好久没吃东西了。随后再有人来，就找个地方，或站或坐，边聊边等。

卖汤面的小摊主，推着板车，每天晚上十点准时到来。板车篷架上挂着一张旧招牌，写着三个并不漂亮的毛笔字：草帽面。小摊主的头上总是戴着一顶草帽，从没摘下来过，像是他做生意的象征。

要吃面的人很快就排队了。吃草帽面，好像成了这个夏天的一种时尚。就是那些在酒馆茶馆刚出来的人，也往往会相约一句：“走，吃草帽面去！”无论吃面的队排得多长，卖面的师傅总是不紧不慢，不吭一声，一碗一碗地细心配料。他卖的面条，不是超市里买的机器面，而是手工制作的碱水面，一天就准备那么多。卖完后就大声说：“面没了！”语气中含着三分遗憾和五分歉意。后面的人听了，只能摇摇头，等明天晚上早点来吃了。

在他们心里，草帽面比大闸蟹还要好吃，还要香。

那头有个摆摊烤羊肉串的，看见草帽面生意火爆，非常羡慕。烤羊肉串的悄悄观察了好几天，不久便也卖起热面来。并且做了个漂亮的大招牌，人们只要经过那条巷口，就能看到“草帽面”三个金色大字。

小巷似乎更热闹了。烤羊肉串的很快就尝到卖草帽面的甜头。可好景不长，到他跟前吃面的人就越来越少。那些人宁愿排队，也要等那个老摊摊的热面吃。烤羊肉串的就纳闷了。他悄悄地拉住一个老吃面的人问：“为何人们都爱吃他的面？我的面条无论是材料还是做法，都和他做的差不多啊！”那人仔细打量了他一番后说：“因为你的头上没戴草帽啊！”“啥？这怎么说？都是草帽面，跟戴不戴草帽有什么关系呢？”

那人望了望那顶“草帽”说：“关系可大了。你知道吗？他是个复员军人，在部队是炊事班班长。有一次抗洪抢险，他差点被洪水冲走，幸亏被一块大石头挡住，才保住性命。可他的一块头皮，却被什么东西旋走了，从此留下一个很难看的大疤。为了生活，为了家里人，他才晚上出来卖热面。很多人去吃他的热面，除了面好吃，主要就是冲着他头上的那顶‘草帽’啊！”

三天后，烤羊肉串的老板又出摊了。不过不是卖热面，而是照旧烤羊肉串。只是在他身后，多放了些小塑料凳。很多要排队的人，都可以坐在他这儿等着吃草帽面。渐渐地，烤羊肉串的生意也给带动起来了。

（选自2018年第2期《微型小说选刊》）

靠什么拥抱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

①中国电影今天的繁荣，跟中国持续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紧密相连。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在总结产业化改革经验时，特别强调了树立国有和民营一视同仁思想的作用。诚如所言，从好莱坞用《真实的谎言》敲开中国市场大门，到华谊兄弟等民营公司全面介入电影产业链，电影从过去的相对封闭和保守，变成了一个向全社会开放的行业。

②自2003年全面推进电影产业化以来，不仅票房实现了从10亿元到400亿元的数十倍增长，更有银幕从不足2000块到接近3．1万块，影院数量从千余家到超过6200家，观影人次从7000万到11．4亿的巨大成绩。中国电影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机遇。

③市场的繁荣带动了投资的增长，也给中国电影作品拓宽了提高水平的空间。对于电影人来说，过去这些年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国产电影与进口片“共舞”，品种和品质都突飞猛进地发展；同时这也是一个野蛮生长的时代，不少低水平的“烂片”，因强势资本进入中国影院。正因为票房总量的打底，最近几年电影评价不再“唯票房论”，欣赏水平与创作水平水涨船高，国产电影开始扎堆出现“叫好又叫座”的作品。有调查显示，国产电影观赏性、思想性、传播度三大指数均位于“比较满意”的高位及以上水平。

④展望未来，大数据对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或许会产生更多促动效果。2015年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电影的“大数据”元年，标志性事件就是10月份广电总局实时票房数据平台上线。官方权威数据统计开始做到每日更新，艺恩网、猫眼电影等一批专业网站提供的数据也日渐专业，再加上电子票务、网络大电影等一大批新兴行业不断涌现，整个影视行业的生态链都发生着重大变化。

⑤有人说过，如果新型智能文明是土地，数据就是滋润土地的河流。如今每一个观众的喜好，都可以通过电影评分系统传递给市场和创作方，未来的中国电影，唯有更贴近群众、更承接地气、更呼应市场，才能在更紧密的创作与传播互动中，找到质、量齐飞的路径。

⑥可以说，中国电影升级换代的历程本身，也是一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历史的特写。《一代宗师》里有一句经典台词：“一念既出，万山无阻。”今天的中国电影人就站在巨大风口，笑看风起云涌，投入经济转型的时代潮流，再去赢得中国电影未来的下一个“黄金十年”。

（摘自《人民时评》，有删改）

   什么东西都可以低估，但唯独不能低估青春的能量；青年时期的积累与沉淀，往往影响着一个人一生的发展。

诗人艾青有句名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家国情怀是一种源自内心的质朴情感，也可说是每个人的立身之本。对于当代青年来说，只有常怀感恩之心、砥砺家国情怀，才能自觉地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社会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家国情怀深深植根于我们的灵魂之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铭刻于骨、融化于血。家国情怀既体现为一种民族大义，也是继续传承的文化传统。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戚继光抗倭保家卫国……回溯既往，从神话故事到历史典故，浓浓的家国情怀之中，都体现着民族大义。《礼记•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家国情怀世代相传，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基因。事实证明，没有伟大的国家和民族，就难言个人的尊严。因此，无论何时，我们都应将家国情怀牢记在心。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家国情怀突出体现为爱国奉献的精神，堪称一种精神坐标。邓小平同志曾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真挚的话语，饱含着爱与真情，这正是浓厚家国情怀的写照。“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应体现在行动之中。西藏玉麦乡牧民卓嘎、央宗姐妹的事迹为什么感动了亿万人？就在于她们以行动诠释爱国情感，为祖国守护神圣土地。对于个体而言，要关注国家为我们做了些什么，更要多问问自己为国家能做什么、做了些什么。可以说，家国情怀需要我们爱国、奉献、担当、作为，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不断升华爱国奋斗精神。

今天，家国情怀更体现为一种时代责任。奋进在新时代，亟待我们激荡新气象、成就新作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磅礴力量。青年强则中国强，只有青年肩负起时代重任，我们未来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对于年轻人来说，“舞台再大，自己不上台永远是个观众”，决不能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平台再好，自己不参与永远是个局外人”，决不能自甘平庸、安于现状；“能力再大，自己不行动永远是个失败者”，决不能踟蹰不前、不思进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激扬青春、崇尚奋斗，当代青年才能不负使命担当，在爱国奉献中实现个人价值。

“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什么东西都可以低估，但唯独不能低估青春的能量；青年时期的积累与沉淀，往往影响着一个人一生的发展。青春是用来奋斗的，而不是用来虚度的。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更为青年提供了干事创业、成长成才的广阔舞台。厚积薄发、久久为功，当代青年必将在奋斗中书写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摘自周德睿《青年当永葆家国情怀》）

学界曾普遍认为，我国古代社会停滞以至僵化始于宋代。其实，宋代是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传统社会是封闭式的固态社会，人们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以及职业具有非运动性，和前代相比，宋代呈现较为明显的社会流动倾向。社会流动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以及职业的变动，是社会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社会富有活力与否的重要标志。面对社会流动增大的现实，宋人张载在《经学理窟》）中说：“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往往世代为官，这种状况到唐代没有根本性改变。宋代“朝廷无世臣”，士庶界限趋于消解，官民之间可以转化。沈伦原是以教书为业的穷书生，后来官拜宰相，去世后，家道随之中落。宋代政治上的流动与科举改革关系极大。宋代“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采取弥封、誊录等措施，平民子弟仕进的可能性增大。明代学者胡应麟说：“五代以还，不崇门阀。”宋代门第观念相对淡薄，人们更加看重科举和官职，这些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前士庶不通婚、不交往的旧习俗有所改变，出现了“婚姻不问阀阅”“所交不限士庶”（朱熹《增损吕氏乡约》）等新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色彩浓重。中唐前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营利者往往“累千金之得，以求田问舍”，政治权力向经济力量屈服，宋朝政府不得不减少对土地买卖的限制和干预，土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土地所有权转换频率加快，以致“庄田置后频移主”（刘克庄《故宅》）。苏洵曾感叹：“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复于贫。”商人比田主风险更大，“有朝为富商，暮为乞丐者”，达官显宦同样难免。对于经济上的社会流动，宋人概括道：“富儿更替做。”

我国古代，人们的身份被固化为四大类别——士农工商。士列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四民由四种不同身份演变为四种不同的职业。范仲淹《四民诗》便将四民一视同仁，并为商人鸣不平：“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宋代士商相混。苏辙渲染道：“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某些贱商旧规被突破，商人之子摇身一变而为士，再变而为官者大有人在；官吏也经商成风，甚至一身二任。亦商亦官者，如茶商马季良官至兵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等。

社会流动规模过大，势必造成社会动荡。宋代的社会流动尚属适度，这是宋代既富有活力、又不曾发生全国规模的民众反抗事件的重要原因。当然，宋代的社会流动是有限的，贫者贱者上升的概率不大，远远不足以填平贫富贵贱分化、阶级阶层分野的鸿沟。

（摘编自张帮炜《从社会流动看宋代社会的自我调节与活力》）

作品的结构形式和内容形式，一般说来，均与社会有关。但社会对作品结构形式的影响关系，至今仍不太明了。我们不很清楚为什么唐代没有像宋代那样的词，社会究竟能不能对作品的结构形式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社会态度能否成为作品构成的要素。由于作品的结构形式基本上只跟作者或作者族群的思考方式有关，除非实际的社会组织与生活有特殊明确的证据，否则，以上这些问题恐怕都是难以回答的。

但就作品的内容形式来说，文学和社会的关系就明晰得多了。作品中的事件，往往取材于社会及生活，它所表现的思想，亦需与社会相呼应。因此，有些研究者便很兴奋地主张文学的本质即在于表现社会，甚至于可以作为反映时代的社会史文献。以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为例，他自认为是在撰写一部 19 世纪的法国风俗史，但他也深知，凡是艺术家都应该研究社会现象形成的原因、寻找人物与事件的意义、思考自然的法则，并观察社会与永恒法则间的关系，而不可以只是摹写或记录现实。这种讲法，刚好说明了文学作品固然可以选择社会事件为题材，但社会事件并不能决定作品的价值与主题。倘能发掘人生的意义、探寻永恒的法则，则脱离社会与生活，直以冥想幻思为之，亦无不可。

为什么这样说呢？以作品模仿现实世界，是作家古老的梦。但是，文字本身只是个符号，符号诚然可以代表事物，但它总不等于事物。换句话说，文字这个象征系统与社会实践结构系统之间，只是一种象征的指涉关系，它永远不能等于社会现实。其次，象征系统是由作者主观地安排组织而创造出来的。它表面上仿佛复现了一个客观世界，但实际上这一组有组织的象征经验却来自作者特殊的臆造。所以，莫泊桑才会说：“有才能的现实主义者，倒应该叫做臆想制造者才是。作家除了用他所掌握和能运用的全部艺术技巧，来忠实再现这个臆想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使命了。”这种臆造，正显示了作者面对社会事件时，必有他独到的意义追求。在文学作品中，一切事件与人物，均为表达此意义而存在，是否取材于社会及生活，根本无关宏旨。

但话虽如此，我们却不能说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和意义追求与社会无关。因为作品的思想，通常总是跟社会相呼应的。所谓呼应，是指以下三个方面：与社会流行价值观的关系、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和对社会的批评。文学作品有时会响应、鼓动、顺从社会流行的价值观，但有时也会对时代风气提出反面的意见，或对抗或超越，一如它也必然会对社会现状有所认同或批判。一部文学作品，在此必有其选择，只不过这种抉择，我们不宜遽视为作品优劣的衡量依据，因为反抗或批判有时虽是一桩好事，有时也会变成毒杀苏格拉底与耶稣的愚蠢暴行。顺从时代思潮，未必是开明；逆抗流俗，也未必即是前进，一切都须审慎考量。至于文学作品中独立的思想建构与价值呈现，有时候当然会与社会组织有关，像《黑奴吁天录》这类作品，显然就不是没有黑奴制度的地区所能产生的。然而，作品的思想是否即受社会“基础”或“背景”的制约呢？那倒也不见得。反而是愈跟社会组织关系密切的作品，愈限制了它意义的可能和流传的时空。一般作品的思想，虽往往呼应了社会的组织关系，但其思想本身也自能发光，《红楼梦》就是个绝佳的例子。

（摘编自龚鹏程《文学散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