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智豁达的苏轼认为，贾谊“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不懂（   ），不能自用其才。而历经宦海沉浮的王安石比苏轼更为（   ），在《贾生》诗中他提出了自用其才的标准。他写道：“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意在表明，君王待臣厚薄，臣子是否自用其才，评价的标准不在于官爵高低，   。 这是很有见地的经验之谈，显然，政治家们要比诗人们眼光更为深笃，值得后人深思和借鉴。透视贾谊的人生际遇和苏轼、王安石等人的诗作情怀，我们可从中受到启迪，那就是要学会自用其才，方能成才。

刘禹锡在《学阮公体》诗中曾言“昔贤多使气，忧国不谋身”，可谓一语道破了古代有才华的读书人和知识分子，即贾谊们的痼疾。他们往往多愁善感，情绪多变。遇有顺境，就激情满怀，意气风发，“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遇到逆境，就心怀愤懑，且自感怀才不遇，“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有的甚至义气用事，（   ），于事无补，于己有害。

（甲）余光中先生是时代之子，刚烈且多情：刚烈，出于多难与抗争；多情，因为感恩和包容。他也是行吟诗人，长江上下，海峡西东，长城内外……新大陆他穿过三十多个州，五大洲他走过四十几个国，但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始终是一个安土重迁的中国人。

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会怀疑中国文学殿堂将要为他辟出一席，他的诗、文、论、译，皆心系中华文脉，在艺术上登临超然物外的高峰，开拓了方块字的表现力。他的地位是那么坚固和饱满，经历过那么多兵荒马乱的年代，见证了太多浮游的情感和短促的艺术流星，有这么一支挺立的笔半个世纪屹立不倒，真是中国人的幸事。

（乙）“五千年的这一头还亮着一盏灯”，五千年是中华文化，“这一头”是诗人创作生命此时此地的位置，“一盏灯”在这里当然就是民族文化的传灯人引燃延续的智慧之光了。

（丙）先生说过，“我在《乡愁》里，在对乡愁的抒发中找到了释放、安顿，也获取了支持和力量”。中国古典文学与传统文化，在先生的创作中，与其说是一种技巧，不如说是一种情感，一种情不自禁的文化孺慕，一种历史归宿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