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向被推为宋代最伟大的文人，在散文、诗、词各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他批评吴道子的画，曾经说过:“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在分散于他著作里的诗文评看来，这两句话也许可以现成地应用在他自己身上，表明他诗歌里的理论和实践。他在风格上的大特色是比喻的丰富、新鲜和贴切，而且在他的诗里还看得到宋代散文人所谓“博喻”或者西洋人所称道的“莎士比亚式的比喻”，用一连串 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这种描写和衬托的方法仿佛是采用了旧小说里讲的“车轮战法”，连一接二的搞得那件事物 ，本相毕现，    在诗人的笔下。在中国散文家里，苏轼所喜欢的庄周和韩愈就都 地用这个手法。在中国诗歌里，“诗经”每每有这种写法，像“国风”的《柏舟》，连用镜、石、席三个形象来跟心情參照。上古理论家早已重视诗歌语言的形象化，很注意比喻；在这一点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