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山早行

温庭筠

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

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

前赤壁赋

苏轼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尊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甲

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盛，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所有。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纣，以就灭亡哉？盖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以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宇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外示威重，内多险忌。谗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人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灭，为天下之笑，深可痛矣！

——魏征《论时政疏·第一疏》

乙

愿当今之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知存亡之所在，节嗜欲以从人。省畋游之娱，息靡丽之作。罢不急之务，慎偏听之怒。近忠厚，远便佞。杜悦耳之邪说，甘苦口之忠言。去易进之人，贱难得之货。采尧舜之诽谤，追禹汤之罪己。惜十家之产，顺百姓之心。近取诸身，恕以待物。思劳谦以受益，不自满以招损。有动则庶类以和，出言则千里斯应。超上德于前载，树风声于后昆。圣哲之宏规，帝王之盛业，能事斯毕，在乎慎守而已。

——魏征《论时政疏·第三疏》

①中国人喜欢赞美苦难，认为苦难能磨练一个人的意志，从而使一个人变得坚强和伟大。过去有一句话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因而，现在的“成功人士”都喜欢把自己的过去说得一无所有，几乎每一个企业家都是白手起家，告贷无门，最后忍辱负重，不惜腆颜事敌，终获成功。流风所及，甚至一篇普通的中学生作文也总是喜欢讴歌母亲的任劳任怨，含辛茹苦，终将自己拉扯成人。但母亲的苦难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谁应该对这种苦难负责？但在这些作品里，现实的苦难远远没有浪漫的抒情重要，不但不重要，好像还应该感谢似的。

②其实，苦难并不总是孕育伟大。相反，在很多情况下，它毁坏了人的尊严，伤害了人的心灵，扼杀了天才的创造力。中国人在讲到苦难时，喜欢引用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话：“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①》；屈原放逐，乃赋《②》；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但几乎所有的引用者都忽略了前面的几句话：“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谁也不能说，文王不拘就演不出《周易》；仲尼不厄就写不出《 》……

③这牵扯到中国人如何对待苦难的问题。苦难在一定的意义上，提升了人的精神品质，增强了人自我实现的能力，使得一个人可以最大限度地摆脱生命的庸碌。但不是所有的苦难都能转化为创造的动力，苦难转化为创造的动力是有条件的。首要的条件就是苦难的承担者必须具有非凡的毅力和超人的心智，以及对自己牺牲较低价值换取更高价值的坚定信念。对处于历史关头的承当者来说，这种选择有时会变得异常残酷。因为它不仅要牺牲自己的健康、安逸和生命，有时甚至会影响到别人的健康、安逸和生命，而且更令人丧气的是，即便牺牲了自己和别人的健康、安逸和生命也不一定能换回自己所期望的目标。它需要牺牲者的才力、勤奋和机遇都处于一个比较协调的状态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人们的创造精神被苦难和凄惨的生活窒息。在荣誉、金钱和地位的诱惑面前，在只有按照既定的方式生活才能获得尊严的社会里，要让所有的人都顶住贫困、疾病以及各种世俗专断势力的压迫从事他所心仪的事业，未免是一种奢望；在离婚、抄家、监禁、杀戮、秘密处决、甚至灭门九族的威慑面前，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扼住命运的咽喉向撒旦宣战，而大多数人则选择了投降。在他们看来，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要牺牲世界上那么多的好东西来保全它，就未必值得。这就是历史上被处宫刑的人多矣，而司马迁只有一个的原因。

④其次，对制造苦难的人来说，也要有最低限度的容忍。一般来说，不能剥夺受苦难者的生命，因为生命是创造一切价值的基础。仁人志士可以不顾及自己的生命，但如果牺牲了生命也无法换取更大的目标，这种牺牲就变得毫无意义。在生命保全的前提下，牺牲者必须要能得到最低限度的自由。 “文王拘而演《周易》”当然是历史佳话，但我想，商纣王的监狱里一定没有牢头狱霸，否则，保命尚且不暇，哪里顾得上推演八卦？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挂冠归乡，写下一系列脍炙人口的隐逸诗篇，但本人自述尚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如果土地收归国有，房屋又面临强制拆迁，恐怕他老人家也难吟唱“归去来兮”。

⑤中国的传记作家喜欢描摹传主的不幸，最终给人一个印象：这些传主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不是靠他们自身的才华和努力，而是靠苦难本身的孕育。而且，越苦难越磨练意志。在游览长城、兵马俑、故宫、颐和园等名胜古迹时，我们常常听到一句陈陈相因的话：“这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但解说员甚至是学者们没有告诉我们的是，“这些古代劳动人民”是不是愿意发挥他们的智慧？这些“结晶”又是怎样形成的？一切没有选择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没有价值的。不要总是表扬一个下岗工人勤俭节约，也不要总是赞美农民勤劳憨厚。如果不问选择和被迫的区分，一味赞叹受难者的勤劳勇敢，即使他们的工作真对后人有意义，也显得我们全无心肝。

⑥中国的文人学士喜欢把一切问题都“泛道德化”。一座偌大的城市十里不见厕所，市民忍耻到墙角排泄，论者归结为“素质低”，而全然不管市政当局的不作为；一个乡村教师三十年如一日，省吃节用，自费买砖，亲自手提肩背，将一座学校背上山，媒体高度赞扬他的“主人翁精神”，而只字不提教育部门的失职；一个云南乡村的女邮电员工资不够坐车，步行穿山，独自往返数百公里，好多地方要靠溜索穿越，记者采访完毕，只是一个劲地称赞她的任劳任怨……

⑦这种冷血文化培养出的冷血道德，鲁迅称之为“瞒和骗”。“瞒和骗”的要诀在于，闭上眼睛，绕开真实人生，把一切需要改良的现实问题转化成一个无私奉献的道德自律问题，然后用形而上的空洞抒情代替形而下的技术改进。苦难和苦难的制造者就这样一起消失。

《鲁迅全集》序

蔡元培

“行山阴道上，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令人应接不暇”，有这种环境，所以历代有著名的文学家美术家，其中如王逸少的书，陆放翁的诗，尤为永久流行的作品。最近时期，为旧文学殿军的，有李越缦先生，为新文学开山的，有周豫才先生，即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本受清代学者的濡染，所以他杂集会稽郡故书，校《嵇康集》，辑谢承《后汉书》，编《汉碑帖》《六朝墓志目录》《六朝造像目录》等，完全用清儒家法。惟彼又深研科学，酷爱美术，故不为清儒所囿，而又有他方面的发展，例如科学小说的翻译，《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等，已打破清儒轻视小说之习惯；又金石学为自宋以来较发展之学，而未有注意于汉碑之图案者，鲁迅先生独注意于此项材料之搜罗，推而至于《引玉集》《木刻纪程》《北平笺谱》等等，均为旧时代的考据家赏鉴家所未曾著手。

先生阅世既深，有种种不忍见不忍闻的事实，而自己又有一种理想的世界，蕴积既久，非一吐不快，但彼既博览而又虚衷，对于世界文学家之作品，有所见略同者，尽量的移译，理论的有卢那卡尔斯基，蒲力汗诺夫之《艺术论》等；写实的有阿尔志跋绥夫之《工人绥惠略夫》，果戈理之《死魂灵》等；描写理想的有爱罗先珂及其他作者之童话等，占全集之半，真是谦而勤了。

“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虽也痛快，但人心不同如其面，环境的触发，时间的经过，必有种种蕴积的思想，不能得到一种相当的译本可以发舒的，于是有创作。鲁迅先生的创作，除《坟》《呐喊》《野草》数种外，均成于一九二五至一九三六年中，其文体除小说三种，散文诗一种，书信一种外，均为杂文与短评，以十二年光阴成此多许的作品，他的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的写出来，这是何等天才！又是何等学力！

综观《鲁迅先生全集》，虽亦有几种工作，与越缦先生相类似的，但方面较多，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然欤否欤，质诸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