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华文化 整体思维的特点,就更 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中国人的勤劳智慧有很大关系,同时与这种思维方式也是 的。中国古代的科学家以阴阳五行观为其自然哲学的基础,以相感相通和相生相克的整体思维考察自然现象的性能及其变化过程,从而在天文学气象学、医学、化学地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等领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英国学者李约瑟是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权威,他十分 中国古代哲学所使用的“通体相关的思维”方法,特别强调从战国时代的庄子到宋代的周敦颐、朱熹等人的贡献,他说:“也许,最现代化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应该归功于庄周、周敦颐和朱熹等人的,要比世人至今所认识到的更多。”( ),在此基础上学习西方文化善于分析的长处。中西思维方式的贯通融合,必定为世界文化带来新的一页,并能使中华文化更迅速地发展。
(甲)对于时迁,金圣叹还说过一句有些石破天惊的话。这句话说道:“时迁、宋江是一流人,定考下下。”这句话后来被张恨水演化为:“王荆公论孟尝好客,谓鸡呜狗盗之徒,出于其门,而客可知。施耐庵之写时迁入水浒,亦正王荆公之意也。一百八人中有时迁一度,而正以证一百八人之未能超于鸡鸣狗盗耳。”(乙)当然如金圣叹、张恨水这一观点,被近人何满子认为是“居心叵测”的、“恶意”的与“反动”的(见何满子《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5月第四次印刷)。暂不纠缠此完全相悖的看法,仅就时迁而言,把时迁与宋江类比,进而让梁山泊众好汉与一并打入“飞檐走壁、跳篱骗马”的时迁同类,这当然是大逆不道的事件。(丙)但是,细细想来,无论宋江领头杀人放火,拉竿扯旗啸聚山林,还是如时迁、孙二娘等辈为混一碗妤饭吃而干些蝇营狗苟之事,在一道统的社会里,其实是没有质的好坏与高低之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