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重视“兴”的作用。所谓“兴”的作用，在中国诗歌传统上可分两个方面来看。

从作者方面而言就是“见物起兴”。《诗经》上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雎鸠鸟“关关”的叫声，引发君子求得配偶的情意，就是“兴”的作用。但宇宙间不只草木鸟兽等种种物象能引发我们的感动，人世间种种事象也能引起我们的感动。《诗经》“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是写对时代动荡不安的感慨，这也是引起人感动的一种重要的因素。

“兴”的作用，不但作者有之，读者亦有之。只要你在读李白、杜甫的诗歌时也能产生与他们同样的感动，那么你也就有了与李白、杜甫同样的诗心。不过，诗在使人感动方面有很多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一对一的感动，就是闻一知一，不产生更多的联想。陆放翁和他的妻子分离之后又在沈园相遇，他写了一首《钗头凤》，千百年之后，我们仍然为陆放翁的悲剧和他的感情所感动，这就是一对一的感动。

可孔子说“诗可以兴”的感动则不仅是一对一的感动，更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感动。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于是子贡就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诗经》里所说的是璞玉的切磋琢磨，与做人本不相干，可子贡却从中悟到做人的道理，这正是“诗可以兴”的感发。由此可见，诗的作用不仅是使作者有一颗不死的心，而且也使读者有一颗不死的心；不仅有一对一的感动，而且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兴”的感发。

同样，西方文学理论中也有类似“兴”的说法。接受美学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读者反应论”，认为读者的兴发感动是十分重要的。他们认为读者可分成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普通的读者：读明月就是明月，读清风就是清风，只从表面去理解。第二个层次是能深入一步的读者：他们能够从艺术的表达、文字的组织、形象的使用等各方面去欣赏作品。第三个层次是“背离作者原意”的读者：他们对作品的解释可以不必是作者本来的意思，而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引发。只有这第三个层次的读者，才是最能感悟生命的读者。

南唐中主的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王国维从中看到了什么？看到一种“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悲哀和感慨。晏殊的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蝶恋花》）写的是相思爱情，王国维说这是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种境界！王国维的这种感发正是中国诗歌中让人心不死的“兴”的作用。

（摘编自叶嘉莹《什么是好诗》）

从汉通西域到唐代，西北陆上贸易一直占据对外贸易的主导地位。就国家政策而言，陆上贸易主要作为控驭戎狄之术，政治目的远大于经济追求。这是因为汉唐时期，大部分中原王朝建都于长安洛阳之间，其威胁主要来自北方草原。因而，鼓励蕃商来华贸易主要目的并非微不足道的关市之征和宫廷所需珍宝，而是显示王朝的强大富足，吸引各国臣服。直到唐代，海洋贸易还处于对外贸易的次要地位，更没有财政意义。

宋朝鼓励海洋贸易，设立市舶司，实行抽解和博买，一开始就以追求经济利益为重，获取市舶收入。宋高宗就反复强调“国家之利莫盛于市舶”，乃“富国裕民之本”。元朝继承了宋朝追求经济利益的态度，大力发展海洋贸易，把市舶收入作为国家财政收入，认为市舶与赋税、盐法、商税等一样，乃“军国之所资”。由此可见，宋元两朝已完全不同于汉唐对外贸易目的，第一次以经济眼光和趋利态度看待海洋贸易。

秦汉时期，在人们的认识中，广袤的海洋更多是作为构成“天下”组成部分的虚渺空间。这种情况直到唐代也无根本改变。宋元时期，朝廷鼓励本国民众出海贸易，民众的海洋意识有了根本改变。从《诸蕃志》《岛夷志略》这两记载海商的书中看到，民间海商关注的已是航路、物产、市场、风土、货物等与商业贸易直接相关海外诸国信息。可见，民间已十分熟悉海外市场，海洋不再是神仙世界，而是充满商机、聚财生利的现实世界和生存空间。这种海洋意识催生了沿海民众向海谋生的潮流。

随着海洋意识的新变化，中国海洋活动全面领先于亚洲沿海各国，开始显现海洋大国的地位。宋元海商数量巨大，商品结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具有绝对优势，在亚洲海洋贸易中具有发动机的作用。宋代沿海民众出海贸易之风盛行，贩海之商“江、淮、闽、浙处处有之”。有学者推测南宋东南沿海常年有近10万人涉足外贸，南宋民间海船总数保守估计应有七八万艘。宋代鼓励商人出海与穆斯林商人在东南亚、印度洋沿海带动的早期伊斯兰化两股潮流相互激荡，开创了亚洲海洋贸易的新格局。

宋元南海贸易体系的商品结构，是以中国瓷器和丝绸为主的手工业品与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地区的香药、珠宝为主的资源性商品相交换，因技术水平和自然环境的差异而构成了供需稳定、利润丰厚的互补性市场关系。中国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也有明显优势。《梦粱录》记载，海商船舶大者五千料，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元代海船与宋朝相去不远，二千料船载重约120吨，五千料约300吨。而当时东南亚商船只是载重4吨至40吨不等的帆船。宋元还把指南针运用于航海，并不断完善。

宋元两朝激发出的沿海百姓贸易求利的海洋意识及中国在海洋贸易中的优势，使中国对外贸易真正进入海洋贸易时代，并成为亚洲海域的南海贸易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海洋大国。当然，这也与当时国家经济重心南移的大背景密切相关。

   （摘编自黄纯艳《宋元海洋意识的新变与海洋贸易时代的确立》）

胡同

朱湘

词不仅本身有高度的美，就是它的牌名，都精巧之至。即如《渡江云》、《荷叶杯》、《摸鱼儿》、《真珠帘》、《眼儿媚》、《好事近》这些词牌名一个就是一首好词。我常时翻开词集，并不读它，只是拿着这些词牌名慢慢的咀嚼。那对我所得的乐趣，真不下似读绝句或是嚼橄榄。京中胡同的名称，与词牌名一样，也常时在寥寥的两三字里面，充满了色彩与暗示。

胡同是街衢的省写，据说，与上海的弄一同源自巷字。元人李好古作的《张生煮海》一曲之内，曾经提到羊市角头砖塔儿猢侗，这两个字入文，恐怕要算此曲最早了。

京中的胡同有一点最引人注意，这便是名称的重复：口袋胡同、苏州胡同、梯子胡同、马神庙、弓弦胡同，到处都是：与王麻子、乐家老铺之多一样，令初来京中的人，极其感到不便，然而等我们知道了口袋胡同是此路不通的死胡同，与“闷葫芦瓜儿”“蒙福禄馆”是一件东西，苏州胡同是京人替住有南方人不管他们的籍贯是杭州或是无锡的街巷取的名字，弓弦胡同是与弓背胡同相对而定的象形的名称，以后我们便会觉得这些名字是多么有色彩，是多么胜似纽约的那些单调的什么“第五大道”、“ 第十四大道”，以及上海的侮辱我国的按通商五口取名的什么南京路、九江路。尤其是苏州胡同一名，它的暗示力极大。因为在当初，交通不便的时候，南方人很少来京，除去举子；并且很少住京，除去京官。南边话同京白又相差的那般远，也难怪那些生于斯、卒于斯、眼里只有北京、耳里只有北京的居民，将他们聚居的胡同，定名为苏州胡同了。梯子胡同之多，可以看出当初有许多房屋是因山而筑：那街道看去是如梯子似的。京中有很多的马神庙，也可令我们深思，何以龙王庙不多，偏多马神庙呢?何以北京有这么多马神庙，南京却一个也不见呢?南人乘舟，北人乘马，我们记得北京是元代的都城，那铁蹄直踏迸中欧的鞑靼，正是修建这些庙宇的人呢!燕昭王为骏骨筑黄金台，那可以说是京中的第一座马神庙了。

京中的胡同有许多以井得名，如甜水井、苦水井、二眼井、三眼井、四眼井、南井胡同、北并胡同、王府井等等，这是因为北方水份稀少，煮饭、烹茶、洗衣、沐面，水的用途又极大，所以当时的人，用了很笨缓的方法，凿出了一口井之后，他们的快乐是不可言状的，于是以井名街，纪念成功。

胡同的名称，不特暗示出京人的生活与想像，还有取灯胡同、妞妞房等类的胡同，不懂京话的人，是不知何所取意的；并且指点出京城的沿革与区分：羊市、猪市、骡马市、驴市、礼士胡同、菜市、缸瓦市，这些街名之内，除去猪市尚存旧意之外，其余的都己改头换面，只能让后来者凭了一些虚名来悬拟当初这几处地方的情形了。户部街、太仆寺街、兵马司、缎司、銮舆卫、织机卫、细砖厂、箭厂，谁看到了这些名字，能不联想起那辉煌的过去，而感觉一种超现实的兴趣？

黄龙瓦、朱垩墙的皇城，如今已将拆毁尽了。将来的人，只好凭了皇城根这一类的街名，来揣想那内城之内、禁城之外的一圈皇城的位置罢?那丹青照耀的两座单牌楼呢?那形影深嵌在我童年想像中的壮伟的牌楼昵?它们那里去了?看看那驼背龟皮的四牌楼，它们手拄着拐杖，身躯不支的，不久也要追随早夭的兄弟于地下了！

破坏的风沙，卷过这全个古都，甚至不与人争、韬声匿影如街名的物件，都不能免于此厄。那富于暗示力的劈柴胡同，被改作辟才胡同了；那有传说作背景的烂面胡同，被改作澜缦胡同了；那地方色彩浓厚的蝎子庙，被改作协资庙了，没有一个不是由新奇降为平庸，由优美流为劣下。狗尾巴胡同改作高义伯胡同，鬼门关改作贵人关，勾阑胡同改作钩帘胡同，大脚胡同改作达教胡同；这些说不定都是巷内居者要改的，然而他们也未免太不达教了。阮太铖在南京的袴裆巷，伦敦马蝇幼虫街为贵族所居之街，都不曾听说他们要改街名，难道能达观的只有古人与西人吗？内丰的人，外啬一点，并无轻重。司马相如是一代的文人，他的小名却叫犬子。《子不语》书中说，当时有狗氏兄弟中举。庄子自己愿意为龟。颐和园中慈禧后居住的乐寿堂前立有龟石。古人的达观，真是值得深思的。

中国与西方的文化资源

陈炎

如果认为文化是一种资源，那么就有其潜在的“矿藏”。

作为感性生命的极度表现，西方人的体育事业不仅为了锻炼身体，为了弘扬国威，而且是对人类感性生命力的探究，是一种肉体的沉醉。因此，凡是能够考验人类感性生命极限的地方，西方人都会设立比赛项目。作为理性生命的极度表现，西方人的科学事业不仅是为了发展生产，为了改善生活，而且是对人类理性生命力的探究，是一种精神的沉醉。因此，凡是能够考验人类理性生命极限的地方，西方人都会进行科学实践。

如果说西方文化的富矿存在于感性与理性两极，因而体育与科学特别发达，那么其弱点恰恰在感性与理性的中间地带，因而艺术与工艺不够发达。西方人也有琳琅满目的艺术精品，但在很大程度上，西方式的艺术常常被科学化或体育化了。以“宣泄说”为理论根据，现代的西方人往往借助艺术行为来发泄被压抑的情感和潜意识，因而创造了歇斯底里的霹雳舞、声嘶力竭的摇滚乐等，这些作品虽然能够像体育运动一样起到刺激人们的生理感官、满足人们的肉体欲望的目的，但多少失去了审美情感的独特魅力。

而中国文化中的感性与理性两极均不发达，因而传统的体育与科学发育不良。在感性生命方面，中国文化中有一种知足常乐、能忍自安的观念。这种蔑视竞争意识、压抑冒险热情的思想，不仅不利于竞技性体育事业的开展，而且使我们缺乏西方民族那种能动地变革现实生活的感性冲动，时时陶醉在所谓“宁静以致远”、“以不变应万变”的格言之中。这种文化资源不大可能酿造出奥林匹克式的体育传统，而只能派生出延年益寿的气功与吐纳导引的太极。在理性生命方面，中国文化中有一种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精神。这种只注重实践而忽视思辨的传统，虽然有助于防止我们的民族陷入宗教神秘主义的精神误区，但却同时限制了我们知识构造的自由空间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热情。中国人丝毫也不比他人愚钝，然而理性的翅膀一旦绑上实用的铅陀，就难以高飞远举了。

而中国文化的富矿恰恰处在感性与理性之间的交融地带，因而其艺术与工艺特别发达。说中国是一个艺术和工艺的国度，不仅是由于我们的古人为我们留下了艺术与工艺精品，而且是由于我们古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本身就浸泡在艺术之中。就在西方的经院哲学家们通过逻辑或数学的手段来揭示宇宙的奥秘时，自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却要将写诗和作文看成是每一个国家官吏所应具备的必要的素养。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中国与西方文化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