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维翰，字国侨，河南人也。为人丑怪，身短而面长，常临鉴以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于公辅。初举进士，主司恶其姓，以“桑”“丧”同音。人有劝其不必举进士，可以从他求仕者，维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赋》以见志。卒以进士及第。晋高祖辟为河阳节度掌书记，其后常以自从。

高祖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异谋，以问将佐，将佐皆恐惧不敢言，独维翰与刘知远赞成之，因使维翰为书求援于契丹。耶律德光已许诺，而赵德钧亦以重赂啖德光，求助己以篡唐。高祖惧事不果，乃遣维翰往见德光，为陈利害甚辩，德光意乃决，卒以灭唐而兴晋，维翰之力也。高祖即位，以维翰为翰林学士、礼部侍郎。

出帝即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广用事，与契丹绝盟，维翰言不能入，乃阴使人说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维翰不可。”乃出延广于河南，拜维翰中书令，复为枢密使，封魏国公，事无巨细，一以委之。数月之间，百度浸理。维输权势既盛，四方略遗，岁积巨万。内客省使李彦幅、端明殿学士冯玉用事，共谗之。帝欲骤黜维翰，大臣刘晌、李崧管以为不可，卒以玉为枢密使，既而以为相，维翰日益见疏。契丹屯中渡，破栾城，

杜重威等大军隔绝，维翰曰：“事急矣！”乃见冯玉等计事，而谋不合。又求见帝，帝方调鹰于苑中，不暇见，维翰退而叹曰：“晋不血食矣！”

自契丹与晋盟，始成于维翰，而终败于景延广，故自兵兴，契丹凡所书檄，未尝不以此两人为言。耶律德光犯京师，遭张彦泽遗太后书，问此两人在否，可使先来。而帝以维翰尝议毋绝盟而已违之也，不欲使维翰见德光，因讽彦泽图之，而彦泽亦利其赀产。维翰状貌既异，素以威严自持，晋之老将大臣，见者无不屈服，彦泽以骁捍自矜，每往候之，虽冬月未尝不流汗。

初，彦泽入京师，左右劝维输避祸，维翰曰：“吾为大臣，国家至此，安所逃死邪！”安坐府中不动。彦泽以兵入，问：“维输何在？”维翰厉声曰：“吾，晋大臣，自当死国，安得无礼邪！”彦泽股栗不敢仰视，乃以帝命召维翰。维翰行，遇李崧，军吏前白维翰，请赴侍卫司狱。维翰知不免，顾崧曰：“相公当国，使维翰独死？”崧惭不能对是夜，彦泽使人缢杀之，以帛加颈，告德光曰：“维翰自缢。”德光曰：“我本无心杀维翰，维翰何必自致。”德光至京师，使人检其尸，信为缢死，乃以尸赐其家，而赀财悉为彦泽所掠。

（选自《新五代史·晋臣传第十七·桑维翰传》，有删节）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选自欧阳修《新五代史·伶官传》)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方其盛也，举天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北宋·欧阳修《<伶官传>序》）

范延光，字子瑰，临漳人也。唐明宗为节度使，置延光麾下，而未之奇也。明宗破郓洲，梁兵方扼杨刘，其先锋将康延孝阴送款于明宗。明宗求可以通延孝款于庄宗者，延光辄自请行，乃怀延孝蜡丸书，西见庄宗致之，且曰：“今延孝虽有降意，而梁兵扼杨刘者甚盛，未可图也，不如筑垒马家口以通汶阳。”庄宗以为然。垒成，梁遣王彦章急攻新垒。明宗使延光间行求兵，夜至河上，为梁兵所得。送京师，下延光狱，搒掠数百，胁以白刃，延光终不肯言。系之数月，稍为狱吏所护。庄宗入汴，狱吏去其桎梏，拜而出之。庄宗见延光，喜，拜检校工部尚书。明宗时，为宣徽南院使。明宗行幸汴州，至荥阳，朱守殷反，延光曰：“守般反迹始见，若缓之使得为计，则城坚而难近。故乘人之未备者，莫若急攻，臣请骑兵五百，驰至城下，以神速骇之。”乃以骑兵五百，自暮疾驰至半夜，行二百里，战于城下。迟明，明宗亦驰至，汴兵望见天子乘舆，乃开门，而延光先入，犹巷战，杀伤甚众，守殷死，汴州平。明年，迁枢密使。明宗问延光马数几何，对曰：“骑军三万五千。”明宗曰：“吾兵间四十年，自太祖在太原时，马数不过七千。今有马三万五千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马多奈何！”延光因曰：“臣尝计，一马之费，可养步卒五人，三万五千匹马，十五万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战马而瘠吾人，此吾所愧也！”是时，王淑妃用事，遂凝兄弟与淑妃有旧，方倚以蒙恩宠，所言无不听，而大臣以妃故，多不敢争，独延光从容沮止之。明宗有疾，不能视朝，京师之人，汹汹异议，有司不能禁。或劝延光以严法制之，延光曰：“制动当以静，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间，京师乃定。是时秦王握兵骄甚延光惧祸之及也乃求罢去明宗再三留之延光继之以泣不得已乃罢之。已而秦王举兵见诛，明宗崩，路王反，唐室大乱，弘昭、赟皆及祸以死。末帝复诏延光为枢密使，拜宣武军节度使。

（节选自《新五代史·范延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