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的本质特点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象形与写意的相辅相成，这种主客体的对立统一，生成了中国绘画的本质哲学观，并由此生发出中国画丰富多样的独特表现方法；二是兴成教化的核心价值观和适情达意的审美价值论的辩证统一。

中国画具有写形、象形之历史传统，虽然文人画重写意简笔，但仍有写实工笔的意蕴存在于中国画的形式和精神之中，否则，中国画会完全拒绝西式素描、明暗造型等写实手法，而西方之古典写实方法在中土也会水土不服。无论是徐悲鸿、蒋兆和等人的教学与创作体系，还是周昌谷、方增先等人的新浙派人物画，都较为成功地将西方写实因素同中国水墨画相结合，推动中国画的现当代革新和发展。如果中国画本身没有工笔写实的历史传统和白描、色彩晕染等方法，这种结合就没有基础，这种革新也就不会成功。

中国美学精神又有言志表情的传统。先秦至汉魏美学，将诗歌、音乐和书法都看成是心灵意志和情感的表达。汉魏六朝绘画美学虽然主形和重形，但是我国的心志论和情感论美学精神，对于绘画仍有影响，这种影响在理论上主要表现为东晋顾恺之的“以形写神”“传神观照”，以及南朝宗炳的“畅神”和谢赫的“气韵生动”等观念中。顾恺之、宗炳、谢赫都是著名画家，他们在强调写形、象形的同时，还注意到写形状物的精神表达，即更高的精神与心志内容的要求，就是要以形“写神”“传神”，还要“畅神”，借以达到最高的美学标准“气韵生动”。

对“意”的表达也是中国画最重要的本质特点。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出“意存笔先，画尽意在”。苏轼进一步发展了士夫画观即文人画观，强调以画达意，以诗适情。而到元代倪瓒，更鲜明地提出“聊以写胸中逸气”。此外在创作中，唐代王维提出水墨最为上，五代董源、巨然，到宋代文同、苏轼、米芾，再到元四家、吴门四家、清四王，水墨写意，特别是山水画、花鸟画得到较快发展，成为主流画科和主要表现方法，那么写意自然成为中国画最重要的本质特点。

中国画家和理论家是辩证把握了主体与客体二者的关系，既强调写形，也强调传神；既强调写实，也强调表意。由于中国文人画的写意表情特点，所以在20世纪初，当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流派引入到中国时，林风眠等人开辟中西结合的另一道路，即将中国写意笔墨同立体主义、表现主义等相结合，创造现代形态的新的中国画。中国画的本性中所具有的象物写形及水墨写意的双面特征，既辩证地解决了创作中的主客体精神哲学问题，同时也为中国画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使中国画具有较大的包容性，以至20世纪初以来，在中西文化交流之中，既能够吸纳西方古典写实和素描的表现方法，创造新的水墨人物画，又能够融合西方现代艺术中的表现、抽象以及立体主义语言特征，创造新的现代艺术。

（节选自陈池瑜《中国画的本质：写形兼写意》）

搬家

李城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去一趟他的家乡。那时我正在青海参加一个笔会，向主办方请了假便奔向火车站。电话里李城的声音还挺风和日丽的，不像一个肺癌晚期又严重肾衰的患者。挂了电话他又往我手机里发来地址以及坐车线路——其实是多余的，即使没有这些，我也能准确无误地找到小官庄。李城无数次向我进行描述，好像小官庄也是我曾生活过的地方，那里的每一棵树，每一缕炊烟，以及头顶或缺或圆的月亮，都是我熟悉的。

认识李城时，我刚开始写小说，妻子去世不久，而我也刚刚退休，为了排遣悲伤和寂寞，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写作上。对于小说中的人物，我总是给他们一个最朴素确切的名字，比如，小说中的女性，大多叫做王彩虹，她们内向而腼腆，追求像彩虹一样的绚烂美好；至于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大多沉默木讷，隐忍顽强，无一例外都叫做李城。

所以，当见到一个瘦精精的他时，我忍不住吃了一惊，而后又笑起来。我说，你叫李城？！你确定你叫李城？

李城也愣了一下，然后也像我那样笑起来，他说，确定，我确定就叫李城。他正在我的小屋里，和一个工人要将一摞书抬出去，清晨通透而明亮的阳光照在他的半边脸上。这个画面很多年后我都历历在目，好像是刚刚发生的一样。

他们是搬家公司的，爱心搬家公司。

这之后，又让他帮我做过一些鸡零狗碎的事，比如移动一下柜子，比如换一个灯泡，甚至是一颗螺丝松了，我都会给他打电话。李城很乐意，有时晚上来，有时第二天清早。自行车的铃铛在楼下先摁出两声，便噌噌跑上来。每次我会塞给他一些酬劳，他拒绝，只有我说“不收下次就不找你了”，他才会无奈收下，并总以老家的粮食蔬菜作为感谢。有一个傍晚，我去厨房倒水，转身时突然发现角落里有个金黄色的点，打开灯，原来是一朵菜花。那是李城一个礼拜前送来的，我没有吃完，蔫了，一棵已经没有根的青菜居然开出了一串花。我蹲在墙角很长一段时间，这些生命的顽强绽放使我泪水潸然。

李城很喜欢在干完活后倚在门框上问我小说的事。

你写过多少个李城？

李城多大年纪了？

怎么给他取李城这个名字？

可以不把他写死吗？

这篇还有多少字结尾？

这些问题是不必回答的，很多时候他只是自言自语，之后总是告诉我小说里的李城跟他还是有那么一点相似之处的，或者说，这也许就是他的未来呢。

后来，搬家公司倒闭，他去了一个建筑工地。对于这个工作，他很满意，住工棚，可以省下住铁皮屋的租金。

李城比以前更黑了，也更瘦。如果不知道年龄，压根猜不出李城只有二十来岁。

李城说他这些天都在最高的地方干活，风吹得人摇摇晃晃。

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李城干活的场景，还有他的工友们，像蜘蛛侠似的攀援在高楼的四壁，他们吊着安全带，戴着安全帽，用混凝土一点点地将楼房喂大。楼长高了，结实了，漂亮了，他们也离开了，城里的人蜂拥而至，他们不会想起这座楼是怎么长大的，他们只会站在窗前向远方眺望。

当我用“摇摇晃晃”这个词语描述李城时，我也曾想过，李城某一天会不会像一片树叶那样摇摇晃晃飘落下来。不过，我的想法并非完全准确，但相似的是，李城的确从一幢楼上摔下来了。我没有在现场，所以不能准确描述那一时刻。李城形容自己就像小鸟那样飞了起来，他并没有感到害怕，只是十分想念老家年迈的父母，还有他的傻姐姐。

那些他曾经搬运过的脚手架，救了他一命。从外表看，他几乎完好无损，但体内像经历了一场地震。医生嘱咐他不能再干体力活了，只能休息。李城躺在工棚的钢丝床上，似乎很平静，把我带给他的小说读了又读，甚至还给我打过几次电话，问我正在写的小说里的李城是什么样儿的呢。

两个月后，李城有了新工作，在一家化工厂做门卫，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恐怕连这样的“门卫”都干不了了。没到年底，他回到了小官庄。

按照李城说的路线——下车后沿着一条石子路向西，过一个小桥，再沿着大堤向前走一段路，便是小官庄了。那片他描述过很多次的梨园，应该就在大堤下，还有桃园，柿子园，还有落满松针的松树。然而，这些，我都没看到，大堤上没有树，草皮之下的沙土已经裸露出来，一辆拖拉机正在挖土。正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但地里的庄稼毫无生机。不少树木被砍伐掉了，树桩还是新的，村庄裸露出来，显得胆怯而瘦弱。

我顿时明白李城向我描述的小官庄，应该是它曾经的样子，是李城记忆里的模样。

李城特别消瘦，如果用数字形容的话，就是又被削去了二分之一。我突然不知道说什么，十分难过，一路上幻想了很多结果，全部破灭。

我无法将眼前这个人和那个骑自行车意气风发的小伙子联系在一起，仿佛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人。我还记得那个人总是春风拂面，一脸笑容，他的声音清脆而干净，他喜欢帮我搬书，总是从高高的人字梯上噌地跳下来；他还和我争论小说里的人物，不能接受我将他们写成懦夫；还有，他的乐观让我从丧妻的悲痛中慢慢走出来……

那天的阳光很好，一直照到李城床边。屋外特别安静，阳光一点点地移动，爬向我们的身体，仿佛从没感受过的轻柔与温暖。它一点点地攀登上来，向李城的身上移过去，阳光普照着，从不会对谁吝啬。

我记不请自己后来是怎么离开这间屋子，离开小官庄的，我内心无比难受，却又无比轻松，李城说，他找我……是有一件重要的事，希望能帮帮他。我点头，身体向他倾斜，以便能听清他断断续续的声音。李城说，他想……搬家……，希望我能将他搬进小说里，和之前任何一个“李城”的命运都不一样，他希望，在小说里，他有一个……美好未来，当然，还要有他的父母和傻姐姐。

（取材于汤成难同名小说）

网络文学何以有效对接文学传统

周志雄

网络文学在中国的兴起、发展、繁盛，不过短短的二十年时间，而现在已然成为当下最具时代特色、最富有活力的大众文学样式。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应时代而生，网络文学主要吸收了古今中外通俗文学及影视游戏、动漫等大众文化的经验。由网络文学改编的影视作品聚拢起超高人气，印证了网络文学强大的“吸金力”但在火热的表象背后，网络文学成盗版“重灾区”，且侵权成本低、举证维权难，让行业人士苦不堪言。

中国现代文学主张“人的文学”“活的文学”“真的文学”，文学要为现实、为人生，表现自我，以现代精神和现代形式对古典文学进行全面革新.与中国现代文学相比，网络文学是“轻”的文学，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讲述奇人奇事，叙述人物的困境和愿望的实现，故事跟着人物走，人物跟着理想走与纸媒小说相比，网络连载几乎不受篇幅限制，拓展了网络小说的内容空间，出现了大量数百万字的超长篇网络小说。与那些在文学期刊上发表的小说相比，网络小说故事性强，结构显得简单，人物形象类型化，人生含量与艺术含量相对要稀薄，更注重娱乐性，风格上轻松、明朗，充满谐趣。

欧美发达国家的历史表明，经济现代化社会程度越高，通俗大众文学越繁盛，大众文化产业在国家GDP中所占的比重就越高。网络文学在中国繁荣兴盛，有其特殊的历史文化土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蒸蒸日上，社会现代化的程度愈来愈高，人们休闲娱乐的文化需求越来越多，网络文学以颇具时代性的轻松故事满足了读者的阅读需要。

网络文学的时代性主要体现在网络文学在精神内质上与当下读者的心意相通.好的网络文学作品读来轻松、好看，不“烧脑”，满足了读者的梦想要求，所以，网络小说常被称为“爽文”比如那些青春校园小说，以轻盈的故事叙述青春爱恋之路，守望真情，回望青春的迷茫焦灼，让同类身份的阅读者获得感同身受的心灵共鸣。

网络小说是有高下之分的好的网络小说作品是那些适当借用小说套路，但不依赖套路，而是发展、超越套路的作品即便是借用同样套路的作品也有高下之分，决定作品质量的不仅是故事模式，还有语言表达能力，对故事结构的把控力，对生活的洞察力，故事中人情事理的合理性，类型领域的开拓性，细节深处的表现力等在这些方面，网络文学需要向传统文学学习，网络作家需要拓展阅读视野，深入生活、把握时代、适当沉潜、提高修养、勤奋创作，超越商业化的局限，提升作品的艺术境界。

优秀的文学无一不是在和已有的文学传统的竞赛中获得成长的只有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依托中国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融合世界优秀文学传统，借鉴吸收西方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不断提升内在品质，中国网络文学才能开辟更为广阔的天地。

（摘编自《光明日报》）

梁思礼，爱国的梁家驯火者   

 董海旺

2016年4月14日，我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梁思礼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梁思礼与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使中国居世界航天强国之列。有人曾问梁思礼：“您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他回答：“爱国！”“父亲生前曾说过，‘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这句话支撑了梁思礼一生的追求。

幼年的梁思礼确实讨人喜欢。每次觉察到父亲要抽烟，他就主动把烟连同烟嘴、火柴、烟灰缸一同递到父亲跟前，引得梁启超非常高兴，以至于父亲只要两三天见不到就心头痒痒。然而，父亲并没有陪伴梁思礼太久，在他5岁时离开人世。“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几个哥哥姐姐都受过父亲言传身教，国学功底数我最弱，但爱国这一课，我不曾落下半节。他遗传给我一个很好的毛坯，他的爱国思想通过我的母亲及他的遗著使我一生受益。”梁思礼曾回忆道。

赴美留学前，梁思礼几乎都在天津。1941年中学毕业后，他便随三姐梁思懿前往美国留学。在嘉尔顿学院学习两年后，梁思礼放弃了嘉尔顿的奖学金，改领每月微薄的盟国津贴，转入以“工程师摇篮”著称的普渡大学，改学电机工程。因为那时的他一直想走工业救国之路。1945年，梁思礼从电机系毕业获得学士学位。随后，梁思礼来到辛辛那提大学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并在那儿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1949年9月，得知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后，梁思礼动员留美学生回国，同时自己也以身作则带头回国。1956年10月，中国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梁思礼被任命为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风华正茂的梁思礼，奔跑在梦想与火箭齐飞的路上。但很快，1962年的东风二号导弹发射试验，令踌躇满志的梁思礼尝到了失败的痛切。这枚导弹发射后不久，便摇摇晃晃，像喝醉了酒，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落在距发射点300米的地方。望着炸出来的大坑，在场的航天人泣不成声：“我们真的不成吗？”梁思礼却一言不发。后来回忆起这一幕时，他说：“我从来不觉得会不行，得收摊了。在我的想象里，就应该做下去，必须做下去，做不下去也要做下去。”

梁思礼的驯火史更是一本失败者之书。他生命中的67年都奉献给了航天事业。虽然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但对于一位驯火者来说，失败比成功“贵”得多。正因为历经无数次失败，梁思礼才开创了航天可靠性工程学。后来，他参与了长征二号系列火箭的研制工作，并创造了16次发射全部成功的纪录。也正因为尝过无数次失败，他主持发射的洲际导弹能够横跨南北半球，穿越6个时区，向着预定海域飞去。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每个航天史上的“首次”，经过失败的孕育，都像是梁思礼的孩子。

航天这一行，梁思礼一做就是67年。好在，他天生就会找乐子。1974年，50岁的梁思礼被下放到河南正阳“五七”干校劳动，干校分配他当“猪倌”。人们都说，搞导弹的知识分子被派去养猪，真是浪费人才。可梁思礼却分外感谢组织的照顾：逃离“文革”这块是非之地，精神上无比轻松自在。每天，梁思礼戴好套袖，穿上围裙，打猪草、拌猪食、清猪圈，干得高高兴兴。看着自己喂养的肥头大耳的八戒军团，梁思礼满心自豪，还与它们合影留念。

他的生活永远都是可爱的，极有价值的。即便是住院期间，梁思礼一见到家人，就迫不及待地问：“快给我讲讲，最近又发生了什么大事？”他做起什么，都别有一番意趣。自去年住院以来，他的房间里重复播放着旋律欢快的《施特劳斯圆舞曲》《天鹅湖》等曲子。有时不小心被人替换成慢板、行板，梁思礼会立即要求“换回刚才的圆舞曲”。旋律响起，躺在床上的梁思礼双手打起拍子。女儿梁旋见他的脚部在动，便合着音乐节拍帮他活动脚部。她乐感不好，梁思礼便笑着指挥道：“快了，哎，慢了。”只是，音乐还是没能留住这位老人。梁老走了，带着他熟悉的旋律，带着亲朋对他的敬意与眷恋。

与那个年代中国所有驯火者一样，梁思礼所在之处是历史耀眼处的暗面。近处，找不见他的名字，设计图纸上没有，光荣榜上也没有，他是戈壁滩上被尘土风沙遮掩的背影，他的名字被封印在打着绝密标签的文件袋里。远处，他的名字却越发清晰，一笔一笔镌刻在历史坐标轴上，留在时代的注脚里。“爱国，不需要理由。”梁思礼总是这样说。大师风骨，就是一部活的教科书。

（节选自《人物周刊》，有删改）

围棋起源于中国，是黄河文明的产物，其形制弈法等都饱含着文明母体的基因和特征。围棋极可能源自上古时期的结绳而治、河图洛书和周易八卦，因为其形制、内涵与中华文明的源头相符。

围棋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弈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感悟联系在一起。围棋不仅对个人修身养性，而且对民族社会的群体心理产生深刻影响。

围棋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民族文化的瑰宝、高度智慧的结晶，这种地位不是任何人封赐的，也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结论，而是人们在反复实践和比较中认识到的，是随着社会和文明的进步而不断深化和升华的。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各种掷彩博累活动的比较中确立起来的。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围棋活动是在春秋时期。从春秋到西汉，社会风气浮躁、趋利，具有运气性和刺激性、宜于赌博的博累棋流行甚广，围棋处于受挤压的位置，但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东汉中期后，社会风气转变，文明程度提高，思想更为自由，人们不满足于掷彩行棋的非公平的竞智斗巧，围棋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重视，而曾经盛极一时的博累棋逐步走向衰弱，到唐代时完全消亡了。博累棋消亡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它们不符合我们民族的思想特征，不能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真正需求，而围棋在与他们的比较中表现出了本质上的优势。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传统礼教观念斗争中确立起来的。围棋作为反映和体现人们心灵自由的智力博弈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不符合传统伦理观念。后来，人们逐步认识到这些观念都是不对的。从东汉中后期到魏晋时期，人们开始从生命意义上认识围棋的价值，就把围棋作为自觉的艺术追求和精神宣寄的工具，并把它纳入儒士必备的艺技。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实践对比中确立起来的。人们在围棋活动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围棋本身具有娱乐、教育、竞技、交际等功能。弈棋活动的负面作用不能归咎于围棋本身，而是人们自己对“度”的把握不好造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普遍肯定了围棋的功能和价值，确立了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

对围棋，不能神化，也不能矮化。正确认识围棋价值的出发点，应当是“国艺价值观”。所谓“国艺”，就是与国家民族有深厚渊源，上升到国家层面，能够反映民族精神需求的艺术和技能形式。儒家开始只承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没有围棋。到魏晋时人们对“艺”有了崭新的认识，突破了儒家历来只重“六艺”的传统，把围棋纳入“艺”的范围，围棋登入“国艺”的殿堂。事实证明，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也只有“国艺”一词才能相配。

（选自林建超《围棋与国家》，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