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九的雨

陈忠实

⑴这是我村与邻村之间一片不大的空旷的台地。只有一畛地宽的平台南头开始起坡，就是白鹿原北坡根的基础了。平台往北下一道浅浅的坡塄，就是灞河河滩了。我脚下踏着的平台上的这条沙石大路，穿过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村庄，通往西安。

⑵天明时雨止歇了。天阴沉着，云并不浓厚，淡灰的颜色，估计一时半刻再挤再拧不出雨水来。空气很清新，湿润润的。山坡上的麦子绿莹莹的。河川里的麦子也是莹莹的绿色。原坡上沟坎里枯干的荒草被雨浇成了褐黑色，却有一种湿润的柔软。河川北岸是骊山的南麓，清晰可辨一株树一道坡一条沟，及至山岭重叠的极处。四野静宁到令人耳朵自生出纤细的音响来。

⑶前日落了雨。小雨。通常是开春三月才有的那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腊月初二下起，断断续续稀稀拉拉下到今天天明，让整个村子里的男女惊诧不已，该当滴水成冰冻破砖头的“三九”时月，居然是小雨缠绵。太过反常的天气气象给农人心里一种不祥的妖孽氛征。这是我半生里仅见的一次“三九”的雨，以及不仅不冻反而松软如酥的土地。

⑷我脚下这条颇为宽绰的沙石大路是1977年冬天动工拓宽的。与这条大路同时开工的是灞河河堤水利工程，由我任副总指挥具体实施的。那时我完成这项家乡的水利工程的心态，与我后来写作长篇小说《白鹿原》时的心境基本类同，就是尽力做成一件事。

⑸我第一次背着馍口袋从这条路走出村子走进西安的中学时，这条路大约也就一步宽，架子车是无法通行的。我背着一周的干粮走出村子时的心情是踊跃而又高涨的，然而却是完全模糊的。我只是想念书，想上城里的中学去念书，念书干什么等抱负之类的事，完全没有。我再三追寻记忆，充其量只会有当个工人之类的宏愿，而且主要是父母供儿女上学的原始动机。在乡村人的眼睛里，挣工资吃商品粮的工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在初中二年级却喜欢文学了，这不仅大大出乎父母的意料，连我自己也感到奇怪。通常情况下，爱好文学是被视为浪漫而又富于诗意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在一个穿粗布衣服吃开水泡馍的人身上呢？许多年后我把自己的这种现象归结为一根对文字敏感的神经，文学的兴趣由此而发端。   

⑹背着馍口袋出村挟着空口袋回村，在这条小路上走了十二年，我获得了高中学业的完成。我记忆中最深的是十六岁那年遇到过狼。天微明时，我已走出村子五华里的一条深沟的顶头，作伴壮胆的父亲突然叫了一声“狼”！就在身旁不过二十步远的齐摆着谷穗的地边上，有一只狼。稍远一点，还有一只。我没有感觉到丝毫的害怕，尽管是我第一次看见这种吓人的动物。不是我胆大，而是身旁跟着父亲。我第一次感受父亲的力量和父亲的含义，就是面对两只成年狼的时候，竟然没有产生恐惧。我成了一个父亲的时候，又在这条几经拓宽的乡村公路上接送我的三个念书的孩子。我比父亲优裕的是有了一辆自行车，孩子后来也有了，比父亲步行送我要快捷得多了。我和孩子再也没有遭遇狼的惊险故事。狼已经成为大家怀念的珍稀宝贝了。

⑺我的一生其实都粘连在这条已经宽敞起来的沙石路上。我在专业创作之前的二十年基层农村工作里，没有离开这条路；我在取得专业创作条件之后的第一个决断，索性重新回到这条路起头的村子——我的老家。我窝在这里的本能性的心理需求，就是想认真实践自己自少年时代就产生的作家之梦了。从1982年冬天得到专业写作的最佳生存状态到1992年春天写完《白》书，我在祖居的原下的老屋里写作和读书，整整十年。这应该是我最沉静最自在的十年。

⑻我现在又回到原下祖居的老屋了。老屋是一种心理蕴藏。新房子在老房子原来的基础上盖成的，也是一种心理因素吧。这方祖居的屋院只有我一个人住着。父亲和他的两个堂弟共居一院的时代早已终结了。父亲一辈的男人先后都已离开这个村子，在村庄后面白鹿原北坡的坡地上安息有年了。我住在这个过去三家共有的屋院里，可以想见宽敞和清爽了。我在读着欧美那些作家的书页里，偶尔竟会显现出爷爷或父亲或叔父的脸孔来，且不止一次。我夜深人静坐在小院里看着月亮从东原移向西原的无边无际的静谧里，耳畔会传来一声两声沉重而又舒坦的呻吟。那是只有像牛马拽犁拉车一样劳作之后歇息下来的人才会发出的生命的呻吟，我在小小年纪的时候就接受着这种生命乐曲的反复熏陶，有父亲的，有叔父的，有祖父的。他们早已在原坡上化作泥土。他们在深夜熟睡时的呻吟却萦绕在这个屋院里，依然在熏陶着我。

⑼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冬天。我站在我村和邻村之间的旷野里。

⑽从我第一次走出这个村子到城里念书的时候，父亲和母亲每每送我出家门时眼里的神光，给我一个永远不变的警示：怎么出去还怎么回来，不要把龌龊带回村子带回屋院。在我变换种种社会角色的几十年里，每逢周日回家，父亲迎接我的眼睛里仍然是那种神色，根本不在乎我干成了什么事干错了什么事，升了或降了，根本不在乎我比他实际上丰富得多的社会阅历和完全超出他的文化水平。那是作为一个父亲的独具禀赋的眼神，是这个古老屋院的主宰者的不可侵扰的眼神，依然朝我警示着：别把龌龊带回这个屋院来。

⑾北京丰台。我从大礼堂走出来。记者王亚田第一个打来电话。选举刚刚结束。他问我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后首先想的是什么。我脱口而出：作为一个作家，应该始终把智慧投入写作。

⑿他又问：还有什么呢？

⒀我再答：自然还有责任和义务。

⒁我站在我村与邻村之间空旷的台地上，看“三九”的雨淋湿了的原坡和河川，绿莹莹的麦苗和褐黑色的柔软的荒草，从我身旁匆匆驰过的农用拖拉机和放学回家的娃娃。粘连在这条路上倚靠着原坡的我，获得的是沉静。自然不会在意“三九”的雨有什么祥与不祥的猜疑了。

绿地

陈忠实

春天里一个平平常常的星期六下午,河口公社党委副书记侯志峰骑着自行车回到家里。

“回来了,侯书记。”

踏进里屋,一位陌生的老年农民笨拙地从椅子上站起,殷切地和他打招呼。肯定是求他办事,好多人求他办事,不去公社机关,专等周日赶到家里来,弄得他不得安宁。

“有啥事?”他问,想尽快打发他走。

来人开始诉说:他的儿子在本大队小学当民办教师,有四五年教龄了,支部书记现在正串通校长,要把他的儿子解雇,再把自己的女儿填补进去。

这是可能的。干部利用职权,搞些乱七八糟的事,在他们公社的几十个大队里,时有发生。他干脆地回答说:“你说的要是属实,我负责解决。下周上班后,我了解一下再说。”

“您歇息。”来人站起告辞了,“您在公社辛苦……”他解开自己的黄帆布袋的结绳,把一盒点心放在桌子上。

“甭弄这号事!”侯志峰死死抓住他的手,要把点心盒塞进帆布袋里去,“这算做啥?”

“留就留下。”妻子秀绒说,“又不是外人!”侯志峰松了手,羞得把脸转到一边去。

送走客人,两口回到屋里,几乎同时愣住了:娃子一手拿着点心,一手攥着一把十元票子……

“给我。”秀绒从儿子手里抓过钱,脸色变了。

“多少?”侯志峰问。

“一百。”秀绒答。

“给我。”

“做啥?”

“还给人家嘛!”

“追得上？”秀绒说，她把钱装进内衣口袋，转身出门的时候，回过头来，“我去借驾车,赶天黑给猪圈拉两车土。你在屋歇着。”

他惶惶不安。这件意料不到的事,破坏了他回到家中的愉快情绪。他在屋里打转转,坐不住也躺不稳,他想到土壕里去,和妻子秀绒把话说透。

“秀绒,那个钱……咱们不能收。”“我是党员,大小算个干部,不能往自个儿脸上抹黑。又是在本地工作……”

“哼!”秀绒转过身,手拄镢把,讥诮地说,“咱村玉玲的阿公,在百货公司当经理,一米料子三毛钱,还不跟白拿一样。仙惠男人在县上工作,拉了一车木头,只花了一顿饭钱……”

“各人是各人的事嘛!”他给女人解释,“钱呢?应该还给人家。”

“迟了!”秀绒早有准备似地,“我交给出纳了。”

“你……”他急了,瞪起眼。

“欠队里的粮款,赶收麦交不齐,不给分口粮。”秀绒揶揄说,“我跟娃娃要吃粮,你挣三十九块五,好多的钱呀!你革命,你清官,你红脸忠臣……你羞你先人!”

“你……”侯志峰气得脸色煞白,把镢往地上一扎,嘴唇哆嗦,说不出话来。窝窝囊囊地过完了星期天,周一清早,侯志峰出了家门,上班去了。他发觉,他的精神处于一种难以控制的敏感状态中。大清早,两个农民,撕扯着走到他的门口,其中一个满脸血污。问问原由,不过是分粮中有五斤差错。五斤小麦,值不到一块钱,打得头破血流。一百块钱能买多少小麦呢?

随手翻阅的卷宗里有一份通报,地处秦岭山区的一位副社长,参与了盗伐森林的活动,给开除党籍了。侯志峰坐不住了,急急赶到汪水寨村口。他打问出来,民办教师的父亲叫汪生俊。侯志峰找到了他。

“你所反映的问题,我负责去调查解决。”

“这个钱,”侯志峰从内衣口袋掏出十张十元票,放到桌子上,这是他刚刚借来的。

“这……唉!”汪生俊慌忙抓起钱,又塞回他的手里,连他的手一齐抓紧不放,“你这人……”

“放开手!”侯志峰生气了,恼怒了。汪生俊的手松了,起先是愣神,后是吃惊,随之就尴尬绝望了。

“我走了。”侯志峰站起身。他扬起头,走出汪水寨的村巷。高原上的初夏时节,梯田里卷迭着一层层绿浪,点缀着几株桃树和杏树，墨绿色的帐篷,落日前的一瞬,正呈现出一派绚烂的色彩。他踏着自行车,朝中心小学的方向驰去。

实在料想不到,汪生俊本人就是大队支书的近门哥哥,他的儿子进学校当民办教师凭借的就是支书哥哥的权力,他的儿子不仅没有特长,一二年级学生也组织不到一起……

侯志峰忽然记起中学时期一位班主任的话来，“我愿你们,从年轻的时候,就注意培养自己心灵中的一块绿地……”培养和保持心灵中的这一块绿地,真是不容易呢!有多少诱惑企图污染它啊!他从草地上站起,拍拍屁股上的草屑,推动车子,晚霞愈加灿烂了。

 (有删改)

征 服

陈忠实

夜已深，天很黑，田野悄悄静静，使人透不过气来的闷热散开了。南葫芦攥着一柄钢叉，死死盯着那个贼。

那贼正蹲在菜园地里。南葫芦渐渐看分明了，那是南红卫。高中毕业生，把书念到狗肚里去了。你在南村扯旗造反，整南恒的二爸……南恒今年当了队长，有你好受的，等着！

只见南红卫拔了一堆葱正往外转移。南葫芦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举着钢叉。南红卫一惊，接着摆出一副随便咋办的架势。

南葫芦把钢叉收回，呵斥说：“走！见队长！”倒霉透咧！南红卫边走边想。队长南恒是他的对头。看你南恒怎么揉搓我吧。“文革”中，我整了南恒二爸又怎么样呢？南恒二爸在“四清”运动^（注）中，把我南红卫的老子整得还不惨吗？那年正好我高中毕业，考大学分数够了，政审通不过。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队长南恒惊醒了。他披上布衫，出来开门。问：“啥事？”

“光彩事！”是葫芦的得意的调门。南恒明白了：南红卫偷了南葫芦承包的大葱。

黑暗中，这十二张嘴也辩不倒的南村文化最高的农民站在那里，把脸摆到另一边，任南葫芦挖损。

“哈呀！葫芦叔——”南恒习惯地用食指顶顶鼻头，笑了，“红卫是我派去的……”

“你说啥？”南葫芦打断他的话。

“我派他去拔葱的。”南恒肯定地说。

“你……”南葫芦张着嘴，合不拢了。

“我想看你到底负不负责任。”南恒仍然平静地说，简直跟真的一样。

“噢！这……”南葫芦一下泄了气。南红卫转过脸，发出两声尴尬的笑声。

三人散后的好一会儿，南恒又听到有人敲门。南恒拉开门闩，一眼瞅见门口站着南红卫，忙问：“你还没睡？”

“睡不着……”

“好，咱俩扯扯。”南恒热情地说。于是俩人走到街巷里。

“刚才那事，你下一步……准备咋办呢？”

“没有下一步。”村巷里只有他俩的脚步声。

田野里比村巷里亮多了，清凉的带着湿漉漉的水气的夜风，吹得人心胸里好舒畅，河滩里无名水鸟单调的叫声，更显出田野的寂静。两人在大路边坐下。

“你为啥不整我呢？”南红卫突然转过头问。

“我不想整任何人。我今年当队长，能不能把南村的事办好，是另一回事”。

“你刚一上台，把你堂哥整惨了，”南红卫说，“对我，你咋这么客气？”

“我堂哥挪用公款，不能不整！你呢？我想拉你进队委会，把你的面皮扒光了，就不好用了。”

“把我拉进你的班子？你是怯那些在“四清”运动中挨了整的人，是不是？”南红卫反问。

“对。”南恒承认了。

南红卫得意起来：“我早就看穿了你。”

“你先别得意，”南恒说，“你只说对了一半。”

“那一半是啥？”南红卫问。

“你有文化，有本事，对村里有用处。”南恒说，“你当队长那几年，队里烂了，穷了，也有当时社会的原因。你有几件事办得好，比如办秦川牛场、办砖场……”

“甭提了！”南红卫叹了口气，“一样也没成。”

“不成的原因，关键就在你只依靠你的那一股势力，把另外几股势力当敌人。”南恒说。

南红卫沉吟半晌，不得不承认。

“你宁可南村继续烂下去，也不能容忍我南恒当队长！”南恒毫不回避。

既然谈开了，就索性说个明白。“痛快！我承认。”南红卫激动地站起来，“我今晚来找你，就是想听你说句实话。”

南恒也站起来，“不整你，就是这原因。”

“我这号人……吃软不吃硬，”南红卫表白说，“其实，真正厉害的，是你老弟这号人！”

“甭勾心斗角了！老哥！”南恒也诚恳地说，“斗了十几年了，斗得大家碗里一天比一天稀！”

“南村不是没能人！”南红卫说，“却把本事花到勾心斗角上去了。”

南恒扶一下眼镜，高兴地叫起来：“这才是一句实扎扎的话。再往下说呀！”

“完了。”南红卫说，“我睡不着。你包庇我，比罚我更叫人羞愧。我找你，就是想说这句话……”

“好了，不说这事，”南恒说，“告诉你吧，我准备重办秦川牛繁殖场，这是独门生意。你准备一下，县里物资交流会就要开了，你去给咱物色几头纯种秦川牛回来。”

“那没问题！”南红卫说，“我研究过秦川牛！”

“咱俩可要共事了……”南恒说。

“要共事就共到底……”南红卫说。

繁星在不知不觉中隐匿起来了，湛蓝的天幕上，只有几颗很大的星儿，发着红蜡头似的光，晨风轻轻掠过田野，黎明了。

（注）　“四清”运动是指1963年至1966年开展的教育运动。初期在农村“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清思想、清政治和清经济”。

白鹿原奏响一支老腔

陈忠实

我第一次看老腔演出，是前两三年的事。朋友跟我说老腔如何如何，我却很难产生惊诧之类的反应。因为我在关中地区生活了几十年，却从来没听说过老腔这个剧种，可见其影响的宽窄了。开幕演出前的等待中，作曲家赵季平也来了，打过招呼握过手，他在我旁边落座。屁股刚挨着椅子，他忽然站起，匆匆离席赶到舞台左侧的台下，和蹲在那儿的一位白头发白眉毛的老汉握手拍肩，异常热乎，又与白发白眉老汉周围的一群人逐个握手问好，想必是打过交道的熟人了。我在入座时也看见了白发白眉老汉和他跟前的十多个人，一眼就能看出他们都是地道的关中乡村人，也就能想到他们是某个剧种的民间演出班社，也未太注意，赵季平重新归位坐定，便很郑重地对我介绍说，这是华阴县的老腔演出班社，老腔是了不得的一种唱法，尤其是那个白眉老汉老腔能得到赵季平的赏识，我对老腔便刮目相看了，再看白发白眉老汉，安静地在台角下坐着，我突然生出神秘感来。

轮到老腔登台了，大约八九个演员刚一从舞台左边走出来，台下观众便响起一阵哄笑声。我也忍不住笑了。笑声是由他们上台的举动引发的。他们一只手抱着各自的乐器，另一只手提着一只小木凳，木凳有方形有条形的，还有一位肩头架着一条可以坐两三个人的长条板凳。这些家什在关中乡村每一家农户的院子里、锅灶间都是常见的必备之物，却被他们提着扛着登上了西安的大戏台。他们没有任何舞台动作，用如同在村巷或自家院子里随意走动的脚步，走到戏台中心，各自选一个位置，放下条凳或方凳坐下来，开始调试各自的琴弦。

锣鼓敲响，间以两声喇叭嘶鸣，板胡、二胡和月琴便合奏起来，似无太多特点。而当另一位抱着月琴的中年汉子开口刚唱了两句，台下观众便爆出掌声，白毛老汉也是刚刚接唱了两声，那掌声又骤然爆响，有人接连用关中土语高声喝彩，“美得很!”“太斩劲了!”。我也是这种感受，也拍着手，只是没喊出来，他们遵照事先的演出安排，唱了两段折子戏，几乎掌声连着掌声，喝彩连着喝彩，无疑成为演出的一个高潮。然而，令人惊讶的一幕出现了，站在最后的一位穿着粗布对门襟的半大老汉找着长条板凳走到台前，左手拎起长凳一头，另一头支在舞台上，用右手握着的一块木砖，随着乐器的节奏和演员的合唱连续敲击长条板凳，任谁也意料不及的这种举动，竟然把台下的掌声和叫好声震哑了，出现了鸦雀无声的静场，短暂的静默之后，掌声和欢呼声骤然爆响，经久不息……

我在这腔调里沉迷且陷入遐想，这是发自雄浑的关中大地深处的声响，抑或是渭水波浪的涛声，也像是骤雨拍击无边秋禾的啸响，亦如知时节的好雨润泽秦川初春返青麦苗的细近于无的柔声，甚至让我想到柴烟弥漫的村巷里牛哞马叫的声音……

我能想到的这些语言，似乎还是难以表述老腔撼人胸腑的神韵，听来酣畅淋漓，久久难以平复，我却生出相见恨晚的不无懊丧自责的心绪。这样富于艺术魅力的老腔，此前却从未听说过，也就缺失了老腔旋律的熏陶，设想心底如若有老腔的旋律不时响动，肯定会影响到我对关中乡村生活的感受和体味，也会影响到笔下文字的色调和质地。后来，有作家朋友看过老腔的演出，不无遗憾地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你的小说《白鹿原》是写关中大地的，要是有一笔老腔的画面就好了。我却想到，不单是一笔或几笔画面，而是整个叙述的文字里如果有老腔的气韵弥漫。

直到后来小说《白鹿原》改变成话剧，导演林兆华在其中加入了老腔的演唱，让我有了一种释然的感觉。从此老腔借助话剧《白鹿原》登上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舞台。

后来还想再听老腔，却难得如愿。不过两年之后，我竟然在中山音乐堂再次过足了老腔的瘾。那天，无论白毛老汉，还是其他演员，都是尽兴尽情完全投入地演唱，把老腔的独特魅力发挥到最好的程度，台下观众一阵强过一阵的掌声，当属一种心灵的应和、纯正的关中东府地方的发音，观众能听懂多少内容可想而知，何以会有如此强力的呼应和感染力?我想到的是旋律，一种发自久远时空的绝响，又饱含着关中大地深厚的神韵，把当代人潜存在心灵底层的那一根尚未被各种或高雅或通俗的音律所淹没的神经撞响了，这几乎是本能地呼应着这种堪为大美的民间原生形态的心灵旋律。

我在那一刻颇为感慨，他们——无论秦腔或老腔——原本就这么唱着，也许从宋代就唱着，无论元、明、清，以至民国到解放，直到现在，一直在乡野在村舍在庙会就这么唱着，直到今晚，在中山音乐堂演唱，我想和台上的乡党拉开更大的距离，便从前排座位离开，在剧场最后找到一个空位，远距离欣赏这些乡党的演唱，企图排除因乡党乡情而生出的难以避免的偏爱。这似乎还有一定的效应，确凿是那腔自身所产生的震撼人的心灵的艺术魅力在我陷入那种拉开间距的纯粹品尝的意境时，节目主持人濮存昕却做出了一个令全场哗然的非常举动，他由台角的主持人位置快步走到台前，从正在吼唱的演员手中夺下长条板凳，又从他高举着的右手中夺取木砖，自己在长条板凳上猛砸起来，接着扬起木砖，高声吼唱。观众顿时沸腾起来。这位声名显赫的濮存昕已经和老腔融合了，我顿然意识到自己拉开间距，寻求客观欣赏的举措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