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之勺

张炜

1987年，从北到南走了一趟德国。一天，我和朋友在法兰克福大街上闲走，突然想起了歌德。这儿有他最重要的故居啊。我和几个朋友立刻匆匆去寻。

这是一个奇特的人物。在文学的星云中，像他一样的文坛“恒星”大概不会太多。在中国，也只有屈原、李白等才能和他媲美。第一次读《少年维特之烦恼》，掰指计算作家当时的年龄，感受一个少年的全部热烈。那时觉得如此饱满的情感只会来自一种写实，而不需要什么神奇的技巧。现在看这种理解有一多半是对的。一件伟大的艺术品，究竟需要多少技巧？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它会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写的，它只要源于那样的一颗心灵。心灵的性质重于一切。

今天终于以另一种方式接近了你。今天来到了从小觉得神秘的这位艺术家生活过的实实在在的空间。多么不可思议，多么幸福。我们可以用手摸一下诗人出没的东西，小心翼翼。我们试图通过逝去的诗人遗留在器物的神秘，去接通那颗伟大的灵魂。

歌德故居是一幢三层楼房，当然很宽敞，很气派，与想象中的差不多。书房，卧室，客厅，最后又是厨房。我不知道为什么，对这个宽大的厨房特别这样注意起来，在那个阔大的铁锅跟前站了许久。记得锅上垂了一个巨型排气铁罩。所有炊事器具一律黝黑粗大，煎锅、铲子；特别是那把高悬在墙上的平底铜勺，简直把我吓了一跳。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一把炊勺。

这样的炊具有没有办法做出精致的菜肴，我不知道。但我可以想象出当年这里一定是高朋满座，常常让诗人有一场大欢乐大陶醉。可以想象像酒酣耳热之时，那一场诗人的豪放。大厨房约可以让十几个厨子同时运作，他们或烹或炸，或煎或炒，大铁勺碰得哐哐有声。

诗人的一颗心有多么纤细。我难以想象他需要这样的一间厨房。为什么，想不出。这样一间厨房足可以做一家大饭店的操作间，太大，太奇怪。  

主要是勺子太大。 

从厨房中走出，到二楼，又到三楼——那里主要是一些关于诗人的各种图片，它们悬满了墙。我没有看到心里去。我好像还在想着那把大勺子。它是铜的，平底，勺柄极长。我就是弄不懂它是做什么用的……人的一生无非是“取一勺饮”，而对于像歌德这样的天才，其勺必大。这样一想，似乎倒也明白了。  　

关于诗人的全部故事，我所知道的一些故事，都在这个时刻从脑际一一划过。回想他那两卷回忆录《诗与真》，还有他与那个年轻人的谈话录（爱克曼《歌德谈话录》），感受着一个长寿老人的全部丰厚。他在魏玛宫廷任过显赫的官职，一度迷过光学研究。长篇短篇戏剧样样皆精，一部《浮士德》写了几十年……是的，他像所有人一样，只是一个过客，只是“取一勺饮”。然而他的“勺子”真的比一般人大上十倍二十倍。  　

关于歌德，有一段话我们是耳熟能详了。恩格斯曾这样说：“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  　

在法兰克福的歌德之家，我们能够很具体地理解恩格斯的这段话吗？在他的故居中，徘徊于诗人的物品之间。突然，上一个世纪的特异气息浓烈地涌来……

竹林的故事

废名

出城一条河，过河西走，坝脚下有一簇竹林，竹林里露出一重茅屋，茅屋两边都是菜园：十二年前，它们的主人是一个很和气的汉子，大家呼他老程。老程有一个小姑娘，非常的害羞而又爱笑，我们都叫她三姑娘。

老程除了种菜，也还打鱼卖。四五月间，霪雨之后，搓衣的石头沉在河底，呈现绿团团的坡。老程把摇网朝水里兜来兜去，倘若兜着了鱼，三姑娘小小的手掌，便跟着她欢跃的叫声热闹起来。

流水潺潺，摇网从水里探起，一滴滴的水点打在水上，浸在水当中的枝条也冲击着嚓嚓作响。老程从荷包里掏出一把大红头绳：“阿三，这个打辫好吗？”三姑娘抢在手上，一面还接下酒壶，奔向灶角里去。见了妈妈抽筷子，便赶快拿出杯子。“爸爸喝酒，我吃豆腐干！”老程便对着三姑娘慢慢的喝了酒。

三姑娘八岁的时候，就能够替妈妈洗衣。然而绿团团的坡上，从此也不见老程了——这只要看竹林的那边河坝上面，高耸着一个不毛的戒方一般模样的土堆，堆前竖着三四根吊着被雨粘住的纸幡残片的竹竿，就可以知道是什么意义。

便看见三姑娘的黑地绿花鞋的尖头蒙上一层白布，虽然更显得好看，却叫人见了也同三姑娘自己一样懒懒的没有话可说了。

春天来了，林里的竹子，园里的菜，都一天一天的绿得可爱。老程的死却正相反，一天比一天淡漠起来。

正二月间城里赛龙灯，大街小巷，真是人山人海。最多的还要算邻近各村上的女人，她们像一阵旋风，大大小小牵成一串从这街冲到那街。然而锣鼓喧天，惊不了三姑娘母女两个，正如惊不了栖在竹林的雀子。竹林里也同平常一样，雀子在奏他们的晚歌，然而对于听惯了的人只能够增加静寂。

三姑娘不再上街看灯，然而当年背在爸爸的背上是看过了多少次的。“再是上东门，再是在衙门口领赏……”寻着声音所来的地方自言自语的这样猜。

三姑娘最后留给我的印象，也就在卖菜这一件事。

三姑娘这时已经是十二三岁的姑娘，因为是暑天，穿的是竹布单衣，颜色淡得同月色一般。三姑娘是这样淑静，愈走近我们，我们的热闹便愈是消灭下去。而三姑娘始终是很习惯的，接下铜子又把菜篮肩上。

一天三姑娘是卖青椒，我们大家商议买四两来煮鱼吃。其中有一位是最会说笑的，向着三姑娘道：

“三姑娘，你多称一两，回头我们的饭熟了，你也来吃，好不好呢？”

三姑娘笑了：“吃先生们的一餐饭使不得？难道就要我出东西？”

我们大家也都笑了；不提防三姑娘果然从篮子里抓起一把掷在原来称就了的堆里。

“三姑娘是不吃我们的饭的。我们没有什么谢三姑娘，只望三姑娘将来碰一个好姑爷。”我这样说。然而三姑娘也就赶紧跑了。

从此我没有见到三姑娘。到今年，我远道回家过清明，远远望见竹林，我的记忆又好像一塘春水，被微风吐起波皱了。正在徘徊，从竹林上坝的小径，走来两个妇人，一个站住了，前面的一个且走且回应，而我即刻认定了是三姑娘！

“我的三姐，就有这样忙，端午中秋接不来，为得先人来了饭也不吃！”

再没有别的声息；三姑娘的鞋踏着沙土。我急于要走过竹林看看，然而也暂时面对流水，让三姑娘低头过去。

(选自废名小说集《竹林的故事》，有删改)

繁 盛

李 娟

一百多年前最早决定定居此处的那些农人，一定再无路可走了。他们一路向北，在茫茫沙漠中没日没夜地跋涉。走到高处，突然看到前方陷落大地的绿色河谷，顿时倒下，抚地大哭。

他们随身带着种子，那是漫长的流浪中唯一不曾放弃的事物。他们以羊肠灌水，制成简陋的水平仪勘测地势，开渠垦荒。在第一个春天的灌溉期，他们日夜守在渠边，每当水流不畅，就用铁锨把堵在渠口的鱼群铲开。

那时，鱼还不知河流已经被打开缺口。更不知何为农田。它们肥大、笨拙，无忧无虑。它们争先恐后涌入水渠，然后纷纷搁浅在秧苗初生的土地上。秧苗单薄，天地寂静。阳光下，枯萎的鱼尸银光闪闪，像是这片大地上唯一的繁盛。

冬天，河面冰封。人们凿开冰窟，将长长的红绳垂放水中。虽然无饵无钩，仍很快有鱼咬着绳子被拖出水面。这鱼长有细碎锋利的牙齿。即使已被捉在手，仍紧咬红绳不肯松口。它们愤怒却迷惑。世界改变了。春天，鱼群逆流产卵。鱼苗蓬勃，河流拐弯的浅水处如堆满珠宝般璀璨闪烁。若在此处取水，一桶水里有半桶都是细碎小鱼。人们大量捞捕小鱼，晾干，喂养牲畜。世界改变了。

鱼越来越少，人越来越多。耕地不断扩张，沿河两岸上下漫延。才开始它们如吸吮乳汁般吸吮河流，到后来如吸吮鲜血般吸吮河流。再后来，河流被截断，强行引往荒野深处。在那里，新开垦的土地一望无垠。而失去水源的下游湖泊迅速萎缩，短短几年便由淡水湖变成咸水湖。从此，再也没有鱼了。

又过去了很多很多年，我们才来到这里。我们面对的又是一片逾万亩的新垦土地。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路也是新的，水渠也是新的，仿佛一切刚刚开始。

其实这块土地并不适合种植向日葵。它过于贫瘠，向日葵又太损地力。但是，与其他寥寥几种能存活此处的作物相比，向日葵的收益最大。如此看来，我们和一百年前第一个来此处开荒定居的人没什么不同。除了掠夺，什么也顾不上了。

我妈已经种了三年葵花。各种天灾，各种意外。三年都没赚到什么钱。但第四年她仍坚持播下种子。

记得第一年，我们全家上阵。我妈和我叔叔两人用铁锨不停翻动种子，使之均匀粘染红色的农药。我在旁边帮忙打手电筒。整夜默默无语，整夜紧张又漫长。手电光芒静止不动，笼罩着黑暗中上下翻飞的红色颗粒，它们隔天就要被深埋大地。而熬过漫漫长冬的荒野鼠类在地底深处遇到这些红色种子，它们绕其左右，饥饿而畏惧。后来这饥饿与畏惧渗入红色之中。

此时此刻，我妈和我叔叔的紧张与忧虑也渗入红色之中。我一动不动举着手电。手电光芒在无边黑暗中撑开一道小小缝隙。荒野中远远近近的流浪之物都向这道光芒靠拢。一百年前的农人也来了。哪怕已经死去了一百年，他们仍随身带着种子。他们也渴望这红色。所有消失的鱼也从黑暗中现身，一尾接一尾沉默游入红色之中。我仿佛看到葵花盛放，满目金光中充满了红色，黑暗般坚定不移的红色。

我只跟去地头帮了几天忙，刚播完种子就离开了。听说第一年非常不顺。先是缺水。平时种植户之间都客客气气，可一到灌溉时节，争水争得快要操起铁锨拼命。轮到我家用水时常常已是半夜，我妈整夜不敢睡觉，不时出门查看，后来干脆在水渠的闸门边铺了被褥露天过夜。尽管如此，我家承包的两百亩地还是给旱死了几十亩。接下来又病虫害不断，那片万亩葵花地无一幸免。我妈日夜忧心。她面对的不但是财产的损失，更是生命的消逝。亲眼看着一点点长大的生命，再亲眼看着它们一点点枯萎……是耕种者千百年来共有的痛苦。

直到八月，熬过病害和干旱的最后二十来亩葵花顺利开完花。她才稍稍松口气。而那时，这片万亩土地上的几十家种植户几乎全都放弃，撤得只剩两三家。有个承包了三千多亩地的老板直接自杀。据说赔进去上百万。

冬天回家，我问我妈赔了多少钱。她说：“幸亏咱家穷，种得少也赔得少。后来打下来的那点葵花好歹留够了种子，明年接着种！”

整个冬天，阿克哈拉洁白而安静。我心里惦记着红色与金色，独自出门向河谷走去。大雪铺满河面，鸦群迎面飞起。牛群列队通过狭窄的雪中小路，去向河面冒着白气的冰窟饮水。我随之而去。突然又想起了鱼的事。我站在冰窟旁探头张望，漆黑的水面幽幽颤动。抬起头来，又下雪了。我看到一百年前那个人冒雪而来。我渴望如母亲一般安慰他，又渴望如女儿一样扑上去哭泣。

(选自《遥远的向日葵地》，有删改)

“我正在哪里”的文学观照

①“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三个经典的哲学命题始终萦绕在世人的脑海中，引发阵阵沉思。其实，在这三个命题之中，还蕴含着另外一个命题，那就是“我正在哪里”。“我从哪里来”，是要理清自己的来路，寻根溯源；“我要到哪里去”，是对未来走向的一种前瞻性思考，展望自己的去路；“我是谁”试图解决“我”的本质性意义，是人向内用力，对自身进行拷问。而“我正在哪里”，是从外部的角度，让人确立自己的坐标和支点，对所处的时代、时空进行精准的定位，摸清楚自己所处的外在环境，对人自身进行更为透彻的审视。在某种意义上说，文艺领域提倡现实题材创作，就是期待作家艺术家围绕“我正在哪里”的命题进行艺术化的回答与阐释。

②书写过往，一头扎进历史的故纸堆，有时看来是一件颇为快意的事，因为路径可能是现成的，可以轻松上路，再运用好一些刚面世的新资料和现代化的新思维、新手段，总是能留下一些新的发现或者新的思考，区别在于多与少、深与浅。

③书写未来，天马行空的想象是一种无羁绊的放纵，竭尽全力地搅动自己的脑容量，去对世界进行私人化、个性化的观察与开拓，只要无限地忠诚于自己大体上可行了。尽管“未来已来”，但更远的未来还在路上，还是可能歇口气的。

④而书写现在，却是一件棘手的事。大家都在场，都身处其中，绝对的“零距离”，稍有偏差和不符，就容易冠之“不真实”“太离谱”的罪状。好不容易把事情梳理得纹路清晰，但发展中的事实陡然拐弯，有了新的轨道，于是一切努力可能会显得有些陈旧，甚至有可能成为一个笑话。

⑤“我正在哪里”的现实题材创作是难的。现实生活的话语方式、言说姿态已经发生了截然不同以往的变化，再一味搬弄那一套“老古董”，纯属无效劳动，甚至成为反面教材。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偃旗息鼓、败下阵来，作家艺术家必须要有切实的行动，要有专业的敏感，而走走过场，无异于隔靴搔痒，难有真收获、大收成。直面现实，直面人生，直面时代，是作家艺术家的使命，也是宿命。

⑥自然，现实题材创作不是对现实进行简单的搬运，而应该是一种创造，一种具有包容性的创造。孙犁说过:“为人生的艺术，不能完全排斥为艺术而艺术。你不为艺术而艺术，也就没有艺术，达不到为人生的目的。”现实题材创作不是单向的，而是复合的，要有大的气度和胸襟。同时，有必要明确的是，现实题材创作本身并不意味着“高级”，简单化地滑入“题材决定论”，以为只要是现实题材创作就有“豁免权”，就天然地“高人一等”。现实题材创作就是好的，这是一个伪命题，而以为篇幅长的、规模大的就好上加好，更不是一种好风气。文艺创作是有水准要求的，是有自身发展规律的，是有一套完备的价值评判体系的。任何文艺作品，都要经过这套评判体系的衡量，才能得出真正的斤两。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