扑进画框

韩少功

我一眼就看上了这片湖水。

汽车爬高已经力不从心的时候，车头大喘一声，突然一落。一片巨大的蓝色冷不防冒出来，使乘客们的心境顿时空阔和清凉。前面还在修路，汽车停在大坝上，不能再往前走了。乘客如果还要前行，投访蓝色水面那一边的迷蒙之处，就只能收拾自己的行李，疲惫地去水边找船。这使我想起了古典小说里的场面：好汉们穷途末路来到水边，幸有酒保前来接头，一支响箭向湖中，芦苇泊里便有造反者的快船闪出这支从古代射来的响箭，射穿了宋代元代明代清代民国新中国，疾风嗖嗖又余音袅袅我今天也在这里落草？

我从没见过这个水库它建于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是我离开了这里之后。据说它与另外两个大水库让山外数十万亩农田受益，也给老山里的人带来了驾船与打鱼一类新的生计。这让我多少有些好奇。

当时这里也有知青点，其中大部分是我中学的同学，曾给我提供过红薯和糍粑，用竹筒一次次为我吹燃火塘里的火苗。他们落户的地点，如今已被大水淹没，一片碧波浩渺中无处可寻。当机动木船突突突犁开碧浪时，我没有参与本地船客们的说笑，只是默默地观察和测量着水面。我知道，就在此刻，就在脚下，在船下暗无天日的水深之处，有我熟悉的石阶和墙垣正在飘移，有我熟悉的灶台和门槛已经残腐，正在被鱼虾探访。某一块石板上可能还留有我当年的刻痕：一个不成形的棋盘。

巴童浑不寝，夜半有行舟。这是杜甫的诗。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是张继的诗。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这是贾长江的诗。芦荻荒寒野水平，四周唧唧夜虫声。长眠人亦眠难稳，独倚枯松看月明。这是《阅微草堂笔记》中俞君祺的诗。机船剪破一匹匹水中的山林倒影，绕过一个个湖心荒岛，进入了老山一道越来越窄的皱折，沉落在两山间一道越来越窄的天空之下。我感觉到这船不光是在空间里航行，而且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画廊里巡游，驶入古人幽深的诗境。

我用手机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在柴油机的轰闹中听不太清楚，只听到他一句惊讶：你在哪里？你真的去了八景？他是说这个乡的名字。

为什么不？

你就打算住在那里？

不行吗？

我觉得他的停顿有些奇怪。

融入山水的生活，经常流汗劳动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自由和最清洁的生活？接近土地和五谷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可靠和最本真的生活？我被城市接纳和滋养了三十年，如果不故作矫情，当心怀感激和长存思念。我的很多亲人和朋友都在城市。我的工作也离不开城市。但城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已越来越陌生，在我的急匆匆上下班的线路两旁与我越来越没有关系，很难被我细看一眼；在媒体中的罪案新闻和八卦新闻与我也格格不入，哪怕看一眼也会心生厌倦。我一直不愿被城市的高楼所挤压，不愿被城市的噪声所烧灼，不愿被城市的电梯和沙发一次次拘押。大街上汽车交织如梭的钢铁鼠流，还有楼墙上布满空调机盒子的钢铁肉斑，如同现代的鼠疫和麻风，更让我一次次惊悚，差点以为古代灾疫又一次入城。侏罗纪也出现了，水泥的巨蜥和水泥的恐龙已经以立交桥的名义，张牙舞爪扑向了我的窗口。

生活有什么意义呢？酒吧里的男女们疲惫地追问，大多找不出答案。就像一台老式留声机出了故障，唱针永远停留在不断反复的这一句，无法再读取往后的声音。这些男女通常会在自己的墙头挂一些带框的风光照片或风光绘画，算是他们记忆童年和记忆大自然的三两存根，或者是对自己许诺美好未来的几张期票。未来迟迟无法兑现，也许永远无法兑现他们是被什么力量久久困锁在画框之外？对于都市人来说，画框里的山山水水真是那样遥不可及？

我不相信，于是扑嗵一声扑进画框里来了。

（节选自韩少功《山居心情》）

文明的共相 

回溯我们历史演变的经验，有两条最重要：一是传统不能割断，二是世界不能脱离。清代的问题，就是它与世界相脱离，闭上了对外交往的大门。近30年以来作为基本国策的改革开放，目标之一就是让我们进入世界的大家庭，不脱离开世界大势来孤立地考虑自己的问题。 

历史的反思，传统的承继，归根结底是要整合自己的资源，为现代化建设所用。因此近年的传统文化受到重视，国学的提倡，诚然是理所必至的好事情。可是随着大家为重建传统所做的努力，也有一些意外之见和意外之行，值得我们检讨和反思。比如小学生设立国学班倒也罢了，却要小孩子们穿上古代的袍服，念《论语》还要摇头晃脑，此理实不可解。又比如有人提出恢复黄帝纪历，这个想法显然是不可取的。以公元来纪历，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必要一步，连纪历都要改变，近代以来未之闻也。虽然是个别的说法，也够让人感到意外的了。有人提出奥运会中国运动员入场服装要穿所谓“汉服”。什么是“汉服”？唐朝的，宋朝的，还是清朝的？还有的提出要改学位服，我的看法，这不一定是明智之举。 

文明是有它的共相的。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求同”比“立异”重要得多。虽然我们做学术研究不能不区分出“异”，但是区分“异”的目标结果是为了求其“同”。 

我历来认为，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异”来追求那个“同”。钱钟书的《管锥编》、《谈艺录》中谈到对各国文学与文化的比较，而比较的结果和目的，是尚同，“心同理同”、“貌异心同”一类字眼，在他的著作中反复出现。他还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钟书不刻意“立异”，而是追求“同”，这是非常重要的。真正的大学者，都不以“立异”为尚，“立异”不是有学问的表现。 

对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现在很多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现代化的模式不应该是一个。从历史上来看，以前的两个模式：一个是欧洲的模式，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化的模式；第二个就是北美的模式，也是对现代化影响最大的一个模式。但是，当东亚兴起之后，特别是中国兴盛之后，人们在探讨有没有第三种现代化的模式？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与欧洲、北美的模式一定是一样的吗？我看，不一定。 

尽管如此，在人类生命存在的基本价值层面，比如生存的渴望、爱的追求、趋利避害的心理、对灾难的应对等等，这些人性的基本追求方面，人类的共同之处是非常之多的，而不是简单以国家、民族作为分界的。照说作为文化符号的语言，是最能见出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的，但已故的美国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的大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史华慈先生，曾亲口对我说过，连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重要。 

我们在重建文化传统的过程当中，一些传统节日恢复了原来的位置，我对此是完全赞同的。像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这些非常富有文化意味的中国传统节日，历来为我国民众所喜爱，放假、休闲、游乐，不仅是连接传统、恢复记忆的需要，也是民族文化的狂欢。 

但我们亦不要忘记，我们是世界大家庭的一个成员，人类文明当中一些共性的东西、共相的东西，我们不会也不可能例外。 

　　(摘自《人民日报》2008年2月1日，作者刘梦溪)