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远来是为的这一湖水

①刚下过一场雨，蒙自的老街湿漉漉的。一线阳光就在这时划过来，南湖上又是一片光鲜。如果没有穿梭往来的汽车，会让人想起多少年前的5月，同现在差不多的天气，南湖边霎时出现了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男的衣衫整洁，女的裙裾飘摇。一下子涌来这么多文化人，让人有一种震惊和欣喜，来的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啊。一个享誉世界的文化讲坛也在南湖边开启。主讲者有陈寅恪，冯友兰，钱稽，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

②1938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昆明，组建了西南联大，由于昆明校舍不敷，边城蒙自便暂时接纳了联大的文学院、法学院。政府尽心，绅士尽力，把联大师生安顿在风景秀丽的南湖边，让他们住进最好的房子。蒙自海关，法国领事馆、哥胪士洋行和周柏斋的“顾楼”，成了分校的教室和住地。领事馆敞亮气派，高树挺拔。哥胪士洋行是整个蒙自最豪华的西式建筑，海关大院则像一座花园。

③这样，西南联大师生的生活就与美丽的南湖融在了一起。每天，师生上下课经过南湖东堤，课余在湖边读书、唱歌、诵诗，在湖里畅游，在亭上探讨，青春的气息弥漫水中。鱼翔浅底，鸟儿扑飞，田田莲叶拨弄着微风。南湖，一时成了联大师生感情的依托，诗情的沃土。想起诗人周定一的《南湖短歌》，这首诗感情淋漓，淋漓得让人泪涌：

我远来是为的这一园花。你问我的家吗？我的家在辽远的蓝天下。

我远来是为的这一湖水。我走得有点累，让我枕着潮水睡一睡。

让湖风吹散我一团梦，让落花堆满我的胸，让梦里听一声故国的钟。

……

④蒙自武庙街的顾楼，是十分有特色的民居，作了联大女生的宿舍。楼高势险，古榕成荫，湖光山色，尽收眼底。入夜，山风刮来，呜呜嘘嘘，如怨如诉，女生们总是长久不能成眠。家乡、亲人、故都，无不随风而来，于是，她们将顾楼叫成了听风楼。听风楼，听的是“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吗？听的是“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吗？

⑤虽然美丽的南湖给了师生们暂时的宁静，但是在那个烽火连三月的年代，宁静中又奔涌着激情。开学第一天，分校师生即在南湖北岸的省立蒙自中学礼堂集会。会上，北京大学同学会发出《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唤醒国人，担负起应尽的责任，争取国家民族之生存。他们还走上街头，以各种形式宣传抗战。有的同学竟参加了飞虎队，奔向抗日的战场。

⑧现在，我正在一面弧形的标识墙前驻足，上面镌刻着西南联大的校训“刚毅坚卓”。我不由想起朱自清先生1938年8月在蒙自为清华第十级毕业生题词中的话：“诸君又走了这么多的路，更多地认识了我们的内地，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国家。诸君一定会不负所学，各尽所能，来报效我们的民族，以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的。”冯友兰先生在题词中也说：“第十级诸同学由北平而长沙衡山，由长沙衡山而昆明蒙自，屡经艰苦，其所不能，增益盖已多矣。”

⑦我慢慢进到楼内，走上楼梯，轻轻推开一扇门，竟然是闻一多先生的宿舍。先生把蒙自比作了“世外桃源”，他在这里能够静心读书，以至于除吃饭、上课外，长时间不下楼活动。历史教授郑天挺见他如此“怒读救国”，恐对身体不好，就劝他说：“一多啊，你何妨一下楼呢？”于是闻先生便得了“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现在这个楼门上方，就挂着“一下楼”的牌匾。走进不大的卧室，一股书香仿佛立时灌了满怀。先生，久仰了！屋内摆设依旧，只是先生擎着他的《红烛》下楼远去了。

⑧漫步湖边，前面走着的是陈寅恪教授吗？他边走边感慨；“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桥边鬓影还明灭，楼外歌声杂醉醒……”钱穆教授则每天都会来湖上的茶亭中，伴着一壶茶，沉思久坐。朱自清教授在这里同样看到了荷塘月色，为此他又有了散文新作，新作里说：“一站到堤上就禁不住想到北平的什刹海。”蒙自是哈尼族、彝族聚居区，火把节期间，人们在家门口燃起一堆堆火载歌载舞，朱自清也融入这热烈之中：“这火是光，是热，是力量，是青年……它的意义更是深厚。”

⑨不少教授是带着家眷来的，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后来回忆说：“南湖的水颇丰满，柳岸河堤，可以一观；有时父母携我们到湖边散步。那时父亲是四十三岁，半部黑翼，一袭长衫，飘然而行。……艰苦的日子里，蒙自数月如激流中一段平静温柔的流水，想起来，总觉得这小城亲切又充满诗意。”

⑩蒙自分校，虽然只存在了短短几个月，却是西南联大这支现代乐曲中一段优雅的乐章，南湖的音符在其间跳荡。“当小火车缓慢地从蒙自站驶出时，我们对于这所谓‘边陲小邑’大有依依不舍的情绪。”这是陈岱孙先生的心声，也代表了蒙自分校师生的心情。他们坐着窄窄的小火车来，又乘着窄窄的小火车走了，留下长长的铁轨，长长的思念。多少年后，有人毕业直接回来这里工作，有人情意绵绵故地重游。又多少年后，北大、清华、南开的后生们循着先贤的脚步来，来看这一湖波光激池的水。

⑪我仍然沿着湖走，湖边生长着一些茂盛的合欢树，还有各种各样的花草藤蔓，婆婆娑娑延续了不知多少岁月。

（取材于王剑冰同名散文）

与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相比，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更强调社会和谐、以和为贵，追求“和而不同”。

春秋时期的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形成了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思想。“和”所具有的“和谐合一”的意义，在我国文明发展早期就有了。《尚书·舜典》记载，帝舜命其乐官通过诗歌音乐，达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说明我国古人已了解音乐促进和谐的作用，体现了早期智者对宇宙和谐的向往。我国古人反复以声乐之和比喻世界各种事物之间的和谐，从而成为一种普遍追求。如《左传》中说：“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可见，我国古人将音乐的和谐作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族群与族群、人与天地等关系的模型，对“和”的追求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

这一思想对儒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经典《礼记·乐记》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这表明，人类的和谐在根本上于天地的和谐，即自然的和谐，和谐是一切事物的生成原理，没有和谐就没有万物化生，和谐的实现有着深刻的宇宙论根源。宋代哲学家张载曾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显然，张载强调：从对立到和谐，不仅是天地的法则，也是社会、人生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原理。

把追求永久和谐作为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这在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中同样源远流长。《尚书·尧典》提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以后，“协和万邦”便成为中华世界观的典范。类似的说法还有“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周礼·天官冢宰》）。孔子把“和”作为同外部世界交往的原则，提出“‘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构建一个和平共处的世界，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持续不断的理想。

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汉代以后被表达为“天人合一”，成为中华文化的价值理想。所谓“天人合一”，就是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合一，注重人道（人类社会法则）和天道（宇宙普遍规律）的一致，不主张把天和人割裂开来。“天人合一”思想不强调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不主张天人对立，而主张天人协调。根据这种思想，人不能违背自然，而应顺从自然规律，使自己的行为与自然相协调。我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一方面注重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注重人在自己身上体现自然的本性，致力于人与自然统一并与自然融为一体；另一方面主张人主动配合天地的生生变化，在与自然相协调的同时协助并促进宇宙的和谐与发展。这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对纠正无限制地征服自然、不顾及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的观念，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中有一种冲突意识，总想用自己的力量，以自我为中心，克服非我，宰制他者。因此，在西方历史上宗教战争非常残酷，中国则没有出现过那样的宗教战争。可以说，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其文化根源都不在东方。总体来讲，同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相比，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强调和谐高于冲突。

（节选自陈来《充分认识中华独特价值观》）

在荣格看来，原型是超个人意识的，是人类集体意识的财富。这是就原型的整体存在形式而言，而对于形式的意味却不尽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部落、不同的文化发展环境，必然赋予原型模式以不同的意义。

我认为中国文化的原型系统是兴与象。《诗》之兴与《易》之象是中国艺术和中国哲学对原型最古老的理论概括。兴象系统那些富于联系富于传统的象征物，正是中国最早的文化原型模式。

关于象，《易·系辞上》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系辞下》谓：“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象的本质是“见”，是具体的形象的，而最终归结为艺术的意象与哲学的抽象。象实际上是把对事物运动发展的理性思维，寄托于客观的物象的表现，因为现象界比理性世界有更为广阔的表现语言。

象是一种哲学的表现方式，而兴则是一种艺术表现方式。最为流行的观点是朱熹《诗集传》所云：“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按照朱熹的解释，兴是“引起所咏之词”，那么它为何不去直言，却偏要来个“先言他物”呢？刘勰《文心雕龙·比兴》谓：“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钟嵘《诗品·总论》谓：“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兴要“依微以拟议”，“文已尽而意有余”，它就不可能仅仅是个形式问题，而必须有意味，这种意味与形式的统一就是象征。

在前人关于兴与象的论述中我们发现了二者的逻辑联系。象要“拟诸形容”，用最简单的物象涵盖最广泛的物质世界的演变规律，而兴则要“托事于物”，用最基本的形象素材去表现最复杂的感情世界。虽然象与兴一个抽象为哲学的阐发，一个升华为情感的表现，但二者在截取那些物理事实来作为自己意象阐发的媒介时，就不能不从传统出发，情感与哲理的阐发就不是单纯的物理形式，而是富有意味的文化系统。正是在这一点上二者达到了统一。闻一多《说鱼》一文认为：“象与兴实际都是隐，有话不能明说的隐，所以《易》有《诗》的效果，《诗》亦兼有《易》的功能，而二者在形式上往往不能分别。”但“隐”，并不是完全让人听不懂自己的意思，恰恰相反，因为隐是建立在共同的文化背景、共同的民族心理条件下，隐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兴与象已构成了中国上古文化的原型系统，《易》之象《诗》之兴所运用的那些表情达意的自然之物，凝聚着上古人类赋予它的最深刻的文化意义，这样中国古代文化的兴象系统便同西方现代的原型批评理论取得了理论上的一致性。

（摘编自傅道彬《兴与象——中国文化的原型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