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对于时迁，金圣叹还说过一句有些石破天惊的话。这句话说道:“时迁、宋江是一流人，定考下下。”这句话后来被张恨水演化为:“王荆公论孟尝好客，谓鸡呜狗盗之徒，出于其门，而客可知。施耐庵之写时迁入水浒，亦正王荆公之意也。一百八人中有时迁一度，而正以证一百八人之未能超于鸡鸣狗盗耳。”（乙）当然如金圣叹、张恨水这一观点，被近人何满子认为是“居心叵测”的、“恶意”的与“反动”的（见何满子《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5月第四次印刷）。暂不纠缠此完全相悖的看法，仅就时迁而言，把时迁与宋江类比，进而让梁山泊众好汉与一并打入“飞檐走壁、跳篱骗马”的时迁同类，这当然是大逆不道的事件。（丙）但是，细细想来，无论宋江领头杀人放火，拉竿扯旗啸聚山林，还是如时迁、孙二娘等辈为混一碗妤饭吃而干些蝇营狗苟之事，在一道统的社会里，其实是没有质的好坏与高低之分的。

（甲）从操控印象的角度而言，没有什么比通过合影进行身份建构来得更为简单有效，而对于权力金字塔体系的中层游移者（譬如小官和土豪）而言，比起手头有限的资源，印象分更能直接决定实现段位跃升的效率。“大师”王林便是个中高手。在一本出版于2002年的写真集《中国人》中，他与并列而坐的官员做谈笑风生状，却又适当倾斜身体，营造左右逢源却以权力为尊的既视感。（乙）多张“重磅”合影中，随时变换表情、动作的王林向观者逐一抛出“名流”“导师”“高人”的印象。

而在更加依靠熟人间的信任、默契而非规则运作的中国社会，“关系”及可以证明“关系”的一切符号，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直接兑现为资本、利益。（丙）承袭千年的“权力本位”传统在国民意识深处埋下的种子，又使得与大腕、权威捆绑在一起的身份建构游戏释放巨大能量，一方面能够以背后有人，轻易莫惹的潜台词宣示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又能够以亮出底牌的自得姿态待价而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