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国家依据自己的国情，发展出不同的监察制度体系。在我国古代，虽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监察体系，但也形成了较高水平的对官员进行监督纠察的制度。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产生与官僚制度的形成有密切联系。在秦代，丞相掌政务，太尉掌军务，御史大夫掌监察。这种体制开创了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格局。汉承秦制，监察机构称御史台，长官为御史大夫。唐代监察机构内部形成更严密的三院制，这种体制一直沿用到明清。对地方的监察制度，秦代也已形成，郡一级派有常驻的监察御史。汉武帝时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大监察区，设刺史负监察之任。唐代对地方的监察由察院负责。明清时期，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派出巡按地方的官员称巡按御史，权力很大。对政府部门公务进行经常性稽查和监察，开始于唐。到明清时设六科给事中，其主要职责为对六部公务进行稽查、监察。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当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从总体上看，它对调节统治者内部关系、保障统治机器正常运转、澄清吏治、保障国家职能的实现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分析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职责、特点，可以总结出其中蕴涵的智慧。

监察网络覆盖面广。在中国古代，中央和地方的整个官僚体系都被纳入监察网络之中。监察制度不仅覆盖整个官僚系统，而且也涉及国家政务的方方面面，如行政监察、立法监察、人事监察、司法监察、经济监察、军事监察、仪制监察、文教监察、科考监察等。有时还派出御史进行专门监察，如巡仓御史就是为监察仓库而被特别派出的。这些监察制度囊括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涉及内容广泛、形式多样，在实践中对于纠弹违法官吏、监督国家政务实施、贯彻政策与法令等都体现出比较突出的制度功效。

对监察官吏要求较高。严格监察官选任、规范监察官行为是贯彻实施监察制度的重要条件之一。历代选拔监察官首先要考察其道德品质，监察官必须清正廉洁、忠于职守、不徇私情、刚正不阿。其次，需科举出身，以保证其文化素养。再者，监察官要有地方工作经验。此外，监察官必须严格依法监察，如有失监、漏监或贪赃枉法，则加重处刑。如《大清律例》规定：科道官受人馈送、收人财物，以及买卖多取价利，较其他官员罪加二等处罚。御史纠弹要有实据，不得风闻言事，对于捕风捉影者予以制裁。监察官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视。比如，汉代中央最高监察官御史中丞和京畿地区的监察官在朝会中都有座位。元世祖也曾说，“中书朕左手，枢密朕右手，御史台是朕医两手的”。

注重监察立法。随着监察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监察立法也相应地有所发展，由简单到复杂，由单项到法典化，内容广泛、形式多样，使得监察活动有法律根据。不仅如此，监察立法也限定了监察权的行使，使监察官不得随意超出法律范围行事。清朝的监察法《钦定台规》，集历代监察立法之大成，包括训典、宪纲、六科、各道、五城、稽查、巡察和通例八类，内容十分完备。这也是中国古代治理中重视法律作用的表现。这种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监察法体系，不仅具体反映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鲜明特色，而且在世界监察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产生于中华文化土壤，其发展历程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创造。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古代的监察智慧》）

忆江南

方令孺^①

①天气真好。月光下，山川都像是浮起来了。清寂的广场上，只有我一个人在走。我买了一根甘蔗，一边走，一边吃。秋千架下仿佛有一个人在看着我，他是在惊讶么？

②我也不愿意独自在月下眺望了，想起中古时候的修道士，遇见山川美景，就不敢抬头，因为凡是美，都是诱惑人的。美景更增加人的寂寞，更引诱人的悲哀，所以古人独自对月的时候，总是爱饮酒，恐怕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缘故。酒，真是一个寂寞人的最好的伴侣，能把冷寞化成朦胧。

③我吃完甘蔗，把渣滓用大张报纸包起来。因为有一天，我和友人谈心，我说要买一整根甘蔗独自吃完，这位朋友说：“你要是有那样的勇气，我就佩服你。”现在我要把这渣滓留给他看。

④记得廿六年^②春天，我忽然想作画，无意中把这意思说出来了，有一个人说“你才没有这耐性呢”，我听了很不高兴。第二天我就动笔画，发觉自己对于画大有兴趣，在一枝，一叶，一片崖石，一簇树林之间，极感消魂的迷醉。我画得一张比一张进步。自己得意极了。后来抗战事起，我回到故乡，住在一座小破楼上，夜晚仍抽空作画；记得曾仿倪云林的石树，并临写他的题字，裱成册页，配镜框献给父亲，父亲把画挂在书房里，听来客评谈，自己就拈须微笑。自从故乡遭了敌人的蹂躏，这张画不知道可还存在人间？而我所最敬爱的老父就在我们远行之后逝世了！再也不会在藤萝萧瑟的庭院里看见父亲雍穆而翛然的风度，再也不会在寒夜的书斋里看见父亲白发苍苍在灯前垂首。故乡的庭院里每一片石，每一条径，每一棵古树，每一个残缺浓阴的门，都和父亲的风仪连合着，我想到父亲，就联想到那些醇雅的情景，想到那些情景，就牵记到父亲。现在都完了，我失去了一生所最心仪的一切。我不能想，我是被这样一位朴素盎然的老人遗弃在这浅陋的坑中。

⑤家里来信说：敌兵进城，把城里的房子大半烧掉了，把我们家的凌寒亭也拆毁了。这座亭子共有三间傍着城墙，城墙像一座山，因为时间的古老，从砖墙缝里生出许多藤萝和灌木。亭子的左边是一片竹林，右边是一座尼庵，前面隔道女墙，就是一个小湖似的池塘，长年听到浣衣妇的碪杵声；夏天有很多孩子在里面游泳，记得有一次在这池塘里还淹死了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我亲眼看见人把他从水里捞起来，他的母亲听到这消息，就像飞鹰落地一样，奔扑到这男孩的尸首上号哭，到现在事隔廿年，想起那情状，还有些怆恻。亭子的周围都是古木参天，有大可合抱的槐树，有枝干夭矫的五谷树，有双干的梧桐，还有父亲亲手种的柏，石楠，柿和杉等树。这些树都是我几个兄弟的小名，父亲带着多少温良的深意把他们每一个名字都种植在土地上。看他把一瓢瓢的清水灌溉到树根上，是存着多少的希望！要是风雨的时候，这些木叶响动着，浑和成一片河流似的声音，或是被风雨激荡，枝条锐鸣得像有人在旷野上号叫，这不正是他担心着远处的孩子们，忧心戚戚的时候吗？还有一片云石，是父亲从园后草丛里发现出来的，石上有不知道是哪一年代，是谁，镌刻着“立云”二字，字体苍劲，父亲欢喜得像发现一件宝物，把石竖起来，砌一座花台供设着，周围种着很多的书带草，细长的叶子，因为多年的生长，像狮子一样蹲伏在石下。这地方四时都有各种奇怪的鸟雀，啄木鸟的剥啄声，夜晚猫头鹰的颤叫；还有彩色的锦鸡，在竹林里穿飞。我小的时候，常常担心那华丽的长尾巴，会在竹林里碰断。小松鼠故意逗人似的捧着一个松果坐在窗台上玩耍。这地方是我们小时候的乐园，现在提起来，还有无限的亲切，和一些甜蜜的感觉。亭子里父亲收藏了一些书画碑帖。这是我们看作圣坛不敢渎犯的所在，这次也被敌人扫荡完了！家里人又告诉我：当敌兵退出这城以后，父亲从山中归来，看见这样残破，并不十分痛惜。只因满地残书断帖，父亲一一拾起来，偶然有一两部还可以凑成完整的时候，就大喜过望。我写到这里，心上涌起一阵泉水似悲凉，想父亲一生爱书如命，平时再也不许我们随意翻动，这次竟如此糟蹋了！父亲所以不十分痛惜，是因为一般广大的丧亡，比起个人的损失又算得什么？可悲痛的有比这更大，更大的事，父亲是明白的。

⑥今晚因为看见月光下的山川太美了，诱我这许多的沉思。如果回忆只给我枉然的磨折，以后该学中古的修道士，不再抬头看山川之美了。

“历史”一词的建构实际上包含着四个层次：一是真实的历史，二是记录的历史，三是传播的历史，四是接受的历史。

“真实的历史”是指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和已经逝去的历史人物。“真实的历史”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唯一性，二是不可重复性。

“记录的历史”是历史学家根据当事人与旁观者的口述、回忆、文字记录下来的历史，比如《史记》。当事人与旁观者的口述和回忆可靠吗？当事人的口述一般来说是可信的，但是，当事人的口述与回忆有时也会存在问题。比如记忆本身的多寡、误记、有意掩盖和无意选择等；而且，当事人只是历史事件的部分经历者，任何当事人都不可能知道历史的全貌，不可能了解历史事件的全过程。至于历史事件发生的独特背景、原因，更难为每一位当事人所知晓。这样，当事人的口述和“真实的历史”之间已经有了误差。如果若干或者一批当事人回忆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差别会更大。旁观者呢？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吗？有时候恰恰是当事者清旁观者迷。因为当事者知道事件的真相，知道事件的全过程。旁观者只凭自己的见闻了解历史事件，而获得见闻的五官常常会欺骗我们。并非所有眼见都是真实，并非所有耳闻都是真实。

史学家书写“记录的历史”，必然要对自己依据的文献进行选择，没有选择的历史记录是不存在的。这不仅因为历史事件的本身太复杂、太庞杂，历史文献太复杂、太庞杂，没有选择就无法记写，更由于史学家书写历史的本身必然受到种种制约，这种制约包括政治倾向、价值判断、逻辑鉴别、文艺修养、心理倾向、个人好恶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史学家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记载的详略和褒贬。

我们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看到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是司马迁“记录的历史”。“记录的历史”和“真实的历史”之间已经有了差距，至于这个差距有多大，我们已经无从考评了。有时候，“记录的历史”和“真实的历史”竟然会截然相反。就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而言，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重点记录了司马相如的辞赋，对司马相如与县令王吉算计卓文君、卓王孙一事进行了回护，只是在个别叙述文字上透露了“真实的历史”的部分原貌。我们只有细心阅读文本，才能发现琴挑文君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是一场周密计划和安排的事件。

“传播的历史”更为复杂。它存在两个极端：一是神话，二是丑化。神话是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偶像化。偶像，包括政治偶像、娱乐偶像、学术偶像等。

宋元明清直至今天，大量的戏剧、小说演绎着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说明此类故事塑造的卓文君的形象受到了观众和读者的热烈追捧。但是，这些演绎都删掉了司马相如和王吉算计卓文君、卓王孙的相关情节，使得相如“琴挑”文君从“历史”演变成一个美丽的爱情神话。神话也是一种对历史解读的方法，不过它是一种极端的解读。

为什么这些远离了历史真实的故事能够如此受到追捧？因为现实需要偶像。现实并不完美，现实本身具有太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偶像恰恰弥补了现实的不足。比如说现实中的爱情与婚姻存在着太多的不足，因此人们特别需要有爱情与婚姻的偶像。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作为一对艺术偶像满足了广大百姓对理想爱情和理想婚姻的向往，尽管这种理想只是一种神话，但是这种神话的本身也是一种现实的诉求。

历史文献往往具有多义性。历史文献本身的多义性也为传播历史带来了神话与丑化的现实可能。特别是“文君夜奔”的多义性更加丰富：第一，浓烈的自由爱情与自由婚姻；第二，不以贫富论婚姻；第三，才子与佳人的完美结合；第四，女儿的慧眼与父亲婚恋观的冲突等等。事件本身的多义性为“解读的历史”带来了两种倾向：批判琴挑和神话琴挑。

丑化和神话一样是对“记录的历史”的另类解读。出于某种现实诉求，传播的历史也会出现神话的反面——丑化。

从“历史”一词建构的四层意义来看，“接受的历史”是“历史”一词的终极意义。历代百姓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了解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婚姻真相的人少之又少，绝大多数读者是通过小说、戏剧知道了这个美丽的爱情“神话”。所以，经过数百年的沿习，今天我们如果讲出《史记》中记录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婚姻故事，反而会被许许多多的读者和观众看成是有意翻案，刻意颠覆。

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学术界大致有两种界定：广义上，以题材分，指反映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严格意义上，以作家分，指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反映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不管哪一种界定，少数民族文学最基本的含义应该是以少数民族为创作对象的文学。当然，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以少数民族为写作题材，还在于它能够通过文学的形式传达一个民族的心声、介绍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互相理解和交流，对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融合起到积极作用。无疑，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对于促进各民族的理解、提振各民族的文化自信心、构建中国边疆的文化软实力、对外产生文化影响，都有重要的意义。

少数民族作家存在着身份认同和自己的民族文化立场问题，其优点在于他们成长于自己的民族文化环境中，对本民族的文化从意识、价值到社会、物质等各个层面都有优先于其他民族的体验，这样使他能够写出深刻反映本民族的文学作品。然而，无论是哪个民族的作家，只要能深入少数民族的生活都能够进行创作，也完全有可能产生好的文艺作品，例如雷振邦创作的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音乐脍炙人口、经久不衰。因此，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繁荣，并不完全是由作家的身份决定的。少数民族文学首先应该是少数民族题材文学，其次才是作家身份文学。如果少数民族文学成为一种作家的身份文学，那么，少数民族文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以身份和身份认同作为标志，也可能对作家的视野和思维造成不可避免的局限，从而带来创作的局限性。

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来说，处理好身份认同的平衡点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方面必须要有自我身份认同，这样才能立足于民族文化的立场，深入思考和挖掘文化的精髓，从中吸取创作的养分；另一方面应该淡化少数民族的身份，立足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去思考人类共同的关注和命运，写出一部民族心灵史的同时也表达出人类共同的兴趣、心灵的共鸣和共同的关注；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去认识民族文化、表达民族文化，促进各民族的理解和文化交融。这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在于固守自己的民族身份和认同，目的在于用本民族的文化资源与世界对话，如果丧失了这些资源，一个少数民族作家也就没有了和世界对话的资本。只有立足本民族的文化资源，同时又形成不同民族相向而行的共同文化、满足各民族人民共同的文化需求，少数民族文学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要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迈向一个新的繁荣阶段，我们必须走出两个误区：一是关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思维误区。事实上，民族的只有走向世界才是世界的，如果没有走向世界，那么永远都是民族的，而并非世界的。因此并非固守民族的立场就可以成为世界的，这样的结果是会被世人边缘化，走向自我消亡。二是关于主流和非主流问题。少数民族文学常常被看作是非主流，由此产生了长期的关于主流与非主流的争论。产生这种思维误区是因为没有认清主流和非主流的根本考量在于社会的认知度和认同度，认知度高、认同度大、阅读面广的文学作品必然成为主流，包括少数民族文学也是一样的。而没有认知度和认同度的文学，必然成为非主流，被边缘化，这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都是一样的。因此少数民族文学必须立足于自己的民族文化资源，同时具有世界的视野和人类共同的关注，用少数民族文化这只手去拨动人类共同的心弦，用少数民族的声音去震撼人类共有的心灵，才是根本的繁荣之道。

（摘编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