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不仅是倡导、教育出来的，也是管出来的。梳理中外社会文明史就能发现，（ ）。去日本旅游的人，往往会感慨于其公共文明：一丝不苟的垃圾分类，不留一片垃圾在体育赛场， 的公共场所……究其源头，1948年出台的《轻犯罪法》 。即便如此，上世纪80年代，富起来的日本人在走出国门时也产生过大声喧哗、不守秩序，以至于日本媒体写社论提示国民文明出游。可见，约束是压舱石，一旦脱离执法环境、缺少了刚性约束，已经提升的文明素质也可能又倒退回去。又比如，许多人羡慕欧美国家立法保护小动物，殊不知养犬人身上背负的义务条款 ：上保险、打疫苗、戴口套，攻击性犬的主人还需在庭院明显处坚立标牌，等等。在现代社会，法律规则就是在权利与义务之间的那条绳子，松紧适度、两头不落，才能让更多人知边界、明事理、懂规矩、不逾矩。正是因为醉驾入刑，“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在中国社会 ；正是因为“失信者黑名单”制度持续发力，欠债故意不还的老赖开始减少。“一时不文明，时时受约束；一处不文明，处处受阻碍”，只有形成这样的鲜明导向，才能让文月的举止始于自发、成于自觉。

中国印章文化源远流长。印章在古代主要用作身份凭证和行使职权的工具。《说文解字》言“印，执政所持信也”，揭示了印章功能的核心——信。“示信”’，是印章文化功能最本质之点。秦以前，官、私印都称“玺”，起初作为商业交流货物时的凭证。秦以后，印章范围扩大为证明当权者权益的法物。印章和政治仪礼结下了不解之缘，汉初名臣张良 ，解印绶辞归，意味着权力的卸除。

印章的发展史出现过两次高潮，一次在秦汉时期，另一次在明清时期。秦印注重实用，即使是印文、章法，还是外形，都蕴含出一种质朴、自然的美。明清是印章热的时代，期间名家竞起，流派争衡，印学理论更是 ，促成印章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高潮。印章在发展中，出现了丰富的品类，如表字印、室名印、别号印、收藏印、鉴赏印、考订印等等， 。印章可分为实用的、非艺术性的印章和艺术性的印章。 ，这两部分不是截然分开、互不包容的，而是变动不居、互为转换的。

今天，印章的示信功能已明显削弱，但它的美学系统正在加强甚至扩展。（    ），已显露其“出蓝”之势。印章艺术，正以一种中国的语言方式，向世界讲述着文明古国的历史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